話歸正傳，我問這位月台上萍水相逢的青年大學生，你喜歡什麽流派的詩歌，他說，他們有他們一代人的想法與思考，還說不出什麽流派來。粗看起來，他似乎與南部農村來讀書的青年差不多，仔細觀察，在他身上還能依稀感覺到那麽一點南國文學青年的氣質。厚厚的眼鏡下面，是一對有幻想力的單純的眼睛。

我突然想到二十多年以前，當年我二十來歲，正在中國大地上漫遊兩萬裏，從風陵渡、敦煌、青海湖到桂林，到處留下我的足跡。那時的我，也許與他有些精神上的相近處。也許與他進一步深談可以從他身上讀到我當年的影子。然而，這一切只能是失之交臂。火車很快就來了，我祝願他實現自己的理想，他謝謝我。我們買的是不同車廂的票，分坐在不同的地方，直到下車，我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正如天際偶然相遇的兩顆流星，又匆匆消失在茫茫的天際。在大陸好像已經很少能遇到這樣的文學青年，在台北這個現代化的世俗化的大都市，我好像也再沒有見到過這樣的人。但在台灣中南部，仍然可以邂逅這樣的青年人，真有意思。

在台灣坐火車旅行真是一種獨特的享受，與日本新幹線一樣的舒適的全封閉空調車廂裏，乘客並不多，車廂裏清潔而安靜。這時我打開手提筆記本電腦，在電腦上盡情抒寫自己一天來的感受，望著窗外那些綠野中的山巒，山上是濃密的森林，幾乎看不到一塊裸露的黃土。路邊是芭蕉與棕櫚樹。農舍已經不再是傳統式的，而大多是白墻紅瓦。在列車上，你四周沒有任何認識的人，這樣也有好處，這是一種獨特的孤獨感，一種無意中從旅行的漂泊生活中獲得的自由空間。你有充分的自由去觀察你四周的一切。

上午三個小時在火車上也是在電腦鍵盤的打擊中渡過的。我想起了高爾基在他的處女作《馬卡爾•楚得拉》中的老牧人的那句話：“人生就是這樣，到處走走，到處看看，看夠了，就躺下來死掉。”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始終是一個人，對一切感到新奇，見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你此生中見到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就像是兩顆流星在天際偶然相遇，又匆匆離別。然而卻在記憶中永遠留下了這些淡淡的然而又美好的回憶。我喜歡一個人的旅行，孤單中可以防止多人組團旅行形成的團體氣氛封閉性。這種漂泊感會使你不得不融入到新環境中去，去感受周圍的一切。早在七十年代初期，我就作為一個青年漂泊者在中國大地上漫遊了二萬裏，並沿途記下了七萬字的日記。現在我又一次進入那種漂泊式的旅遊的新鮮感受中了。

第三天 晴 一個投藍營票的台東本省人

早上，從花蓮壽豐站上車赴台東。到台東已經是十一點多鐘，W小姐來接，她是我在台北C先生的學生的學生。我們在附近一家小餐館簡單用餐以後，她開車帶我到她認為台東最好的海濱去處。那是一個相當優美的海灣，站在小咖啡館的露台上，一眼望出去，雪白的海浪在藍色的太平洋上翻滾。遠方朦朧處是一個藍色的小島。四周的一切是如此安謐寧靜。這一路上，熱帶的林木沿著公路展現在面前，使我想到了當年到過的美國南加州的風光。雖然，台東被認為是全台灣最偏遠落後的地區，台北人也很少來這裏，大陸來的人更少。但這裏的旅遊資源卻相當豐富，公共設施也相當不錯，實在感受不到落後的感覺。

W小姐是個熱心人，一路上她講到大陸時就十分欽佩，總是說大陸真大，大陸好玩的地方真多，台灣太小了，她從來沒有去過大陸，只是從當地去過大陸的朋友那裏聽到了上海，多次向我說起上海發展得真快。遺憾的是她由於是公職人員，不能去大陸，要退職以後十年才能去。她的祖父已經去過大陸三次，特別喜歡上海與杭州，也許她受到祖父耳濡目染的影響。

台灣人說上海好，這是我在台灣聽到的最多的話，只要我對陌生的台灣人自報家門，說來自上海，就會從對方眼神裏看出對上海的由衷的稱讚。記得有一次，在台北街上遇到一位牽狗的青年，要把他的小狗賣給我，我說我回大陸無法帶狗上機，他聽說我來自上海，脫口說出的一句話就是，上海人比我們台北人有錢。我笑起來了。說那不見得，但卻從他的話中體會到上海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印象。在電視上也常有主持人說，“到了上海才知道什麽是錢少，到了台北才知道什麽是吵鬧”。

再回頭說說這位W小姐，她是地道的本省人。她家三百年前從廣東那邊過來，原來住在彰化，後來全家遷到台東。她說她是四分之一的客家人，四分之三的閩南人。她是受過教育的普通台灣青年，我偶然問起她投票給誰，她說投給連戰（作者按：此時是2004年六月），原因是陳水扁四年來沒有給公務員加薪，而物價卻上漲了許多。但她並不認為連戰就好，只是相對而言找不到更合適的總統候選人，不得己投票給連戰。

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本省人，而且從來沒有去過大陸，卻對大陸來客如此熱情友好，談起大陸來總是由衷稱讚，而且也投藍營的票，這說明什麽？說明現實生活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人們都容易產生簡單化的概括思維。簡化與概括固然是抽象思維的本質，但當人們這樣做時，往往會不自覺地把豐富的現實生活簡化為一些刻板的印象。其實，我想，現實的情況就是這樣的：一方面，台獨人士出於政治理念的需要，不斷通過各種競爭性的民主制度的渠道，宣傳台獨理念，並不斷炒作悲情意識，把本省人說成是受難者，外省人是“侵略者”，，這樣做會把他們原來的排他性的地方主義激活。這確實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有人說，台南甚至形成這樣一種話語，“那怕阿扁是強奸犯也要選阿扁，因為他代表本省人的利益。”這當然是選戰時最極端的言說之一。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地方排他性與意識形態相結合的一種表現。另一方面，南方本省人卻在現實生活中，在十多年兩岸經濟互動過程中，在不斷來往於兩岸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活生生的經驗，正是這種經驗，在民間的存在，抵制著台獨對大陸的妖魔化與意識形態化。

下午參觀原住民博物館。三點多以後我返回原住民旅館（房費每天900元），是一個很幹凈的榻榻米，設備齊全，一覺睡下去，睡到七點天黑才醒來。

一個當過日本兵的國民黨老兵

傍晚時分，從賓館出來，走到一條小街上的小面館用餐，然後漫步到附近一家小雜貨店，去買明天早上用的盒裝牛奶。與小雜貨店的老板閑聊。一談起來，就聽出這位八十三歲的老人可能是位大陸過來的退役老兵。因為他說的是一口帶河南口音的普通話。

他的經歷十分豐富奇特。他原先是馮玉祥的國民黨軍士兵，十九歲時在洛陽會戰中被日本軍隊俘虜，於是就參加了日本軍隊。後來到了台灣，成為駐台灣的中國籍日本兵，以後又隨日軍駐菲律賓、印尼、還駐到日本本土。到了抗戰勝利，又從日本返回大陸，居然又第二次參加了國民黨軍隊，並又於民國三十八年即1949年隨國民黨軍來到台灣，五十年代後期退伍，退下來後在台東氣象站工作到退休。至今還拿一萬元退伍軍人費，他順手把一份氣象局的過年慰問信遞給我看。這樣算下來，氣象局四十多年如一日地逢年過節給他寄發慰問信，至今還沒有中斷過。

對於一位大陸人來說，使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對自己這樣一段從軍的經歷如何解讀。從與他的談話看來，他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意識來看待這一段經歷。他說當兵就是為了吃飯，那裏有飯吃，就在那裏當兵。他從抽屜裏翻出一張放大到十寸的穿日本軍裝的相片給我看，那是他二十一歲時照的，這肯定是他最得意的一張相片。否則他不會留到現在，並放在手中可以隨時拿到的地方。相片裏的他長得有點胖，頗有點神氣活現的樣子，看來在日本軍隊裏吃得很好。我問，你從日本回到中國大陸，再當國民黨軍，軍隊裏有沒有歧視你這個前日本軍人？他說這時很自然，國民黨軍隊裏過去也有日本士兵。

我問他在國民黨軍隊裏與日本軍隊裏當兵，有什麽不同的體會，他說，中國人什麽都知道，但知道了並不一定去做，什麽都說得好好的，做起來就是另一回事，（他說的大概意思是言行不一。）而日本兵只知道服從上級軍隊，除此什麽都不知道。他還說，當兵時新兵最容易死，因為他們什麽都不懂。而老兵則很喜歡打仗。我問為什麽，他解釋說，因為平時有軍紀要求，打仗前就放任軍隊自行其是，這就出現了燒殺搶事件，也沒有人管。我不知道他說的是國民黨軍隊還是當年在日本軍隊。也不好再問。這位八十三歲的老頭看上去身體相當健康，頭腦清楚，與昨天見到的那位前志願軍戰俘頗為不同。最使我奇怪的，他居然沒有什麽我們最敏感的政治是非觀念。在他看來，他就是個可以為任何人當兵的職業士兵。

聽到我是來自上海的，他又回憶起當年在上海的情景，他八十年代初期回河南老家一次。此後再沒有回去過，在台東已經渡過了半個世紀，也不再想家，畢竟這裏已經習慣了。他的小店很淩亂，也不太幹凈。他的兩個兒子都在西部工作，都是當警察的。我告辭時，他站起來送我到店外，並與我握手告別，說了一句，今天見到了家鄉人了。

這件事的意義何在？我想，我體會到兩岸政治文化上的差異，在台灣的權威主義政治體制下，意識形態的是非價值觀念，相對而言比較弱化。在國民黨當政時，官家對於士兵，只要是為台灣政權服役，以前的經歷並不重要，甚至完全可以不予註意。一般民眾也是如此。正因為如此，這位馮玉祥的士兵可以一變而為國民黨軍人，又一變而為日本士兵，日本戰敗後這位日本軍隊的士兵又回中國，居然還是可以參加國民黨軍，並在台灣也沒有受到過什麽政治壓力，他之所以能保留那張日本軍人相片，並毫不介意地拿出來給一位來自大陸的陌生人看，說明在這裏，此類事已經司空見慣。從來沒有受到過政治上的追究。而在中國大陸，建國以來，意識形態對政治效忠的要求遠要嚴格得多，“文革”時，那怕一位前國民黨時期的小公務員參加過國民黨，都成為嚴厲追究的對象。我們大陸有很強的“政治正確”的觀念。如果這位老人在大陸，把這樣穿日本軍服的神氣活現的照片拿出來示人，至今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不過，隨著時代變化，原來在歷史上形成的的政治標準逐漸淡出也是自然趨勢。記得八十年代有一句頗為流行的政治用語，叫做“愛國不分先後”。只要愛自己祖國，過去信仰什麽主義已經並不那麽重要，這正表明我們價值觀念的變化。在台灣與大陸都正在經歷這一過程。

第四天 晴 “你們大陸人不像我們心目中的唐山人”

早上八點半F先生來接我去火車站，九點正，列車從台東繼續南行，向屏東前進，一路上我繼續在手提電腦上寫日記。每次旅行我都有這樣的習慣，一定要把剛經歷的事記下來，否則下次再記就會失去那種新鮮親切的感受。

十一點四十分抵屏東。L先生穿著一雙塑料拖鞋，開著一部很舊的轎車來車站接我。L先生第一眼給人的感覺就是為人豁達開朗，在他面前你會毫無拘束。他的身份很特別，他是台北某大學的國際關系的博士班學生，幾年前，曾經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研究了一段時期。對大陸可以說相當了解。然而，他現在的正式職業卻不是做學問，而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台南普通的養豬個體戶，他一家三口人，加上雇了一個幫手，經營著一個自動化程度很高的養豬場，居然一共養了二千頭豬，此外，還開了一家飼料廠。他自由地選擇了養豬作為自己的主要事業，他的角色跨度如此之大，並樂在其中，實在令人印象深刻。L先生是土生土長的南部人，今後兩天我可以無拘無束與他交談，這是了解一位典型的南部草根知識分子兼農民企業家想法的好機會。後來發生的一切表明，今天確實是台南之行以來收獲最大的一天。

一路上，他邊開車，邊把話盒子打開了，他說出的第一句話就十分坦率。他說，你們大陸人變了，變得與台灣人原來想象中的唐山（這是台灣人傳統對大陸人的稱呼）人有很大的不同。他說幾年前去過大陸，並在北京生活過兩年。他很不客氣地說，大陸人大概經過了革命，革命已經把人性改造了。你們不太懂得寬厚之道。你們總是咄咄逼人，總是像家長制那樣以勢壓人，你們與人們心目中的唐山人的溫良寬厚有很大的不同。他又舉了那個我早就知道的關於沙祖康在電視裏的那個著名例子。

早在台北時，就有台灣朋友對我說，在非典流行時期，一位台灣記者在國際場合曾追問當時的中國駐聯合國衛生組織代表沙祖康：“什麽時候聯合國的衛生官員可以到台灣來指導防範沙斯的工作？”這位大陸官員居然把西裝裏子向外揚了一揚說，“誰管你們呵！”然後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就是這個鏡頭，成為比任何廣告播放次數都多的經典鏡頭，每隔幾分鐘就會頻繁地出現在台灣電視的各個頻道上。它深深地印記在台灣人的頭腦中。台灣婦孺幾乎無人不知，台獨分子大大地利用了它所具有的廣告效應來鼓吹他們的“脫中國化”。我在台灣已經聽到好些人議論起過這一件事。

這一次我仍然為我們的沙先生進行辯護。我還說，即使沙先生是如此，他也是個別人，這也不一定代表大陸人對台灣的態度。絕大多數大陸人決不會這樣對待台灣同胞。我還舉了一個台灣老人自己告訴我的例子，這位老台胞在幾十年來第一次返鄉剛過長江後，載他的汽車碰壞了某個村子裏人家的一面墻，　當主人聽說是台胞，就主動說不用賠了。

J先生卻以沙先生的例子來證明大陸人的“人性已經被扭曲了。”大陸人已經失去了起碼的同情心。他說只有家長專制下的人，才會養成如此冷漠而近乎殘酷的態度。他說的最重的一句話是，如果大陸與台灣統一後，讓沙祖康這樣的人來治理台灣將會意味著什麽？你想我們怎麽敢統一？看來這件事給台灣人印象太負面了。（作者附記：二年後的今天，胡溫提出和諧社會，也同樣適應於對廣大台灣同胞，我們的官員包括沙先生也許在工作方法上會有所長進，不至於使仇者快親者痛，“憤怒的詩人”角色並不是在所有的場合都是合適的，尤其是兩岸充滿不信任的氣氛時。）

我們在一家鄉村簡易餐館裏坐了下來聊天。我很想知道台灣人對大陸看法的歷史變化。J先生說，民國38年（即1949年）以前，台灣人並不排斥大陸人，中日戰爭結束後，我們台灣人是發自內心地歡迎國軍來台灣的。甚至對國軍的到來還有點浪漫的期待。但沒有想到的是，國軍紀律如此之差，穿得衣著不整，連鞋帶都不系。他舉例子說，那些國軍來台灣時，明明有迎接他們的大轎車讓他們坐，他們有車門開著卻不從車門進，卻偏偏要從窗口裏進爬著進去！這樣的紀律怎麽讓人看得下去？如果沒有系鞋帶，也可以理解，中國大陸那時窮，軍隊供給不好，但精神狀態怎麽與被戰敗的日本兵反了過來？戰敗的日本兵離台時反而像是凱旋歸國，整齊地開步走，勝利的國軍反而象兵敗如山倒似的遊兵散勇，毫無軍紀可言。如何讓台灣人對大陸政權產生認同感？

他說，大陸人，韓國人都恨日本人，這很正常，因為日本人做了許多壞事，然而相對而言，台灣人對日本人的確比較有好感，一個原因是，日本人在台灣實行的政策，是把台灣當作日本的“國土”來對待的，不同於它在其他殖民地的政策。另外，國民黨當年表現得也實在太差勁了。引起了台灣人的反感。他說，其實，日本人應該感謝國民黨，因為日本人把台灣人變成“二等公民”，而國民黨卻把台灣人變成“三等公民”。因此，處於“三等公民”的台灣人，於是反而會對把台灣人看作“二等公民”的日本人產生了好感。日本人守法意識強，台灣人也在日本統治時期學會了守法，但統治的國民黨卻不守法，腐敗加上二二八事件，讓台灣本地人與國民黨結下了仇。而你們現在大陸用飛彈來壓我們，好像我們害怕了就會同意統一了。由於我們覺得大陸不講理，於是我們就會把對當年國民黨的仇恨又轉移至大陸人身上來了。其實，從兩岸關系剛開始解凍時，台灣人對大陸並沒有像後來那樣不滿。

我說，對國民黨，你們要想到他們對台灣發展的貢獻，不要只想到二二八，台灣貧富差距之小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其原因之一是國民黨來到台灣後就成功地搞了三七五減租。又搞了和平土改，使耕者有其田，佃農階級從此不覆存在，這些自耕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又大量地轉化為中小企業家階級與城市中產階級，這是台灣現代化成功的最大秘密所在。

對此，J先生的看法是，台灣和平土改確實幹凈利落，為什麽國民黨在大陸沒有這樣幹？原因是大陸政權與台灣本土士紳之間沒有深密的關系，他們是外來的，與本地地主關系很淺。而且可以趁勢削弱自己的對手。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我說這也不盡然，湯恩伯的部隊在1932年攻打皖西蘇區時，也知道當地老百姓參加紅軍是地主剝削太重，他們在圍剿紅軍以前就召集當地地主開會，強行命令地租不得超過25%。據說收效還不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也有平均地權，問題是歷史沒有給國民黨足夠的機會與時間。在這方面共產黨就成功得多。

我還說，其實台灣人對大陸有很多誤解，我們的飛彈放在那裏，主要是表示一種決心，而並不是對台灣老百姓。我們不得不申張我們的決心。我們是做給國際上的另外一些國家看的。不過我也承認，據我的觀察，當年我們的飛彈警示效果並不理想。

他說，日本人對台灣的經營是費了一點苦心的，從日本從1895年日清戰爭結束後獲得台灣，到1920年代以前，一直是每年把大批預算投入台灣，而沒有從台灣獲得收益。台灣變成了日本的一個沈重經濟負擔。以至於當年日本議會中，有人遞交了一個提案，建議把台灣在國際市場上拍賣掉。直到1920年以後，日本才開始從台灣每年獲得收益。台灣的教育程度，1923年已經達23%，而當時中國大陸的識字率要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