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這個詞在物理學文獻中未必能找到。一篇論文以設計一個實驗或者在預期的基礎上提出一個理論而開始。但是幾乎都不會有什麼話提到希望。 

然而，當我回想起我在長期科學生涯中的實際經驗時，我有一個不可磨滅的記憶：當結果同我所預期的不同時，就失望。但是失望只有當有希望時才能發生。 
沒有一種科學是同生活絕對脫離的。即使是最沉著的科學家同時也是一個人；他希望是正確的，希望看到他的直覺被證實；他希望成名，希望成為一個有成就的人。這樣一些希望，正像對知識的渴望一樣，是他工作的動機。 
今天，有可能在客觀知識和對知識的追求之間作出明確劃分的信念，已經由科學本身摧毀了。在科學的作用以及科學的道德方面已經發生了一種變化，使科學不可能保持我們這一代所信仰的為科學本身而追求知識的古老理想。我們確信，這種理想決不可能導致任何邪惡，因為對真理的追求本身是善的。那是一個美夢，我們已經從美夢中被世界大戰驚醒了。即使是睡得最熟的人，在1945年8月第一顆原子彈掉在日本城市裡時也醒了。 
從那時以來，我們已經認識到，由於我們自己的工作的結果，我們已經同人類的生活，同他的經濟和政治，同國家之間爭奪權力的社會鬥爭完全糾纏在一起了，因此，我們負有重大責任。 
按照我的看法，原子彈只是可以追溯到很遠的一種發展過程的最後一環，現在，這種發展過程已經引向危機，可能引向最後的破壞性的災難。防止這種災難的任何希望，只能以理解把我們引進目前形勢的這個過程為基礎。 
人們並沒有委託我以抽像的哲學方式來談論希望，它也不是我的本分。我只能談談我自己的經驗，以及這些經驗使我期望什麼。我很想用某些例子來表明，應用於戰爭的技術科學怎樣逐漸地破壞了道德上的約束，以致現在再也沒有約束了。從這個情況出發，再也不能向原來的方向前進了。只能停止，然後也許還要向後轉。這正是我們可以希望的。 
我對現在技術在戰爭中的作用的最初一些知識來自學校裡的歷史課：例如：針擊槍在1866年怎樣幫助普魯士軍隊在對奧地利的戰爭中獲勝，然而，法國儘管擁有優良的有槍栓的來福槍——後膛快槍，但在1870—1871年的戰爭中還是戰敗了。這表明，在那時，技術上的優越性似乎已經很重要，但還不是決定性的。然而，那固有的道德上的危險已經被認識到了，並且遭受到了把戰爭人道主義化那種思想的對抗，這種思想表現在紅十字會以及關於禁止某些武器、保護和平居民等等的日內瓦公約之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事態是以不同的方式發展的。戰爭是以行軍、會戰等古老的方式開始的。但是，不久會戰的特徵從根本上改變了。戰鬥地帶變得固定了，並且發展了塹壕戰，與此相聯繫的是通過密集的炮火反覆企圖突破塹壕。士兵越來越成為一種純粹的靶子，成為由技術科學提供的超人力量推毀的對象。決定性的因素是後方的工業能力和技術發明的能力。 
我本人作為柏林某軍事當局的一個成員，充當了這台機器中的一個小零件，我在那兒同其他物理學家一起研究所謂聲波測距法。這種方法通過在不同觀察哨所測量炮聲到達時間來確定敵人的炮位。即使在這小小的不很重要的領域裡，一切也都明顯地依賴於整個工業的情況。為使這種方法更加有效，我們向當局要求準確測量時間的儀器，卻被拒絕了，因為工業方面不願為這樣一些小事勻出時間、勞動力和材料來。然而英國人碰到這樣的要求時卻並沒有講求節約。 
觀察家只要沒有被愛國主義的宣傳搞得昏頭昏腦，戰爭提供給他的見解就是：男青年在其中犧牲的戰役，勝敗事實上是由後方的技術和原材料的供應所決定的。即使在那時，在我看來這也是最不道德和最不人道的。我開始明白，從此以後不是英雄主義而是技術成了戰爭中的決定因素；在人類社會中，技術已經使戰爭過時了。 
讓我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兩次經驗來說明這一點，這兩次經驗都同偉大的化學家弗裡茨·哈伯的姓名聯在一起。戰爭爆發前不久，他發明了一種固定大氣中的氮（像硝酸那樣）的方法，並因而創造了第一種人造肥料，硝酸鉀。現在，正如大家知道的，這也是炸藥的一種成分。德國總參謀部顯然準備了一切，但沒有考慮到硝酸鉀來自智利，現在這種進口已經被封鎖切斷了，沒有哈伯的發明，德國人在開戰以後6個月因為缺乏炸藥很可能就會失敗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科學思想和把這種思想付諸應用的技術能力是世界史的決定因素。 
第二次，為了突破固定的塹壕戰，並使戰線移動，哈伯又介入了。他發明了化學戰，——為了把敵人趕出壕溝而利用毒氣（開始用氯氣，後來用其他許多更有害的氣體）。這種方法最初是成功的。但是它依賴於風向和天氣，防毒面具的發明也限制了他的效果，而且，敵人不久就知道了如何在同樣範圍內甚至在更大範圍內利用毒氣。 
我的許多同事，甚至道德信念很強的人，都參加了這項工作。像哈伯一樣，對他們來說，保衛祖國是最高的聖訓。至於我自己，我感到良心上的衝突。問題不在於毒氣手榴彈是否比高爆炸藥彈更不人道，而在於毒物（那從古以來就被人認為是一種卑怯的謀殺工具）是否應當被認可為一種戰爭武器，因為要對可以容許的東西不加限制的話，很快一切都會被容許。但是，只是在許多年以後，事實上是在廣島事件以後，我才形成明確的信念，否則，關於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的認識當然會在我的早期教育工作中表現出來，同時，也許我就不會有那麼多學生樂於協作搞原子彈了。 
1933年，當我作為一個難民來到英國劍橋時，有一次經驗使我認識到，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不只是我一個人有我這種疑慮。我受到了很親切的接待，而哈伯則不受歡迎——儘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為德國的事業服務，還是被迫移居外國了。盧瑟福勳爵，這位核物理學的奠基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拒絕了到我家來的邀請，因為哈伯也在；他不願同化學戰的發明者握手。盧瑟福在保衛他的祖國方面在技術上起過重大作用，因而決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但是，他劃了一條線，在這條線以外，殺人的工具就不能被認為是一種武器。我相信，他會解釋說，要是武器的運用沒有道德上的分界，那麼破壞就不可能有界限，這會帶來文明的終結。 
這種見解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化學戰是人類道德的決定性敗北。雖然毒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並沒有使用，雖然日內瓦公約已經禁止了它，可是所有軍事強國都已經創立了各種研究和進行化學戰的組織。一個國家要是證明了化學武器在軍事上有好處，那就幾乎不會害怕去利用其中的某一種的。 
化學戰的道德上的約束被拋棄以後，19世紀已經接受的原則——即各國進行戰爭只可以針對敵人的軍事力量而不可針對和平居民，也隨之崩潰了。 
我不是一個國際法專家，幾乎沒有讀過格羅提斯及其繼承者的著作。因此我不能介紹這種原則的歷史，而只能根據我目睹的事件介紹我的印象。很明顯，平民要是住在戰鬥地帶總是受到戰爭的嚴重損害。那些被圍困的城市以至整個國家的饑荒（即使敵對行動已經停止，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那樣）似乎也被認為是「可以容許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空軍發展的一個結果，這種屏障已經崩潰。德國帶頭空襲不設防城市——華沙和其他波蘭城市，然後在鹿特丹、奧斯陸、考文垂，在敦刻爾克撤退以後，又有組織地轟炸倫敦。那時我在愛丁堡，常常從同事和朋友那裡聽到對這種不道德的戰爭的輕蔑的評論，並且認為英國決不會模仿這種榜樣。但是這種預言已經證明是錯的了。 
這是怎樣發生的呢？決定轟炸戰的著名人物是兩位英國物理學家蒂澤德和林德曼。他們的經歷開始是一樣的：在研究工作中經歷了一個光輝的開端以後，兩個人都可能對自己是否會成為科學上的優秀人物產生懷疑。因此，他們轉向政府機關和政治，蒂澤德成了防空委員會主席，並且因為他在正需要的時候及時在為空戰發展使用雷達的方法中起了作用而博得了熱烈的歡呼。他使小小的英國空軍贏得了著名的「不列顛之戰」，因此打亂了德國人的入侵計劃。 
林德曼的影響也是以他在技術戰中的工作為基礎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同丘吉爾的友誼。這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件小事，當時他為了證明對某種飛機的穩定性的計算的準確度，他自己駕駛了其中一架飛機，並成功地進行了旋沖。在這次顯示機敏和勇敢以後，丘吉爾完全信任林德曼，任命他為他的首席科學顧問，並以徹威爾勳爵的稱號授予貴族爵位。 
1942年，林德曼一徹威爾建議用英國轟炸機中隊去摧毀德國大城市中的工人住宅區。然而，蒂澤德認為對軍事目標的空襲會更有效得多；至於第一個計劃的不人道，他是否重視，我不知道，丘吉爾站在他的朋友徹威爾一邊，後來事實證明。徹威爾對1000架轟炸機進行的多次襲擊造成的損失大約比實際高出6倍，而且這些空襲對戰爭的結果並不是決定性的，因而蒂澤德是正確的。 
結果，德國的城市炸平了，幾十萬平民被埋葬在廢墟下。防止野蠻行為的道德屏障同它們一起又一次倒塌了。邪惡被報以更大的邪惡，而這種邪惡又被報以甚至更大的邪惡：我指的是德國人後來使用的所謂超級武器。這些是用遙控殺人的不人道方法的最初幾個例子，用不著個人冒險，因此也沒有個人的責任：那就是純技術戰爭，「撳鈕戰爭」。 
國際法專家也許能用更多的例子來說明這種道德衰落的悲慘歷史的概況：例如，自引進潛水艇以來的海戰的例子，別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沉沒的「盧西塔尼亞」號。 
在技術的影響下，戰爭雙方已經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故意消滅平民並證明這是正確的。讓我們來看一看在最後三次大戰中被殺害的平民和士兵的數字的比例，那時還沒有用原子武器進行戰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殺死的總數大約是1000萬，其中95％是士兵，百分之五是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殺死了5000萬以上，士兵和平民的數目幾乎相等（52％對48％）。在朝鮮戰爭期間，死900萬，84％是平民，只有16％是士兵。那些還相信戰爭是政治的合法的工具，並堅持英雄為妻兒和保衛祖國而死的傳統思想的人，現在應當認識到：這些是神話，而且還不是令人愉快的神話。 
正如每個人知道的那樣，核武器已經把這種發展推到極端。人們不能責備那時（1939—1945年）為核裂變工作的人們，因為鈾裂變的發現來自希特勒的德國，人們必須設想：納粹會盡一切努力把它發展成為一種不可抵禦的武器。這是必須防止的。 
但是，當美國準備好了第一顆原子彈以供隨時使用時，希特勒德國已經投降，而日本也已奄奄一息，甚至已經通過外交渠道請求和平。 
當時，一切正像徹威爾和蒂澤德爭論的那樣發生了。軍事領袖們，尤其是領導核能計劃的格羅夫將軍，只想到眼前的軍事上的好處，他們計算了，要是不用入侵日本就能迫使它投降，可以少犧牲多少生命。當然，日本人的生命是不在考慮之內的。而且，格羅夫也不願意放棄以極其恐怖的方式向全世界顯示「他的」成就這件樂事。他甚至不讓事實上做出了這一成就的科學家們對這件事有任何發言權。在這些科學家之間有一群明智的人，他們準確地預言了在日本城市上丟這種炸彈的長期後果，因此在所謂的弗蘭克報告中警告了政府。然而，杜魯門總統任命的一個顧問委員會卻作出相反的決定，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幾個傑出的物理學家。這些成員追隨徹威爾的先例，因此最終越過了界線，走向了人類有可能毀滅自己的下坡路。 
我只須簡要地指出已經發生的事情：把核技術放在國際基礎上的嘗試失敗了。俄國趕上了美國，而且比預期的要快得多。美國發明了氫彈以後，很快就出現了蘇聯的發明。然後就發生了兩大強國在發展洲際導彈方面的競爭，並以探索空間計劃作為掩蓋手段。現在這兩個強國各自擁有的核武器足夠多次地消滅人類。 
政治家們知道什麼已經處在危險之中，他們設法保持恐怖的平衡。但是這種平衡是不穩固的。人民因為蔓延著的道德上的麻痺而對這種危險漠不關心；政治家們變得玩世不恭，而危險在一再增長，它可以使平衡傾覆，就像在古巴危機中所發生的那樣。 
還有什麼可以希望的呢？人們能希望人類對原子危險的洞察將拯救人類嗎？ 
能拯救我們的唯一的東西是人類的一個古老的夢想——世界和平和世界組織。這些過去被認為是不能達到的，是烏托邦。人們相信：人類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既然過去總是有戰爭，那麼將來也總是有戰爭。 
今天，這種觀念已經不再是能接受的了。在一個已經變得比較小的世界上，普遍的和平不再是烏托邦，而是必須的，是人類生存的條件。因此，這種見解傳播得越來越廣。直接的結果是政治的癱瘓，因為不靠武力威脅，不以戰爭作為最後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的有力的方法至今還沒有發現。 
許多聰明人在想這個問題，我確信，只要我們有充分的時間就能找到解決的辦法。這種期望是以長期的生活經驗為依據的。現在存在的無數事物，在我年輕時都被認為是烏托邦。我的科學領域，——原子學和電子學——現在已經導致對物質結構的深刻理解，而那時它們正處在開始階段。要是有人像我們今天這樣來描述這種知識在技術上的應用就會遭到嘲笑。那時沒有汽車，沒有飛機，沒有無線電通訊，沒有收音機，沒有電視機，沒有裝配線，沒有大規模的生產，等等。從我的青年時代以來，所有這些東西都產生了，並且在人們生活中造成了經濟上和社會上的變化，這些變化比以前歷史上一萬年中的任何事件都更深刻、更基本：半封建的帝國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共和國；分散的黑人部落已經成為有現代憲法的有組織的國家；空間研究已經開始，沒有人對宇宙航行員的那些最大膽的、花錢最多的計劃感到激動。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政治上、經濟上和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只能用暴力和戰爭來解決嗎？人類本性不能改變的假設是不會受到挑戰的：既然從來就是如此，那麼將始終是如此。 
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即使由偉大的政治家和哲學家來宣揚也是荒唐的。除非拒絕承認這條公理，人類是注定要毀滅的。我們的希望是以下面兩種精神力量的聯合為基礎的：在道德上認識到墮落為大量屠殺毫無防禦能力的人民的戰爭是不能接受的，還有在理性上認識到技術戰同人類生存是不相容的。 
惟一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讓這些認識生效。因為，現在的形勢是非常不穩定的，並通過它自己的作用過程而變得日益危險了。一個人或者一台儀器的錯誤計算，一個領導人的盲目激怒，群眾在意識形態上的或民族方面的誤會隨時都能導致災難。我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發生變化以前，也許免不了遭到一場可怕的事件。 
但是，我們必須希望。希望有兩種。如果某人希望天氣好，或者贏得全部賭注，那麼希望對究竟發生什麼並沒有影響；要是下雨了或者抽了空簽，我們只得服從現實。但是，在人民的共處方面，特別是在政治方面，希望是一種動力。只有我們希望，我們才會行動起來，使希望的實現更加接近。我們必須不知疲倦地同今天仍然統治著這個世界的不道德行為和不合理行為作鬥爭。 
我很想在這裡引用一位偉大人物的話，他不是一位政治家或哲學家，而是一位注重實際的人，他就是醫生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格哈特·多馬格，他在化學療法方面的發現已經保護了無數人的健康和生命。正像他所說的：「忤悔，懇求，同時也是警告，但卻充滿著希望。」他表達如下： 
「在這個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是什麼？那就是我們個人相互間的融洽相處，我們盡最大努力去互相瞭解和互相幫助。對於我們醫生來說，這是自然的。為什麼對所有其他人來說這竟然是不可能的呢？不要對我說這（會）是烏托邦！每一項發明事前都被看成是烏托邦。為什麼我們寧可等待大國的再一次較量，我們實在是苦頭吃足，從而已經變得明智了。但是，墨守成規是輕鬆自在的，倣傚暴虐的統治者、性情暴躁的人、偏執狂和其他精神錯亂的人倒比獨立思考，尋求重新和解的道路而不互相毀滅，更為輕鬆自在。」 
這些都是坦率的話。這些話出自一個為生命而戰鬥的人，出自一個不僅希望從疾病中拯救人類，而且把他的全部知識和能力都用於為人類工作的人。 
至於迫使現在的愚蠢行動停止下來，這就取決於我們，取決於這世界上的每個國家的每個公民。今天，威脅著我們的不再是霍亂或瘟疫病菌，而是政治家的傳統的吹毛求疵、強詞奪理的推理，群眾的漠不關心和無動於衷，以及物理學家和其他科學家的逃避責任。正如我試圖說明的，科學家已經做的那些事是無可挽回的：知識不能被消滅，而技術也有它自己的規律。但是，科學家們能夠而且應當像戈丁根18人一度嘗試過的那樣，運用他們由於他們的知識和能力而得到的尊敬，向政治家們指明回到合乎理性和人道的道路。 
我們大家都必須進行鬥爭，反對官方的謊言和侵佔；反對有了掩蔽部和緊急條例就可以防止核武器殺傷的論斷；反對鎮壓那些在這方面啟發公眾的人；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光榮，反對對統治權的貪得無厭；我們尤其必須同那些宣佈自己的教義一貫正確並因此把這世界分為勢不兩立的陣營的意識形態作鬥爭。 
希望還是有的，但是這種希望只有在我們不顧一切、全力以赴投入這場反對我們時代的疾病的鬥爭中去的條件下，才會實現。 
（李寶恆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