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兩年以前的春夏之際，我應邀在台灣訪問一個月，其間，乘火車南下，單身一人從台北到花蓮、台東、台南、屏東、苗栗等地旅行了一周。每到一地，就會有一位當地朋友按預先的約定，到火車站接待我，帶我領略當地的風土人情。第二天，我繼續乘火車南行。下一站又有一位新朋友應約在車站等候著我。於是新的一天旅程又開始了。這些都是我的一位熱心的台北朋友C先生的精心安排。我於是享受到一個漂泊者的旅行感受。我每天用手提電腦把當天的新鮮感受寫下來，於是就有了以下這篇一萬多字的台灣南行日記。

2006年底，我又第三次去台灣訪問了一個月，台灣朋友說，大陸學者到台灣來過三次的並不多，他還說，而我每次都能單身一個人在一個月時間內，充分自由地在各處旅行，能這樣做的大陸人就更少了。看來我是相當幸運的了。然而，與台灣學者到大陸來的機會相比，大陸人到台灣旅行的機會仍然少得不成比例。有一位台灣學者告訴我，十年來，他至少到大陸二百多次。聽了他的話，使我覺得我更有責任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告訴大家。這也許對於理解一個真實的台灣的方方面面更有幫助。

第一天 晴 我所見到的一位前志願軍

今天早上從台北車站乘火車出發，十一點多鐘，火車抵花蓮， Z先生開車來接我。Z先生是花蓮東華大學的政治學研究生。花蓮是台灣東海岸邊的一個小城市，大約只二十萬人口。雖然城市的整體風格更多地受北部台灣文化的影響。但明顯地感覺到世外桃源般的恬靜的小城鎮之美。

下午參觀了當地橫貫公路的棧道工程。整個工程都是由當年大陸老兵靠人工在大理石山巖上開辟出來的，花了整整二十年，才使這一軍用公路得以完工。這條公路被用來連接台灣東部與西部之間的交通，整條公路都是在堅硬無比的大理石山間開鑿出來的。其氣勢之宏偉，工程之浩大，風景之奇麗，令人嘆為觀止。許多洋人與我們一起來此參觀，可見這一橫貫公路在旅遊上的吸引力。不知怎的，台灣的橫貫公路的浩大工種使我想起了我們大陸的紅旗渠。只要是中國人，這個民族的堅忍耐苦，勤奮都會在任何地方表現出來。

傍晚，我們驅車路過一個退役老兵聚居的大陳二村。說實在話，這才是我這樣的大陸來客最感興趣的地方。大陳二村是台灣各地都可見到的普通的眷村，在一張廢棄在路邊的舊沙發上，坐著一個老頭，估計就是大陸來的老兵。我主動上去問好，老兵立刻就打開話盒子。老頭看上去身體還很健朗，但思路已經不太清晰，說話不斷重覆，但大體上還是能聽出他的意思。老頭姓汪，是當年志願軍的被俘人員，山東濟南附近某縣人，據他說，1950年他們那個軍的軍長（作者按：估計是師長，可能是60軍180師。）聽錯了電話，要他們後撤，這個軍長卻聽成要他的軍前進，於是孤軍深入，到了一座山上紮營，被聯合國軍重重包圍，連吃的東西也沒有了。美國軍隊用台灣人喊話，告訴他們如何投降。例如把槍舉起來，向右邊走出去，等等。後來這個志願軍部隊就集體被俘了。

我問他為什麽不要求遣返回大陸，他說他根本不願意回大陸，這使我頗為驚奇。他說，他參軍前就不喜歡山東當地的新政府。他說了山東老解放區共產黨如何不好的一些話，（我估計他可能是地主富農之類的出身，土改時家裏受到很大的沖擊。）正因為如此，他被俘以後堅決拒絕遣返。為了表示決心，在印度中立方人士問其志願時，他及其他那些堅持拒絕遣返的戰俘在手上刻字，說明自己是鐵定回不去了。我看到手臂上刻的是“殺X拔X，反X抵X，消滅共X”十二個字。還有一幅漫畫也刻在皮膚上。後來他來台灣參加了國民黨軍，在澎湖服役，直到1969年才退伍——他現在已經七十多歲了——他退伍後一直沒能討上老婆，直到大陸開放探親，才從大陸娶來老婆。所以他的孩子至今才只有16歲。

不一會，一個小夥子從小巷子裏騎車出來，從他身邊經過，他指著說那就是他的兒子。我向這小夥子打招呼，他也點頭示意，騎著自行車走了。這位退伍老兵至今還沒有回過山東老家，他說是那裏已經沒有親人，青年一輩的都不認識他。回去也沒有多大意思。

又過一會兒，一位中年婦女路過時搭話，這就是他前些年從大陸娶過來的太太。她說從大陸嫁過來後，就沒有辦法找到工作。這位老兵每月有津貼一萬三千元，合人民幣三千多元。住的地方很簡陋，像是普遍的簡易房。這在台灣就是貧民窟了，但還比較幹凈。眷村有些人家門口還掛著一面已經褪了色的舊青天白日旗。他們是鐵桿的深藍支持者。臨走時，我與這個老兵合了個影，祝他晚年過得順心如意。此一帶眷村特別多，原因是從1956年台灣當局修軍用公路，從南部台灣一直修到花蓮，工程隊才解散，當局建造了榮民之家，來安置成不了家的老單身退伍軍人，成了家的老兵則搬了出來，在附近蓋了房子，於是就成了這樣的眷村。一般而言，由退伍軍人自己建造的這些眷村的房子質量要比台灣當局出資建造的“榮民之家”要差得多。

台灣人悲情與兩岸張力

陪我在花蓮旅遊的這位東華大學研究生Z先生，說現在的台灣人，中間派占多數，但中間派中的漸獨派比漸統派人數越來越占多數。這是民進黨當政者不斷宣傳灌輸的結果，久而久之，台灣國家意識就這樣發酵起來。Z先生還說，台灣人並不認為這有什麽危險，大陸說得久了，他們已經麻木了，覺得有美國保護，不會有什麽。他說，這正如當年伊拉克一樣，全世界都相信美國會攻伊拉克，就是伊拉克人不相信一樣。他認為這是大陸方面狼來了喊得太多了有關。他覺得奇怪的是，當年新黨就是提醒台灣人要警惕大陸打過來，結果反而票數少下去。

台灣問題發展到這一步，也是很自然的事，一方面，我們大陸人過去是這樣想問題的：我們本來要解放你，現在不準備用武力來解放你們了，實現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你們應該滿意了。這是我們的一廂情願的思維。然而，國民黨則認為，他們是帶著一個國的框架到台灣去的，久而久之，台灣人就有了“中華民國”的政治認同，他們不同意把他們認同的“中華民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自治省的安排。用他們對我說的話來說，“一國兩制好是好，就是請問，在一國兩制裏，中華民國往哪裏擺？”他們要求對等談判，而我們並不願意這樣做，因為台灣太小了，沒有資格享受東西德模式的對等地位。在我們看來，蜜蜂與大象沒有資格要求對等。於是兩岸統一的談判就一直拖了下來，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七年在這關鍵的十多年裏，主張統一的外省籍掌權的國民黨老人們一個一個謝世，本省籍政治精英進入政治中心已經大勢所趨，此前沒有談成統一，以後就越來越難辦。九七前，情況已經開始發生重要變化，民進黨的崛起，與大陸沒有關系的新生代缺乏老一輩那種對大陸的親情感受，他們在台灣的政治生活中越來越重要。

我第一次去台灣是1998年，那時在台灣的統派朋友就提醒我們要註意這一變化。此時並沒有人能提醒我們要考慮反省對台戰略，以適應這一新變化。直到鄧小平逝世後，我們的思考並沒有什麽新意。我們擔心改變原定的一國兩制統一方案設想，會被人認為是“離經叛道”，大家仍然以不變應萬變。直到老謀深算的李登輝把國民黨元老李煥、俞國華、郝伯村一個一個趕出政治舞台。統派即外省人政治影響力的式微於是大勢所趨。與此同時，台灣總統直選是以一人一票為基礎的普選制民主化，這無疑極大地有利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本省人取得比外省人更優勢的政治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促進統一，我們大陸采取以“飛彈促統一”的政策，這反而使他們產生台灣人的所謂“悲情”，台獨政治家則十分聰明地利用這一點來強化他們的台獨訴求，他們的話語在台灣政治生活中越來越成為主流，相反，外省人反而越來越被邊緣化。陳水扁這樣的台獨派掌權後又進一步利用手中的權力資源，來進一步推進“脫中國化”的政治與社會政策，這又進一步加強了本省人的“本土意識”，即台灣認同。兩種因素相互激蕩，最後形成現在這個結果。

用他們的話來說，自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兩岸關系走的是以下邏輯：大陸打壓——激起台灣悲情——台獨派推動以族群劃界——形成強調台灣獨立的民粹動員——台獨派選戰中輕易地獲得多數——民進黨上台——進一步刺激大陸——大陸再次打壓”的惡性循環。其中，台灣本省籍占人口85%是問題的關鍵。只要實現了以族群劃界，那麽，台獨派利用民主政治上台就是穩操勝券了。而要實現以“本省人與外省人”對立的“族群劃界”，最好的辦法是讓大陸打壓台灣，於是台獨分子不斷刺激大陸，便成為他們克敵制勝的利器。他們說，“在選戰前，就怕大陸不打壓我們。而所幸的是，每一次大陸當政者總是滿足了我們的心願。”用他們的話來說，大陸的強硬政策是台獨派的甘霖。這話說得很刺激，也是我們不能同意的，但這些話仍然值得我們反思。

什麽是民粹主義民主？用一位台灣學者的話來說，就是十個不識字的老太婆所作出的選擇，勝過九個博士所作的選擇。

我在東華大學的招待所裏住下，校園有兩個弱點，一是離花蓮市區太遠，有二十多公裏，二是校園面積大而無當，以致校園內冷冷清清，沒有人氣，更談不上文化氣氛。這實在是極大的浪費。

我對此行的一點認識。台灣人文之美，在於它有像花蓮這樣的與世無爭的小城市，這裏有著一種戰前日本的那種感覺。我在車站外等候接我的人的時候，註意到那些車站裏的工作人員，初看起來，他們的服裝及氣質頗像三十年代日本相片裏的乘務員。這裏很安靜。人也缺乏快節奏與競爭意識。然而，誰又能說這樣的生活方式不也是一種人生價值的體現呢？這裏的人們對大陸已經夠陌生了。也許由於花蓮在地理上處於大陸更遠的東邊，太平洋在其東邊。大陸更像是山外山，天外天一樣。與世無爭加上與大陸文化的脫節，很像是一個世外桃源。特別有意思的是，這位J先生與我相處整整一個下午，我們談到了許多有關大陸、台灣及相關的問題，他也完全能理解，也頗能對應，也談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些看法也給人啟示，絕非沒有感悟的人士，但總使人覺得他對大陸沒有真正的興趣與熱情。這與台北人有很大的不同。包括這裏的教師，這種興趣上的隔閡與冷漠，可能比不理解更為致命。

入夜，我住在東華大學旅館的一間很不錯的房間裏，台幣六百元一天，合人民幣一百五十元，相當便宜了。這個招待所沒有服務生，整個樓空空的，只有我一個人。窗外就一片樹林。有一種荒涼之感。好在我把電腦帶在身邊，現在可以盡情地在電腦上抒寫自己的旅行感受。明天早上，我將離開了花蓮這個小而美的城鎮，這裏的寧靜之美，是大陸人很少能體味到的，也許我永遠不再會來到這個地方，但卻可以讓它保存我的回憶之中。人生就是如此。

第二天 晴 車站上的南國文學青年

清晨，一部預先通過電話預約的出租車來東華大學招待所接我去車站。我就一個人離開了這個無人管理的小招待所（這也真是一種很新奇的感受）。十分鐘後就到了壽豐火車站。這是花蓮縣境內沿鐵路的一個小鎮。在車站月台上候車時，見到一位學生模樣的青年人，他是東華大學文學系的學生，他說他喜歡文學，希望將來能成為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作家，我問起詩人余光中與洛夫，他對前者略有所知，對後者完全不知道。

其實我對洛夫也知之甚少，洛夫是衡陽同鄉，他是二哥蕭牧（我的堂哥）半個世紀前最好的朋友，他們這兩個文學青年在衡陽解放前，結伴乘輪船，來台灣求學，到了台灣才知道自己是被當作國軍的壯丁從大陸騙過來的。二哥由於有一位在台灣的親戚的資助，趕上了國民黨歷史上最後一架從台灣飛往大陸飛機，抵達貴陽轉回家鄉，而把洛夫一個人留在了台灣。蕭牧覺得自己對不起好朋友，為此內疚了多年。然而，人的命運竟然那麽不可捉摸，二哥回大陸後，厄運不斷，由於去過台灣，從此就開始了三十年的苦難的人生歷程，（他把這一切都寫到了自己的《風雨人生》的自傳中），而這位洛夫卻在台灣成為著名詩人，直到八十年代洛夫衣錦還鄉，他在衡陽火車站的月台上，最想見到的是自己的老朋友，飽經風霜而顯得特別蒼老的二哥，默默地站在大批迎賓人群之最後面。相見時，這位台灣著名詩人已經無法辨認出自己當年的最好的朋友了。他們雙雙無言，感嘆久之。他對二哥說的令二哥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當年其實你比我更有文學才華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