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這種人·記杜逢辰君的事

此文題目很是平凡,文章也不會寫得怎麼有趣味,一定將使讀者感覺失望,但是我自己卻覺得頗得意義,近十年中時時想到要寫,總未成功,直至現在才勉強寫出,這在我是很滿足的事了。杜逢辰君,字輝庭,山東人,前國立北京大學學生,民國十四年入學,二十一年以肺病卒於故裏。杜君在大學預科是日文班,所以那兩年中是我直接的學生,及預科畢業,正是張大元帥登台,改組京師大學,沒有東方文學系了,所以他改入了法科。十七年東北大恢覆,我們回去再開始辦預科日文班,我又為他系學生教日文,講夏目氏的小說《我是貓》,杜君一直參加,而且繼續了有兩年之久,雖然他的學籍仍是在經濟系。我記得那時他常來借書看,有森鷗外的《高瀨舟》,志賀直哉的《壽壽》等,我又有一部高畠素之譯的《資本論》,共五冊,買來了看不懂,也就送給了他,大約於他亦無甚用處,因為他的興趣還是在於文學方面。杜君的氣色本來不大好,其發病則大概在十九年秋後,《駱駝草》第二十四期上有一篇小文曰《無題》,署名偶影,即是杜君所作,末著一九三0年十月八日病中,於北大,可以為證。又查舊日記民國二十年分,三月十九日項下記雲,下午至北大上課,以《徒然草》贈予杜君,又借予《源氏物語》一部,托李廣田君轉交。其時蓋已因病不上課堂,故托其同鄉李君來借書也。至十一月則有下記數項:

十七日,下午北大梁君等三人來訪,雲杜逢辰君自殺未遂,雇汽車至紅十字療養院,勸說良久無效,六時回家。

十八日,下午往看杜君病,值睡眠,其侄雲略安定,即回。

十九日,上午往看杜君。

二十一日,上午李廣田君電話,雲杜君已遷往平大附屬醫院。

二十二日,上午盂雲嬌君來訪。

杜君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進療養院的。在《無題》中他曾說,“我是常在病中,自然不能多走路,連書也不能隨意地讀。”前後相隔不過一年,這時卻已是臥床不起了。在那篇文章又有一節雲:

“這尤其是在夜裏失眠時,心和腦往往是交互影響的。心越跳動,腦裏宇宙的次序就越素亂,甚至暴動起來似的騷擾。因此,心也跳動得更加厲害,必至心腦交瘁,黎明時這才昏昏沈沈地墮人不自然的睡眠裏去。這真是痛苦不過的事。我是為了自己的痛苦才了解旁人的痛苦的呀。每當受苦時,不免要詛咒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病中苦痛之一斑,在一年後這情形自然更壞了,其計畫自殺的原因據梁君說即全在於此。當時所用的不知系何種刀類,只因久病無力,所以負傷不重,即可治愈,但是他拒絕飲食藥物,同鄉友人無法可施,末了乃趕來找我去勸。他們說,壯君平日佩服周先生,所以只有請你去,可以勸得過來。我其實也覺得毫無把握,不過不能不去一走,即使明知無效,望病也是要去的。勸阻人家不要自殺,這題目十分難,簡直無從著筆,不曉得怎麼說才好。到了北海養蜂夾道的醫院裏,見到躺在床上,脖子包著繃帶的病人,我說了些話,自己也都忘記了,總之說著時就覺得是空虛無用的,心裏一面批評著說,不行,不行。果然這都是無用,如日記上所雲勸說無效。我說幾句之後,他便說,你說的很是,不過這些我都已經想過了的。末了他說,周先生平常怎麼說,我都願意聽從,這回不能從命,並且他又說,我實在不能再受痛苦,請你可憐見放我去了罷。我見他態度很堅決,情形與平時不一樣,杜君說話聲音本來很低,又是近視,眼鏡後面的目光總向著下,這回聲音轉高,除去了眼鏡,眼睛張大,炯炯有光,仿佛是換了一個人的彬子。假如這回不是受了委托來勸解來的,我看這情形恐怕會得默然,如世尊默然表示同意似的,一握手而引退了吧。現在不能這樣,只得枝梧了好久,不再說理由,勸他好好將息,退了出來。第二天去看,聽那看病的侄兒說稍為安定,又據孟君說後來也吃點東西了,大家漸漸放心。日記上不曾記著,後來聽說杜君家屬從山東來了,接他回家去,用鴉片劑暫以減少苦痛,但是不久也就去世,這大約是二十一年的事了。

杜君的事情本來已是完結了,但是在那以後不知是從哪一位,大概是李廣田君罷,聽到了一段話。據說在我去勸說無效之後,杜君就改變了態度,肯吃藥喝粥了,所以我以為是無效,其實卻是發生了效力。杜君對友人說,周先生勸我的話,我自己都已經想過了的,所以沒有用處,但是後來周先生說的一節話,卻是我所沒有想到的,所以給他說服了。這一節是什麼話,我自己不記得了,經李君轉述大意如此:周先生說,你個人痛苦,欽求脫離,這是可以諒解的,但是現在你身子不是個人的了,假如父母妻子他們不願你離去,你還須體諒他們的意思,雖然這於你個人是一個痛苦,暫為他們而留住占老實說,這一番話本極尋常,在當時智窮力竭無可奈何時,姑且應用一試,不意打動杜君自己的不忍之心,乃轉過念來,願以個人的苦痛去抵銷家屬的悲哀,在我實在是不及料的。我想起幾句成語,日常的悲劇,平凡的偉大,杜君的事正當得起這名稱。杜君的友人很感謝我能夠勸他回心轉意,不再求死,但我實是很惶恐,覺得很有點對不起杜君,因為聽信我的幾句話使他多受了許多的苦痛。我平常最怕說不負責的話,假如自己估量不能做的事,即使聽去十分漂亮,也不敢輕易主張叫人家去做。這回因為受托勸解,搜索枯腸湊上這一節去,卻意外的發生效力,得到嚴重的結果,對於杜君我感覺負著一種責任。但是考索思慮,過了十年之後,我卻得到了慰解,因為覺得我不曾欺騙杜君,因為我勸他那麼做,在他的場合固是難能可貴,在別人也並不是沒有。一個人過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嘗過,這以後如不是老成轉為少年,重覆想納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漸傾於為人的,為兒孫作馬牛的是最下的一等,事實上卻不能不認他也是這一部類,其上者則為學問為藝文為政治,他們隨時能把生命放得下,本來也樂得安息,但是一直忍受著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犧牲一己以利他人,這該當稱為聖賢事業了。杜君以青年而能有此精神,很可令人佩服,而我則因有勸說的關系,很感到一種鞭策,太史公所謂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或得如傳說所雲寫且夫二字,有做起講之意,不至全然打誕語欺人,則自己覺得幸甚矣。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四日,記於北京

[附記]


近日整理故紙堆,偶然找出一張紙來,長一尺八寸,寬約六寸,寫字四行,其文曰:

“民國二十年一月三十日晨,夢中得一詩曰,愜息撣堂中,沐浴禪堂外,動止雖有殊,心閑故無疑。族人或雲余前身為一老僧,其信然那。三月七日下午書此,時杜逢辰君養病北海之濱,便持贈之,聊以慰其寂寞。作人於北平苦茶庵。”下未鈐印,不知何以未曾送去,至今亦已不覆記憶,但因此可以知道社君在當時已進療養院矣。老僧之說本出遊戲,亦有傳訛,兒時聞祖母說,余誕生之夕,有同高祖之叔父夜歸,見一白須老人先入門,跡之不見,遂有此說,後乃衍為比丘耳。轉生之說在鄙人小信豈遂領受,但覺得此語亦覆育致,蓋可免於頭世人之譏也。十一月三十日。

(1944年10月作,選自《立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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