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論之三：陜西茶馬古道的發展歷史和起點變遷

陜西茶馬古道的發展有一段漫長的歷史，大體而言可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

一、唐宋時期：陜西山南茶參與茶馬交易，陜西茶馬古道的起點和邊茶集散地在漢中、長安。

早在唐貞元末年，朝廷為了固邊，擴充軍隊，急需大批馬匹，用於裝備騎兵和運輸糧秣，而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又急需大批茶葉，鑒於雙方的需求互補，朝廷適時的設立邊貿市場，用茶葉與西北的少數民族換馬，開了茶馬交易之先河。《新唐書·隱逸列傳·陸羽傳》載 ：（中唐）“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封氏聞見記》載：“(飲茶)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紇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

這是我國歷史上有關茶馬互市的最早記載。

當時唐王朝與西域各國進行茶馬貿易的主要通道是絲綢之路。

著名的絲綢之路，以京都長安為起點，經河西走廊，出玉門關到新疆，與天竺、波斯、大食、拜占庭相通。經濟方面的輸出主要是瓷器、絲綢、茶葉“三位一體”。唐代全國茶葉產量約80萬擔——100萬擔，人均2.4斤左右。不難推知，唐代茶葉的出口量很大，沿絲綢之路輸往中亞、東南歐和北非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外貿的主體商品之一。

北方絲綢之路分南北兩路：南路經敦煌、鄯善、於闐、莎車等地，越蔥嶺到大月氏、安息等國；北路經敦煌、車師前王庭（高昌，今吐魯番附近）、龜茲（庫車）、疏勒（喀什噶爾）等地，越蔥嶺到大宛、康居、奄蔡，然後南下可達安息，由安息向西到達大秦（羅馬帝國）。北、南兩路的起點都是大唐的首都長安（今陜西西安）。

絲綢之路是誰鑿通的呢？是張騫（？—前114）兩次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發展了漢朝和中亞各國人民的友好關系。張騫是西漢漢中成固（城固）人，他生於斯長於斯，對陜南當時出產的巴蜀茶和絲綢應當十分了解。可以說，絲綢之路實乃絲茶之路。

當時輸往西域各國的茶葉來源，考之歷史，當以江南茶和巴蜀茶為大宗。諸多唐人詩歌表明，長安人青睞江南茶和巴蜀茶，這兩地區的茶在長安茶市是主打產品。出產於陜南漢中和安康兩地區的“山南茶”雖然近水樓台，但產量很低，不足以與江南茶和巴蜀茶抗衡。陜南茶是否加入到茶馬互市的行列裏呢？歷史提供的信息表明：產於漢中、安康的山南茶也已進入長安市場。《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山南道漢陰郡（今紫陽）的茶芽列為貢品。相傳紫陽宦姑灘是唐代貢茶園的生產地。西安商界人士陳子友先生回憶：他在民國年間，聽原西安茶行“清盛魁”經理王子傑先生講，他家在唐代就在西安經商，也賣茶葉，還保存有其家先祖在唐代經營茶葉交易的帳冊，上面記有秦瓊、尉遲敬德到他家買山南茶的帳務，賬冊後來毀於火災。此雖是野史，亦有合乎情理之處。山南茶（紫陽茶）既然列為貢茶，品質當不差，又有子午道、漢江水道、郡道方便舟車運輸，山南茶在唐代加入茶馬互市極有可能。何況當時的安康、漢中已是唐代絲綢的主產地，絲、茶結伴遠行是頗合情理之事。

明代熟悉西北茶馬互市情況的楊一清也認為是“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關中奏議》卷3楊一清《為修覆茶馬舊制以撫馭番眾安靖地方事》）。吐蕃民族在唐人茶風的熏陶下，成為了飲茶民族。開元（713——741）年間吐蕃與唐在赤嶺（即今日月山，在青海省湟源縣西）、隴州（轄今陜西千水流域和甘肅華亭縣地，治所在今陜西隴縣）等處互市，雙方的交換物品主要是馬匹和茶葉、絹帛等。唐代人陳陶在《隴西行》詩中寫道：“自從貴主和親後，一半胡風似漢家。”

進入兩宋時期，山南茶產量激增，不僅參與茶馬互市，而且占有很大的份額。宋朝在西北地區的陜甘青三省多處設立馬市或買馬場，提供馬匹的少數民族有吐蕃、回紇族、黨項族、藏才族、白馬族、鼻家族、保家族、名市族等諸多少數民族。（宋李燾《長編》卷61，景德二年八月）當時博馬以茶為主，還兼用其他物資，但陜西用茶較多，用錦較少；四川則用錦較多，用茶較少。（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三之五十三）宋初每年購買馬數是5000余匹，到天聖（1023——1032）年間，每年增加至34900匹左右，即使在南宋初期，每年買馬指標也在20000匹左右。（《宋會要輯稿·兵》） 北宋高宗趙構紹興年間一馱茶可換回一匹馬，陜西每年輸邊茶葉20000馱。南宋戰馬的絕大多數來源於川秦戰馬。陜西出產的山南茶遠遠不夠，必須大量運進川茶。如北宋詩人黃庭堅詩中所雲“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裏來”（ 黃庭堅《叔父給事挽詞十首（之八）》，《全宋詩》卷989）1985年陜西省考古隊在紫陽煥古鎮臘子園遺址出土了有著異域風格的魏“胡弦帶板”樂器和波斯銀幣，這似乎透露出一個歷史信息：紫陽與西域有過貿易往來。“金州茶牙”（即今之紫陽茶）是唐代貢品有歷史記載，相傳紫陽煥古鎮是貢茶產地。有學者因此推定紫陽茶在唐代就已經踏上“絲茶之路”參與貿易活動， 或已銷往西域的羌、氐、胡、回鶻等地。這些歷史的猜想並非毫無可能。在往後的年月裏，紫陽茶的西行路線也大體是直走漢中的，轉而或入長安，或直走甘、青、寧。

二、明朝時期：陜西漢中茶成為茶馬交易主打產品，陜西茶馬古道的起點和邊茶集散地在漢中和長安。

《明史·茶課》雲：“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猶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馬。”

歷史上的茶馬互市有多大規模呢？就以南宋為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蜀茶》雲：紹興元年“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處茶場，歲產二千一百二萬斤。（一千六百十七萬系成都府路九州軍，凡二十場；四百八十四萬系利州路二州三場）通博馬物帛，歲收錢約二百四十九萬三千余緡”，“川、秦八場額市馬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朝廷每年要從大西北和西藏地區少數民族那裏換回12994匹良馬，以裝備朝廷的軍隊，萬余馬匹的要多少斤茶葉呢？按每匹80斤的平均數，茶葉的流通量在百萬斤以上。何況需要交換的不僅僅是馬匹，還有少數民族地區的特產，如毛皮和藥材。除了茶馬互市外，還有數量不小的“貢賜貿易”。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明確指示：“用‘漢中茶’三百萬斤，可得馬三萬匹’”（《明史·茶法》）。明弘治十八年（1505）楊一清《茶馬疏》說當時買馬之茶主要來自四川，兩省“合用運茶軍夫。四川、陜西都、布二司各委堂上官管運。四川軍民遠赴陜西接界去處，交與陜西軍夫，轉運各茶馬司交收。”為了扶持蜀地的茶產業，以利實施茶馬貿易的國策，戶部郎中黃廉元祐元年“請榷熙秦茶勿改，而許東南通商。禁南茶勿入陜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匹。朝廷可其議。” （《宋史·黃廉傳》）趙開指陳榷茶買馬五害時提到“成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之八九。” （《宋史·趙開傳》）一年中蜀地生產多少茶葉呢？李心傳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蜀茶》雲：紹興元年“今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處茶場，歲產二千一百二萬斤。”扣除利州路的部分產量，總在800萬斤左右，折合為480萬公斤，合4800噸，運往陜西的“十之八九”大約在400噸到440噸之間。

蜀茶入陜一個最大的難題是運輸問題。“川路險阻，搬茶至陜西極難。始元豐（1978——1085）初，撥成都路士兵數百人，貼補搬運，不一二年死亡逃竄幾盡。茶司遂會和雇人夫，同共搬運。州府畏其勢力，或和雇不行，則差稅戶前往，頗有貼費。洋州一處，因差夫搬茶，最為騷擾。”（蜀州通判呂陶《凈德集·奏為繳連先知彭州日，三次論奏榷買川茶不便，並條述今來利害事狀》）擔任運茶工作的是“成都路士兵”、“和雇人夫” 或者“稅戶前往”。這樣巨大的運輸量不可能全憑人背肩扛，馬馱車拉是必然的選擇。

明人何孟春1528年撰《余冬序錄摘抄內外篇》卷5記載：“洪武中，……駙馬歐陽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鬻，……陜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歐陽倫從四川走私茶葉用的運輸工具就是馬拉大車，而且一次走私就是50輛，官家沿金牛道由川入陜大規模運輸茶葉的場面，雖不如由川西入藏的“山間鈴響馬幫來”富有詩意和民族風情，但十分壯觀的場面也使那條茶馬古道黯然失色。

三、清朝、民國時期：陜西紫陽茶成為茶馬交易主打產品，陜西茶馬古道的起點和邊茶集散地在安康、漢中和西安。

明初設紫陽縣，但紫陽所產的茶以漢中茶名之。明代的漢中已成為陜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貿易中心，但金州所產紫陽茶已有很高知名度，為文人所青睞。如明代文學家王九思在其《金州州守惠茶賦謝》一詩中稱紫陽茶為“仙茗”，描寫其色香雲：“春泛山泉色，香分漢水頭”。

紫陽茶以獨立的茶種聞名於世是清朝以後的事。據考，清代中葉紫陽茶區各縣茶葉總產量曾達1500噸，其中紫陽縣茶產量約1000噸以上。道光二十九年（1849）《石泉縣志》把紫陽茶與漢陰大米、平利生漆、旬陽龍須草並列為興安四大名產。康熙《紫陽縣志·物產》載：“至清代，陜南惟紫陽茶有名。”紫陽毛尖是公認的全國十大名茶之一。

清朝、民國陜西茶業進入紫陽茶時期。就茶馬互市而言，清代較前朝遜色。民國趙爾巽等1927年撰《清史稿·食貨志·茶法》記載：清“於陜甘易番馬”、“陜西設巡視茶馬禦史五”、嘉慶前“陜、甘發西寧、甘州、莊浪三茶司，而西安、鳳翔、漢中、同州、榆林、延安、寧夏七府及神木廳，亦分銷焉”。茶馬貿易的規模有多大呢？茶馬禦史廖攀龍又言，“茶馬舊額萬一千八十八匹，崇禎三年增解二千匹”。“康熙四年，雖裁陜西苑馬各監，開茶馬市於北勝州”、“仍準互市”。清朝前期易馬每年11088匹，後又增加2000匹，共13088匹，需要茶葉百萬斤之巨，涉及陜西七府一廳，蜀茶入陜的運輸量不比前朝，但也十分可觀。

清同治五年（1866），清廷調左宗棠出任陜甘總督，率湘軍鎮壓回民起義。左宗棠是湖南人，見“漢茶”（紫陽茶）充斥大西北茶葉市場，有意提攜湖茶，主持制定了《變通茶務章程》，規定憑票銷售茶葉的辦法，為湖南茶商爭得一些份額。如左宗棠駐軍的甘肅省，添設南櫃，湧來大批南方商人。平回戰爭結束，湘軍仍駐防甘、新等省，有左宗棠和數萬湘軍的支持，湖茶終於占領了大西北市場。左宗棠為了保證軍隊和物資（包括茶葉）的轉運，曾經調集大量民力修治臯蘭官路，從陜西直抵蘭州府，“五裏一卡，十裏一哨，百裏一營。”（馬竣《西行日記》）這條道路的路基，寬度為3丈至10丈，最寬處為30丈，車馬往來可以通行無阻。官路兩旁，5裏築一小墩，10裏築一大墩，作為裏程標記。

湖茶的大批湧入，紫陽茶的壟斷地位被動搖，茶葉生產跌入低谷，這種狀況直到抗日戰爭時期才得以改觀。當時江南茶區相繼淪陷，交通被切斷，南方茶無法運往西北，而西北少數民族“寧可三日無鹽，不可一日無茶”，於是戰神賜給了紫陽茶發展的歷史機遇，重新占領了大西北茶葉市場，並轉輸鄂北、豫南。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紫陽茶外銷約1070噸左右。因市場需求的刺激，紫陽茶的品質也相應有所提高。民國時期，一些權威的地理專著和頗有影響的報紙撰文稱譽紫陽茶，認為：“南山紫陽產茶，色香味佳，於龍井、六安、武夷、松蘿諸佳茗而外，別具一種風味。”“......紫陽茶則產量甚豐，茶質亦佳，最上品的色香味與西湖龍井、六安之毛尖不相上下。”這一時期，紫陽茶在大西北市場占有很大的份額，且仍舊沿著絲綢之路運銷西亞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得黎波裏、突尼斯、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國。雖然走的路線還是“茶馬古道”，但已不具備“茶馬互市”的內容。

清和民國時期西安是湖茶的轉輸地和西行的起點，產於漢中地區的紫陽茶和南邊的巴蜀茶則以漢中為轉輸地和西行的起點，大宗紫陽茶西行（沿茶馬古道）東進（沿漢江航道）則以安康為轉輸地和西行東進的起點。陸路的選擇主要有如下幾條：

子午道：是發現和使用較早的道路之一，其開辟和使用至少在秦代，不少學者認為劉邦率軍去漢中是沿此道，西漢末年進行過大規模的整修。由漢中或安康北去長安，須經寧陜縣境旬陽壩、江口，循池水谷北行，翻越秦嶺而抵達長安，全長千裏以上，其中山間谷道占440公裏。今寧陜縣北的腰嶺關為通道南端的重要關隘。子午道不僅是陜南通往山外的要道，也是連接川東與長安的捷徑。王雲風（經歷不詳）《子午谷》詩雲：“馬前銅笛數聲頻，柳底行來漢水濱。且喜晚炊來子午，曾經春雨憶庚申。采茶路曲穿林女，放瀨聲高蕩槳人。卻嘆盛姬幾誤國，荔枝飛騎獨沾塵。”（《漢中茶業》）子午谷南口在今安康縣境。這首詩描述了漢水風光，“采茶路曲穿林女” 則是寫茶區景象。今西萬路基本上是沿子午道開辟而成。子午古棧道還稱之為“荔枝道”。荔枝道是由川東涪陵經西鄉至寧陜通往長安的通道。至今在緊鄰西安的寧陜縣廣貨街鎮、江口鎮等地方依稀可見先民們深鑿於峭壁上的石窩。在這條古棧道旁邊散落有摩崖石刻、唐兵馬營遺址、竹林八卦陣、鐵板峰、石陣等十余處人文自然景觀

郡道：漢中府到興安府（今陜西安康）的大道，為古襄鄖（今湖北襄樊、十堰一帶）到漢中驛道的一部分。有南北二線，北線為子午道的南段，南線從洋縣與北線分開向東南經西鄉縣到石泉縣城，再東到安康、湖北。沿途地勢平坦，農業發達，人煙稠密，食宿方便，歷史上曾辟驛道。

庫谷道：是由安康經旬陽，循旬河、乾佑河(古稱柞水)河谷而北越秦嶺由庫谷通往長安。今旬陽縣城(古稱洵關)控制著通道的南端。清·乾隆年間修《洵陽縣志·風俗》載《竹枝詞》雲：“字號家家販山貨，穰莊如雪長安道。”就是描繪秦嶺南麓庫谷古道的詩句。西康鐵路大部分路段都在庫谷道上。

紫陽有無茶馬古道的遺跡呢？對紫陽茶史有過深入研究的曾小勤先生作過一些實地考察，在他的《紫陽煮茶》一書中寫道：“羈馬莊是陜南茶馬古道的一個重要驛站。清末民國年間，是瓦房店、紅椿壩馱茶馬邦赴漢中的咽喉之地（據《紫陽縣志》）。莊宅地處紫陽、鎮巴兩縣交界之處，逆渚河西行過尚家壩便是。民國初年馬步芳盤踞西北，破左宗棠清時茶鹽厘金制，借以裝備軍械之名，私設茶貿公司，大掠茶利，直接到漢中設櫃收茶，使紫陽茶大量西走漢中。土匪周華堂、王三春、胡寶安等安寨銅鑼貫、雲霧寨、光明寨等地，時土匪劫掠茶商，茶客避險就遠，大批騾馬馱茶隊便翻滾子嶺，過羈馬莊，走鎮巴縣小河，到巴廟，翻越高莊子直插西鄉五裏壩。”他提及的這條路應當說具有“茶馬古道”的某些特點。在紫陽，有不少甘肅茶客，因為他們一身粗布衣，裹一件羊皮褂子，滿臉的滄桑，加之一頭卷發，虬須蓬蓬，當地人戲稱甘肅茶客為“毛葫蘆”。清朝民國、時期，甘肅、寧夏、青海回紇不少商人在紫陽販茶，結伴而行，用以交換的貨物是鹽或者毛皮，返回時可借助漢江航運，但大部分路段的運力仰仗馬和駱駝，或者肩挑背扛，增添了古道馬幫、大漠駝鈴的風情。經過兩三百年的文化浸潤，“陜青茶”（紫陽茶的品牌）成為西北各民族兄弟特別熟悉的品牌，至今在新疆、甘肅、青海、寧夏、內蒙等地的老茶人中，一提紫陽茶總會翹起大拇指連聲稱讚。

在清末民初的百年間，安康會館文化興盛一時，例如地處任河邊上的瓦房店小1949年前，在這個僅有2千來人的小鎮，相繼修建了武昌館、山陜館（也稱西北五省會館）、黃州館、江西館、湖南館、川蜀館、河南館等，這些會館的商貿活動最重要的一項是做茶生意。當年陜幫茶行最有實力，控制著紅椿、瓦房、煥古三處的茶葉交易。在瓦房店武（湖北）幫商人為了戰勝陜幫，在漢口爭得了英國買辦的支持，而陜幫則與西北軍閥聯手，強取豪奪，雄霸一方。見茶葉生意利潤豐厚，軍界也插足其中。例如，1917年紫陽藉軍閥張寶麟主持漢中政務之時，便在瓦房店設立秦昌公司，專做茶生意。（曾小勤《紫陽煮茶》）

紫陽茶不僅西行東運，還開辟了北方的市場。早在明代，自“俺答封貢”後，紫陽直接與外族進行貿易。“俺答封貢”是明代中期蒙古俺答汗與明罷兵和好的事件。此後數十年間，北方蒙古諸部一直臣服明朝，保持和平互市關系。時韃靼人（蒙古）與明朝政府在陜西三邊建立了官市，分為大市、小市兩種，大市每年舉行一次，小市每月舉行一次，韃靼以金銀、牛皮、皮張等易陜西人綢緞、茶、釜鍋、糖類物品，而漢中茶（含紫陽茶）通過“三邊”市場直進入蒙古人民的生活。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期間，“三邊“建立革命根據地，雖然國民黨政府對邊區實行嚴密封鎖，便茶葉不屬“違禁品”，邊區又實行保護民族工商政策，商人樂於去邊區做生意。甘肅慶陽茶商張元忠曾將大批紫陽茶銷往邊區。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國民黨政府軍駐寧夏某部打著“澱源公司”的招牌，到漢中轉運紫陽茶，一次就是三四百駱駝。

無論川茶、湖茶的湧入，或者陜茶的“西行東運”，或者茶走三邊，茶葉的流通路線主要沿著四通八達的陜西茶馬古道，茶葉的終端市場在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和西藏，北方的內蒙古，並沿絲綢之路遠銷中亞、南歐、北非等地。

在千余年裏的茶馬互市中，無論從軍事角度講還是從商貿角度講，陜西都是朝廷軍事上的前沿陣地、橋頭堡和商貿交易中心、物資集散地，它的戰略地位舉足重輕。因了這千余年裏的茶馬互市，陜西營造了茶馬古道的網絡，以西安、漢中、安康為茶馬古道的起點和邊茶貿易的集散地、轉輸地。陜西茶馬古道網絡具有歷史悠久、四通八達、交易數額巨大、官辦為主、民間參與的特點，且負載著強國強軍、外事交往和民族團結的政治使命，其歷史意義非一般的物資流通和商業貿易所能比擬。

逝者如斯！進入現代社會後，秦嶺巴山不再成為難以逾越的障礙，火車的長鳴代替了駝鈴馬嘯聲，馬幫駝隊改行了，巴山背二哥的身影消失了，茶馬古道的風情已成遙遠的記憶......

主要參考資料

《全宋詩》卷989、《湯顯祖詩文集》卷20、《陜西茶文化》、《漢中茶業》、清·王士禎《池北偶談》、 《明會典·茶課》、明·楊一清《茶馬疏》、《雍大記》唐·陸羽《茶經》、韓星海《金牛茶馬古棧道蜀門遺址發現記》、《新唐書·隱逸列傳·陸羽傳》、《封氏聞見記》、《新唐書。地理志》、明·楊一清《關中奏議》宋·李燾《長編》卷61、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職官·兵》、《全宋詩》卷989、《明史·茶課》、南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蜀茶》、《宋史·黃廉傳》、《宋史·趙開傳》宋·呂陶《凈德集·奏為繳連先知彭州日，三次論奏榷買川茶不便，並條述今來利害事狀》、明·何孟春《余冬序錄摘抄內外篇》卷5、道光二十九年《石泉縣志》、康熙《紫陽縣志·物產》、民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食貨志·茶法》、馬竣《西行日記》、清·乾隆《洵陽縣志·風俗》、曾小勤《紫陽煮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