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強:中亞:中國周邊外交新軸心

2013年下半年,學術界提出的中國外交“西進”戰略引發了國際輿論的廣泛關註。它不僅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外部延伸,也體現了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有所作為、更趨進取的外交風格。和中國的中亞政策、絲綢之路經濟帶等新政一起,“西進”戰略宣告了中國外交未來一個階段的政策重心,即以中亞為核心,輻射南亞、獨聯體、中東的“大周邊外交”。在這一戰略中,哈薩克斯坦是最重要的國家。

 
 “西進”戰略中的哈薩克斯坦

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分別是獨聯體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兩國在地緣位置、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國家綜合實力等要素上也基本相同。但獨立23年後,兩國的成就卻是天壤之別:烏克蘭在大國爭奪下瀕臨分裂,主權和領土嚴重受損,中央政權失去權威,經濟長期停滯,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哈薩克也面臨大國角逐,但巧妙施展平衡外交,借助外部力量提升本國影響力,成為公認的中亞穩定之錨和實質上的地區領導,國內政治穩定,民族關系和諧,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均GDP超過1.2萬美元。


烏哈兩國相同處境不同命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兩國不同的領導人。哈薩克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從1980年代中期起一直掌控著這個國家,長期獨攬大權給他惹來了很多爭議,但他在這30年裏所表現出的大國抱負、世界視野、戰略前瞻性,以及作為其內外政策靈魂的多樣性和多元化意識,證明了他無愧於哈薩克國父的尊榮。他提出的許多舉措,最後都被證明是具有遠見的戰略之舉。舉個簡單例子,蘇聯解體後,各獨立國家俄族居民的去留成為棘手問題,幾乎所有獨聯體國家都出現了俄族要求自治或獨立的政治訴求。烏克蘭現在的分裂原因之一就是未能解決好這個問題。納紮爾巴耶夫很早就意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1997年他力排眾議,將首都從溫暖如春的阿拉木圖遷至氣候條件極其惡劣、被稱為“白色墳墓”的阿克莫拉,對北部俄族人口的獨立趨勢形成了有效遏制。新都阿斯塔納現在已成為中亞最具影響力的城市。2010年在這裏舉辦了歐安組織在獨聯體的首次峰會,2011年舉辦的亞冬會則成為中亞國家主辦的首個國際綜合運動會,2017年這裏還將舉辦世博會。在俄語官方地位問題上,納紮爾巴耶夫也展現了高超技巧。哈薩克政府公文用哈語,日常生活中兩種語言共存。他本人在國內的公開發言,都是先說哈語再說一遍俄語。阿斯塔納街頭,哈俄雙語的標識牌和廣告也成為當地一景。


在中國和中亞國家關系中,哈薩克的角色也最為突出。哈薩克是最早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系的中亞國家,兩國元首多年保持互訪,中國對哈投資已超過150億美元,哈薩克開采出來的石油有20%出售給中國。哈薩克還是協助中國打擊分裂勢力的重要幫手,首次實現了對東突分子的引渡。兩國在國際問題上的立場也高度接近。比如烏克蘭危機,兩國表態出奇一致,都未正式承認基輔臨時政權,未對克裏米亞的脫俄入歐決定表示支持,都呼籲當事方放棄使用武力以化解危機。筆者曾在阿斯塔納擔任了3年的職業外交官,對哈薩克的外交政策有直觀認識。哈薩克民眾與外國人交往時的積極、開放、樂觀、自信和包容的國民心態,以及對國家大政的高度共識,都與烏克蘭民眾形成了強烈反差。

 
 亞信峰會與中國的“新安全觀”

納紮爾巴耶夫1992年倡導成立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會議),如今成員涵蓋亞洲約半數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韓國、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以色列、埃及、阿聯酋、泰國、越南等24國,此外還有美國、日本、印尼、菲律賓、烏克蘭等12個觀察員。能將亞洲不同地區的主要國家聚攏起來,安排它們的領導人集體議事,組織者的能量和口碑都不一般。


自2002年開始,亞信會議每4年辦一屆峰會,中國國家元首出席了哈薩克主辦的前兩屆峰會,第三屆峰會由土耳其主辦。中國從2014年到2016年擔任亞信主席國,今年5月將在上海主辦第四屆亞信峰會,這既是對哈薩克一貫支持中國立場的投桃報李,也是希望利用這個平台,把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區域經濟合作,與亞信會議的安全議題“接軌”。而在當前敏感時局下,中國主辦這樣一場有普京等至少14位首腦出席的峰會,還能透過“主場外交”盤活中國潛在的“友國”資源,使中國在應對前庭後院的難題時“底氣更足”。


亞信會議起源於中亞,聚焦於安全,這對主席國曲線滲入中亞的安全領域不無裨益。目前,中國在中亞建成價值數百億美元的油氣管線,卻無法派出一兵一卒去保護;中國在中亞投資建設的油田、水利、基礎設施、交通樞紐項目的安全,同樣也只能交由所在國負責。受地區格局和中國外交基本原則的制約,不意味著中國在中亞安全領域只能裹足不前,中國領導人倡導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綜合安全,就是一個很好的突破點。以下三方面是新安全觀應當考慮的。


首先,在中國的默默支持下,俄羅斯保持了在中亞安全領域的絕對主導地位,美國在中亞的軍事存在則日漸式微。但是,當中國在中亞的經濟利益受到現實威脅時,俄羅斯是否會積極維護,如何維護?這是中俄戰略夥伴關系中一個迫切需要提出並解決的問題。如果沒有可靠的盟友在安全上的強力支撐,再高的經濟大廈也會頃刻之間轟然倒塌。其次,中亞是新疆三股勢力最大的境外盤踞地。中國一直緊密關註著中亞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動向,但只能通過經濟援助的方式協助這些國家的現政權穩定局勢。這很可能是一個永遠無法填滿的坑。中國理應更加主動、更有創造力地與中亞國家在情報、軍演、執法方面實現有效和良性的互動。第三,2014年北約撤軍後阿富汗的安全真空日漸凸顯,這一世界性的難題也被拋給了中國。中國提出了培訓阿富汗警察力量,召開上合組織阿富汗會議等舉措,但如同西方觀察家所言,這與其說是針對該地區大戰略的一部分,不如說是各種不相關部分的大雜燴。中國必須將南亞和中亞統合起來進行全盤的思考和戰略布局;有可能的話,利用現有的多邊機制為阿富汗築起安全網。

 
 競爭中的中亞一體化

目前,覆蓋中亞的多邊機制眾多,除了亞信會議,還有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俄白哈關稅同盟、歐亞經濟共同體、上海合作組織、突厥語國家峰會、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計劃等。這些多邊機制主要由俄羅斯、中國和國際金融機構三大力量推動,雖然口號都是一體化,但觀念和方式互有不同,甚至相互競爭。


俄羅斯主導的一體化,是政治、經濟、軍事多管齊下的整合過程,目的是建立以歐亞聯盟為目標的國家聯盟,以確保莫斯科對這一地區的全面控制。中亞只是其中的一環,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以及其余的獨聯體國家都是這一聯盟關註的對象。西方分析家認為,這是普京要恢覆蘇聯的一種戰略企圖。


中國努力推動的中亞一體化,主要還是對中國與中亞雙邊經濟關系的一種提升。比如中國-中亞油氣管道,中國與中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醞釀中的中國-中亞自貿區、絲綢之路經濟帶等。在此基礎上,中國也嘗試發揮中亞的重要地緣戰略樞紐作用,深化與阿富汗、印度、伊朗,乃至土耳其的文化和經濟聯系。這些國家都對大絲綢之路的觀念予以認同,也都在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中有角色扮演。


此外,國際金融機構(亞洲開發銀行、歐洲覆興和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伊斯蘭開發銀行、聯合國開發署、世界銀行等)推進的中亞一體化完全是功能性的,主要是調解各國間的資源糾紛,推動各國經濟覆興,促進經貿、人員往來等,為將來方向更加明確的一體化打下基礎。至於上合組織,在經過前期的迅速成長後,現在處在發展的瓶頸階段,面臨著定位不清、功能不明、應對危機乏力、缺乏新的合作增長點等一系列問題,在可預見的將來很難在中亞一體化中發揮主要作用。


中國明確承認俄羅斯在獨聯體的傳統影響,但兩國在中亞一體化的方式和理念上的差別,讓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俄羅斯加大防範中國“經濟巨人”在其傳統勢力範圍邊上的崛起,和中亞國家對中國“經濟擴張”的擔憂一起,正在成為未來中國推動中亞經濟一體化的兩大障礙。隨著歐美經濟危機後國際金融機構在中亞減少投入,未來中俄在中亞的競爭可能大過合作。值得未雨綢繆的是,俄美爭奪烏克蘭和美日澳軍盟不斷強化,同時增加了俄中兩國的外部壓力,如果利用得好,會提升中俄背靠背的戰略支持,反之則可能因為外部的擠壓而激化兩國在中亞的矛盾。

 
中國周邊外交四軸心

中國職能部門對歐亞外交曾有過“一個軸心(俄羅斯),兩個支點(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的政策設計。但事實表明,烏克蘭無法實現其作為一個戰略支點的基本功能。用中國一位仍頗有影響力的前高級外交官的話說,“支不起來”。再加上中國又與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多國建立戰略夥伴關系,這樣支點太多反而等於沒有支點。筆者在《中國的歐亞大戰略》一文中指出了可能的解決方式,即主動“提升”哈薩克斯坦在中國歐亞戰略中的地位,至少在地區層面上達到與俄羅斯並列。現在看來,“中亞+俄羅斯”作為中國歐亞外交的兩大支柱,不僅能更好地適應中國歐亞外交的現實,發揮兩者對中國周邊外交的作用,而且也能化解中國未來對歐亞外交的諸多挑戰。這其中頗具現實意義的一項就是,這一戰略設計有可能徹底化解中俄在中亞的矛盾。


受歷史文化、地緣政治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中俄在中亞的矛盾在短期內無法改變。從國際政治學的角度看,這有點類似歐俄當前在烏克蘭的爭奪,即地緣夾縫地帶在兩大相鄰力量間的選擇問題,也可以說是如何劃分兩大力量在此地勢力範圍的問題。中亞聯合起來作為一個獨立的國際角色發揮作用,有助於避免中俄之間出現歐俄爭奪烏克蘭那樣的悲劇。


在這裏筆者再次大膽地提出升級版的中國的歐亞外交戰略,即“中亞+俄羅斯”的雙軸心戰略。中亞這條新軸心將輻射南亞、中東、裏海和高加索,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最重要的依托,哈薩克斯坦將是凝聚和引導這條軸心毋庸置疑的領導者。這樣的雙軸心不僅能很好地支撐起中國的“西進”戰略,同時也是對“東固”戰略的雙軸心—“東盟+美國”的呼應。這樣,東西兩個方向上中國都有一個大國和一個地區性的聯合體作為自己的外交對象,可以相互參照,相互借鑒,相互助推。這兩組“雙軸心”所囊括的國家中,與中國存在各類戰略夥伴關系的就有13個,占總數近1/3。因此,新的四軸心戰略將為中國醞釀已久的大周邊外交提供一個基本的戰略框架,打破傳統的“周邊是首要,大國是關鍵,多邊是舞台”過於理論化的外交分野,有利於中國的外交官們更好地施展手腳。相應地,上合組織可以參照亞太經合組織,重新定位為中俄哈為核心的歐亞大戰略的重要補充和保障機制。(愛思想網站2014-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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