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我的第一次長途旅行是去日本，在1990年春天。到了長崎後，某一天，站在舊港口的山坡上，眺望港灣中泊著的大小船隻。那一日陽光燦爛，港外的東中國海，帶著淺淺的藍色，以及紗一般的水汽。我心中《蝴蝶夫人》的曲調沖天而起，突然很想再仔細讀讀普契尼在《晴朗的一天》裏到底寫了什麼。然後，我也突然想再讀讀歷史書上如何描寫“黑船來襲”事件。

從那次以後，多年來，我總是帶著幾本小說書去做長途旅 行。

在都柏林時帶喬伊斯的書，在維也納時帶茨威格的書，在巴黎讀巴爾扎克的書，去慕尼黑前找出托馬斯·曼的中篇小說帶上，在聖彼得堡讀托爾斯泰的小說，在鐮倉則可以重溫夏目漱石和三島由紀夫。最好的，是在圓覺寺的樹林旁再讀夏目漱石的《明暗》，這寺院正是夏目年輕時代療養肺結核時靜養的寺院，黃昏時分，天光漸暗，寺院園子裏的燈幽浮般地升起，也看不清書頁上的字，所以將《明暗》放在腿上，默默四望。在古老的鐮倉寺院中，至今仍能感受到夏目漱石遺留下來的氣息，那種對漸漸消失的武士精神的追憶：克己，精神至上的潔癖和對死的禪意。我第一次讀《明暗》時，恰好是年輕時代一個上海渥熱的夏天，厚厚一本黑面子的書，插在我家書架的最高一層，與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集和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放在一起。如今那個書架，那間有西窗的小屋子，都已蕩然無存。

我帶去旅行的那些書，大都還是二十年前後的舊版本，版權頁上的書價大多只有幾元人民幣，或者幾十塊台幣。如今看來，真是驚人地便宜。時代喧囂巨變，在遙遠的異鄉重讀多年前讀過的小說，這種時間和空間上奇異的重逢樂趣，真讓人忍不住追逐。我想，這是八十年代的中文系學生的某種嗜好。那些書我在少年時代已經讀過，如今，在故事發生的城市，用一個中年人的心境重讀，好像經歷穿越時空的旅行。

因此，漸漸地，我更喜歡在一處地方多住幾天，讓自己無所事事起來。在那樣的上午，夾著一本書和一盒便當，找個書中描寫過的地方，去靜心讀讀書。

我的少年時代，世道禁錮，個人毫無希望，倒是保護了一顆可以靜心讀書、無限幻想的心。在陌生的城市裏好好讀一本書，好像就回到少年時代那樣地無欲無求，又充滿了幻想和好 奇。

閱讀是如今僅存的幾項古老的享受之一，帶著古老時代的奢侈氣息。享受這樣的樂趣，需要有閑暇；有自幼建立起來的閱讀習慣——不為功利，只事消遣；更要手邊就有經得住反覆閱讀的小說。大多數的小說經不住一個人在二十年後再讀，經不住一個人將它帶到故事的發生地細讀，更經不住一個同是作家的人這樣讀了又讀；帶一本書去故事發生的那個城市，冬天下大雪的晚上，坐在喬伊斯橋對面的酒館屋檐下讀《死者》，萬籟俱寂的中午，一地白晃晃的陽光，握著《城堡》找到黃金小巷對面的小飯館，坐下來，聞到牛肉湯的香料氣味，這是在都柏林和布拉格重讀的書。樸素無華的60克新聞紙早早就發黃了，心無旁騖的裝幀讓它不得不靠自己散發的精神芬芳吸引知音，計劃經濟時代的書籍就是這樣地鄭重與呆板，以及自尊。

中年以後，我的旅行常常身心分開行事，就好像狄更斯《雙城記》的著名結構那樣，最終才在一個拱形結構的頂端合二為 一。

那時，我面前的城市突然顯現出一種只有小說中才能存在的氣氛，好像整個城市和那裏的日常生活，陌生的人們，房屋，樹木，寫著陌生姓氏的鐵皮信箱，一切都沐浴在造物主慈悲的目光中，變得充滿隱喻和意義，解釋人生各種的箴言如雲朵與氣味般浮現於街頭巷尾，或者突然飛離窗洞的白色的大鳥。這個城市，就這樣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中。

與自然留在我心中的方式不同，城市是以小說般的人物，刻畫，富有深意的故事和數學般精巧的結構，在現實與虛構中搖擺不定的感知留在我心中，成為我精神的一部分的。

在我的旅途上，自然與上帝在一起，那時我是萬物中的一個生物，而城市則與小說在一起，那時我是結構中的一個環節。

在一家上海郊外的舊貨鋪裏，我見到過一塊舊匾，上面刻著這行燙金的大字，“雪夜擁袈讀禁書”。飛揚的柳體，有著無限的清秀和遼遠，以及縱情神遊的自由。那是從前江南讀書人閱讀的趣味，我是變了的。不過保留了一點點不那麼好對付的口 味。

有時一去萬里，真是只為找到一張安靜的書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