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末民國時期國內報刊的記述為例

問題的提出

1991年底，隨著蘇聯正式解體和哈薩克斯坦正式獨立，哈薩克斯坦開始以全新的身份參與到國際關系與國際秩序中，並憑借其重要的地緣位置在中亞和國際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與中國相鄰的世界上最大的內陸國、領土面積世界第九大國，哈薩克斯坦對於當代中國的穩定與發展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在當代中國的對外視野中，尤其是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逐步推開，哈薩克斯坦因其在中亞的重要戰略位置以及與中國接壤的獨特性，正成為我們重新構建對外認知新視野中的重要節點國家，其當代價值也正日漸受到關註與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哈薩克斯坦在當代政治事務中的新生性與其在歷史傳統中的古老性同時並存，因此就不同於那些國名一直延續至今的老牌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也不同於二戰之後擺脫被殖民狀態實現獨立的國家，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非洲的諸多國家等，更不同於與中國長期共享歷史並逐漸形成自身主體性的國家，如蒙古等國，可以說，歷史與現實形成了觀察和認識哈薩克斯坦的兩大基本維度。作為哈薩克斯坦的歷史與當代鄰國，中國既在歷史上存在著與哈薩克汗國以及作為俄國-蘇聯一部分的哈薩克斯坦的交流互動關系，同時又在蘇聯解體後形成中哈之間實質性的當代雙邊交流關系，這兩個層面都在積累並形塑著中國視野下的哈薩克斯坦形象。

但歷史總是具有連續性的，當我們在分析和認識哈薩克斯坦在當代中哈關系史中的具體圖景，尤其是當代哈薩克斯坦在知識界的形象的過程中，歷史的圖景本身必然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內容，也是形成中國關於當代哈薩克斯坦認知圖景的重要基礎。因此，在這種認知的連續性過程中，我們就十分有必要去梳理和分析當代中國的哈薩克斯坦認知圖景之前的相關信息，尤其是中國近代知識視野中的哈薩克斯坦形象，在這基礎上，我們才能進一步豐富自身對於哈薩克斯坦的多方面認知，才能進一步建立起對於哈薩克斯坦的整體性認知，並進而形成具有連續性與整體性的中國“哈薩克斯坦觀”。

近代歷史語境

哈薩克斯坦本身既古老又年輕的國家特質，在某種程度上使外界對於這個國家的認知形成歷史與現實兩種維度的取向，而且在具體的實踐中，這兩種維度之間往往還存在著某種競爭與沖突。此外，作為一個與中國相鄰的重要國家，以及其本身主體民族——哈薩克族與中國國內的少數民族——哈薩克族之間的跨界民族特性，更是深刻影響了中國在各個歷史時期對於哈薩克斯坦的認知。在這當中，中國在近代（清末與民國時期）對於哈薩克斯坦的認知具有較為鮮明的代表意義。

在討論這一議題之前，我們有必要簡要地回溯哈薩克斯坦在近代的政治變遷史以及同時期的中國政治變遷情況，在此基礎上才能形成一個哈薩克斯坦與中國政治與社會變遷的同時性圖景，從而更為客觀、全面地了解哈薩克斯坦形象在中國語境中變遷的時代背景。

哈薩克斯坦尤其是“哈薩克”這一名稱的正式確立，在歷史上可以追溯到15世紀中葉建立的哈薩克汗國，當然，哈薩克民族的形成要早得多，並且因地域、政治等因素而形成了傳統的大、中、小三玉茲。在1718年頭克汗去世之後，哈薩克汗國逐漸陷入分裂狀態，並受到當時正在崛起的準噶爾人和俄羅斯帝國力量的雙重壓力。1729年，哈薩克聯軍在安拉凱戰役中擊敗準噶爾部勢力，穩定了局勢，但與此同時，俄國力量趁機入侵哈薩克土地。1732年，哈薩克小玉茲的阿布勒海爾汗因內外形勢所困，歸附俄羅斯。在當時的清朝，清廷於18世紀中葉平定準噶爾部，之後為追繳準噶爾殘部，清軍進入中玉茲和大玉茲區域，與當地的哈薩克首領形成了密切的政治聯系。

從18世紀到19世紀60年代，俄國力量逐步征服並控制了整個哈薩克斯坦地區，也恰恰是在這一時期，清朝的統治逐漸走向衰落，其東南地區開始受到來自英國等殖民力量的侵入，源自華南地區的太平天國運動又進一步威脅到清廷在中原地區的統治秩序，使其對西域事務無暇他顧。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俄國逐漸將其統治秩序拓展到整個中亞地區，並通過軍事部署對清朝西北邊疆形成巨大壓力，並在哈薩克人事務問題上與清廷形成激烈交鋒。隨著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及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等幾次劃界之後，留在中國境內的哈薩克族裔克烈、乃曼、瓦克、阿勒班、素宛以及托熱貴族幾個部落為主，其中尤以克烈、乃曼部落的人數為多。[2]在這之後，其余哈薩克人生活的地區全都被納入俄國版圖之內。

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極大地改變了哈薩克斯坦的政治與地緣格局，在“十月革命後，中亞各民族共和國的劃分帶有很大的政治因素和人為因素，與當地的民族分布不相適應，其特點是每一個中亞民族在任何一個中亞民族共和國內部都未構成人口的多數。蘇聯的建立，也為中亞各民族國家按照不同民族分布和他們的願望重新劃定彼此的分界創造了條件”，[3]最終形成了當今中亞五國的基本結構，哈薩克斯坦在這一過程中也經歷了較為覆雜的政治與行政變革。1922年12月30日，第一次全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大會召開，通過了蘇聯成立宣言和聯盟條約，首批加入蘇聯的為俄羅斯聯邦、外高加索、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四個加盟共和國。當時的哈薩克斯坦仍以“吉爾吉斯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身份，以俄羅斯聯邦一部分的形式存在。1925年4月，吉爾吉斯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更名為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仍屬俄羅斯聯邦），1928年，其首府從克孜爾-奧爾達遷至阿拉木圖。1936年，哈薩克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改建為哈薩克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從此一直到1991年底，中哈關系完全服從於中蘇關系的總體安排。

在這一時期，阿古柏在西域發動叛亂，清廷命左宗棠前往平叛，於1878年收覆阿古柏侵占的天山南北地區，並在1882年迫使俄國正式歸還伊犁地區。清廷為更好地處理西域軍政事務，1884年在新疆建省。隨著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的爆發，清朝統治土崩瓦解，中華民國繼承了清朝的疆域版圖，也就相應地繼承了與哈薩克斯坦的地緣與政治關系。但由於新疆偏處西北，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等先後掌握當地實權，直至盛世才於1944年被調至南京，民國政府才更多地掌握當地控制權。在盛世才掌控新疆事務的十年時間裏，他最初利用蘇聯來維系自己在新疆的控制力，在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後又與蘇聯公開決裂，倒向國民政府。在中國抗戰後期，蘇聯再次介入新疆事務，並在1944年制造了伊塔事件。在這些過程中，哈薩克斯坦成為蘇聯開展相關行動的前哨站，也是當時中國新疆與蘇聯聯系交往的中間紐帶。

國內知識界的哈薩克斯坦認知

隨著俄國勢力逐漸深入中亞地區，以及清朝對於西域事務的關註，當時的國內知識界開始出現形成對於哈薩克斯坦的初步認知。在這種初步的認知當中，既有對於哈薩克人歷史與文化的描述，也有對於當時俄國勢力進入並控制哈薩克斯坦相關情況的報道，但總體而言，與關於其他列強如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信息相比，甚至與俄國歐洲地區和遠東地區的信息相比，關於當時俄屬的哈薩克斯坦的信息還是十分零星的。

在1879年的《萬國公報》中，曾記述了哈薩克人反抗俄國壓迫的情況，文中指出：“俄京來信，謂哈薩克地方向為中國疆土，為俄人勒令隸入版圖者也。今哈薩克有人見伊犁與喀什喀爾情形，遂糾約一千五百人，各持軍械，保護老小，暗投華營。駐紮界內俄人知之，發兵截其去路，不準前進，因寡不敵眾，俄兵死者二十六人，受傷者十三人，哈薩克人又將俄兵中戰馬砍傷一匹，以刀剁而誓之曰：永不為俄人淩辱矣。俄營中將軍得此風信，遣炮隊追之，而哈薩克人已全行奔出俄界雲。”[4]這是對當時俄國勢力逐步控制哈薩克斯坦，並進而蠶食中國西北邊疆狀況的一種側面敘述。在這種敘述中，哈薩克人不堪俄國控制的心態表露無遺。

隨著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在俄屬中亞地區的後續影響逐漸鋪開，當時的中國對這一北方鄰國的認識也逐漸增多，其相關的革命思想與實踐被大量譯介到國內，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一股重要潮流。值得註意的是，這一時期對蘇俄信息的引介，涉及到的主要是革命思想以及蘇俄歐洲部分和遠東部分的信息，對於蘇俄中亞部分的信息基本沒有相關的介紹。

1922年蘇聯的成立是當時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哈薩克斯坦作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中國輿論知識界對於哈薩克斯坦的認知被包含在對於蘇聯的整體認知當中，在某種程度上被遮蔽了。當時的民國外交部駐蘇聯新西比利亞（即新西伯利亞）總領事館在1935年《外交部公報》上刊載題為《哈薩克斯坦之開拓》的報告，是民國時期報章首次正式向民眾介紹哈薩克斯坦的相關情況，文中指出：“哈薩克斯坦，一名哈薩克自治共和國，其東北境為我國新疆舊壤，西臨裏海，隔海與高加索相對峙，南接塔德延因、烏茲拜克及土耳克門三共和國。土地廣大，在蘇聯境內，位次雅庫次克自治共和國而列第二，奄有二百余萬方裏，人口稀少，僅達七百萬人。帝俄時代，視哈薩克斯坦為邊陲地方，對於教育實業、極少註意，僅視為原料供給區域而已，蘇聯政府成立後，即努力開拓”。[5]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發現，即便是外交部門，當時對於哈薩克斯坦的認識程度也非常有限，其周邊一些加盟共和國的名稱如塔德延因、烏茲拜克、土耳克門也跟如今的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有所不同。

隨著中蘇建立正常關系，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盟友關系影響下，在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國內出現了更多關於哈薩克斯坦的信息，這一方面反映了當時中蘇關系的緊密程度，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國知識界對於中亞地區的知識需求正在增加。例如，有一篇文章就將哈薩克斯坦與中國的西南各省作了類比，它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自成為蘇聯和中國的戰略大後方：“哈薩克共和國的首都，名字很怪，叫做‘阿爾瑪•阿塔’，那裏地勢很高，附近的山上常有雪蓋著。這地方離新疆省的邊界，不過一百五十英裏，是西北國外交通一條必經之路。既然是一座國都，當然很熱鬧，這裏是全國的工業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這裏是蘇聯的難民收容所，就像我們在抗日戰爭的時候，難民們都集中到西南各省一樣。那時候，西南各省是我們的大後方。在蘇聯和德國打仗的時候，這哈薩克共和國便是他們的大後方。……當人們不再受交通的限制的時候，那條鐵路經過的地方，人口便也多了起來，農人們在開荒，把草原變成良田；工人們在開握荒山，讓山裏的寶庫打開門，不管是黃的金子，黑的煤塊，都可以掘出來，讓人們使用，不再永遠埋在地下了。哈薩克人頂喜歡唱歌，他們便編了歌子讚美這條鐵路。這便是‘哈薩克’，我們新疆省西邊的一個鄰居。因為是鄰居，所以目前新疆省還有不少的哈薩克人，他們有的是來作生意，住久了。有的就是流落在外邊的。可是有很多哈薩克人，已經成為新疆人，所以在中華民族裏面，也還有一些哈薩克人在內呢。”[6]此外，文中還提到了哈薩克這一民族的跨界屬性，並專門指出了中國國內生活的哈薩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伴隨著國內對於蘇聯內部政治經濟結構的認知需求逐漸增長，相對應地，對於哈薩克斯坦相關領域信息的介紹也日漸增多。在這種背景下，張西曼譯介了《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譯者在按語中這麽寫道：“哈薩克，一稱哈薩，為突厥族西北支之一；據我所研究、發現，即古代‘烏孫’之音譯，其詳可參閱本年十一月《語文月刊》五卷一、二期所載鄙著《烏孫即哈薩克考》一文。蘇聯十六結盟共和國之一的哈薩克共和國位於新疆北角，而民族之分布及活動，從公元前一二世紀起，即與我國發生密切關系。尤其在今日，與我國同為殲滅法西斯瘟疫及爭取世界人群民主自由之得力盟友。我譯此富強繁榮之盟邦憲法竟，僅以此壽哈薩克偉大詩人藏布兒（Djambul）先生。——九•一八國恥十三周年志於中國邊疆學術研究會”。[7]

1947年，《瀚海潮》刊載了《饒於畜牧和石油的哈薩克共和國》一文，文中詳細介紹了哈薩克斯坦的相關信息，文中寫道：“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The Kazakh Soviet Socialist Repubilc）幅員廣大，西自伏爾加窪地而東至阿爾泰山脈，北自西伯利亞鐵道而南至天山山脈，以面積而論，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共有二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平方公裏，這比起整個西歐的面積來，要大一個半多。人口共有六百一十萬人，其中除以哈薩克人為主要之居民外，尚有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烏孜別克人、維吾爾人、回回人等居住於這個共和國內”。[8]文中最後指出：“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既為蘇聯之盟員國，以其地理方面論之，整個與我新疆省之伊犁、阿山、塔城三區為界，長凡千余公裏；以民族成分而論，整個中亞均為回教民族，與我新疆所有之民族，一切盡同，可謂之‘一家人’也；就歷史上之經過而言，帝俄時代，新疆即在其侵略之內，伊犁為被侵略而後收回之失地，目前之‘友邦’，以扶持弱小民族作幌子，對我新疆亦始終不能放手；因此數十年來新疆受特殊環境之限制，中央鞭長莫及，國防廢弛，不堪言狀；內部民族覆雜，一切落後，層出不窮之民族問題，造成了歷年混亂不靖的新疆，無法解決。多少年來，新疆這塊國土，是任人在欺侮，到處有異邦之馬在馳騁。直至今日，在新疆因民族問題及種種政治上之失策，致使伊、阿、塔三區由暴亂而特殊化，已近兩年矣，隨之形成了嚴重的新疆問題。新疆過去在問題中，目今在問題中，將來恐亦在更在問題之中。究竟新疆之所以成為問題者，不外：（一）炎黃子孫太不爭氣，無國家民族之意識，一切為個人利己，使國家不成為國家，民族不成為民族；而（二）所靠之近鄰，與我境界毗連，達數千公裏，中亞各共和國，均有常備訓練之大批民族軍隊，伊犁事變以後，哈薩克斯坦在今日鄰邦之地位隨之而重要起來。故吾人欲解決新疆問題，鞏固邊防，保衛世界和平與安全，應力圖自振，整飭內政，加緊建設，而對於比鄰之情況，亦應詳加研究，始可免去未來之禍患也”。[9]我們可以發現，本文除了介紹哈薩克斯坦的基本國情之外，還專門提醒當局要關註新疆的問題，因為這一問題事關國家未來發展的根本，作者指出，哈薩克斯坦在蘇聯內部重要性的凸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年的伊犁事變，因此有必要對蘇聯的這一加盟共和國進行深入的對比研究，以做到有備無患。這種看法在當時可謂是未雨綢繆、一針見血。

當然，隨著中國國內對於哈薩克斯坦認識的深入，尤其是1944年伊塔事件和後來三區運動的影響，對於哈薩克斯坦正負各方面的信息也逐漸受到國內知識界的關註。同樣是在1947年，當時的國內學者就註意到了蘇聯內部存在的哈薩克民族反對力量，並撰有《中亞哈薩克族反蘇運動述評》一文，提醒我們註意到哈薩克斯坦以及更大範圍內的蘇聯中亞地區內部所存在的歷史與民族矛盾未來有可能會激化。[10]此外，在40年代，國內還譯介了外國學者所撰的關於哈薩克斯坦的文章。[11]這些都進一步豐富了國內對於哈薩克斯坦的知識獲取與國情認知。

結語：時局、地位與對外視野

因為歷史背景的差異，每個時代的中國都形成了對於外域的獨特認知，其中，對於哈薩克斯坦的認知就鮮明地體現著這種時代性。同時，由於哈薩克斯坦本身在歷史和現實國際政治舞台中的斷續性以及相關信息的缺失性，使得中國視野中的哈薩克斯坦形象一直比較模糊，無法形成一個比較完整清晰的認知軸線。

總體而言，在整個近代時期，中國知識界視野中的哈薩克斯坦形象基本上都是被囊括在俄國-蘇聯形象之內，是整個俄國-蘇聯認知圖景中的一部分，與古代以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哈薩克斯坦圖景相比，缺乏清晰的可辨析度。分而言之，清末國內對於哈薩克斯坦的認知還處於基本知識介紹階段，還沒有進入深入討論的階段。這既跟當時中國國內主要對外關註點為歐美、日本等國家有關，也與跟清末民國時期中國自身較為低下的國家地位息息相關。這種情況造成了某種“馬太效應”，一方面使得知識界的視角在當時往往更偏向於歐美和日本，對於中國西部鄰國的認知相比之下更顯薄弱，在另一方面，使我們對於俄國這一對象的認知也不那麽完整。在俄國十月革命尤其是蘇聯成立之後，中國國內對於哈薩克斯坦的認識由於信息傳播渠道的限制，較少為知識界所知，而且由於這一區域當時是蘇聯的一部分，因此當時的中國輿論與知識界對於這一地區的認識建立在對蘇聯認知的基礎之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以對於蘇聯歐洲部分的認知來衡量和替代對於蘇聯中亞地區的認知，使得國內知識界對於哈薩克斯坦的認識始終非常有限，除了對哈薩克斯坦的基本國情有了更多的認識之外，缺乏對於哈薩克斯坦更全面、更深入的認知，在總體上仍然無法超越清末時期對於哈薩克斯坦的認識水平。但隨著這一時期中國新疆與蘇聯哈薩克斯坦之間經貿聯系的增多，中國對哈薩克斯坦的細節性認知正在增多，但從知識獲取的角度而言，這種細節性認知並沒有通過報刊等途徑為更多的讀者所知，因此也就無法在全中國的範圍內形成新的認知圖景。

此外，在這種認知當中，我們能夠深切感受到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於哈薩克斯坦歷史與現實覆雜性的困惑與糾結。這一方面體現著近代中國知識界對中國自身受壓迫、受宰割地位的一種深刻體認，同時也反映著知識界在認識和面對歷史上的中國對外秩序以及當時的國際秩序之間所存在的某種沖突與困境。這種沖突與困境，在當代的某些事務中也依然會凸顯出來。

因此，要更好地確立當代中國的哈薩克斯坦視野，需要我們了解近代中國的相關認知，更需要我們在此基礎上去反思曾經出現過的相關認知層面上的沖突與困境，從而更好地認識當代哈薩克斯坦，以更具前瞻性和發展性的思維來審視和發展全新的中-哈關系。

 註釋：

 [1] 作者簡介：江蘇蘇州人，歷史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邊疆研究、中亞研究以及海外民族志。聯系方式：rucyuanjian@hotmail.com或rucyuanjian@yeah.net

 [2] 蘇北海：《哈薩克族文化史》，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4頁。

 [3] 厲聲、石嵐：《哈薩克斯坦及其與中國新疆的關系》，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83頁。

 [4] 《萬國公報》（上海），1879年，第11卷，第537期，第20頁。

 [5] 外交部駐蘇聯新西比利亞（即新西伯利亞）總領事館：《報告：哈薩克斯坦之開拓》，《外交部公報》，1935年第8卷，第11期，第153頁。

 [6] 鄭鳴：《哈薩克（國際常識）》，《民眾》，1948年第2卷，第6期，第12頁。

 [7] 張西曼校譯：《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中華法學雜志》1944年第3卷，第9期，第62頁。

 [8] 厲卓：《饒於畜牧和石油的哈薩克共和國》，《瀚海潮》1947年第1卷，第9期，第13-15頁，此處為第13頁。

 [9] 厲卓：《饒於畜牧和石油的哈薩克共和國》，《瀚海潮》1947年第1卷，第9期，第13-15頁，此處為第15頁。

 [10] 王仁南：《中亞哈薩克族反蘇運動述評》，《現代（南京）》1947年第3/4期，第6-8頁。

 [11] 如[美]安娜•魯易斯•屈朗（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萬歌譯：《哈薩克人在蘇聯》，《大學月刊》1945年第4卷，第5/6期，第71-78頁；[美]拉芒特著，伯庸譯：《塔茲克•吉爾吉斯•哈薩克：毗連我新疆省的三個蘇聯的社會主義共和國：附照片》，《中學生》1948年總第197期，第37-41頁。（2016-06-06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