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1809——1882），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奠基人。生於英格蘭。1831年大學畢業後以自然科學家身份作環球考察，後創立生物進化理論。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提出了以自然選擇為基礎的進化論學說，首次把生物學建立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為進一步闡釋和發展進化學說，又著有《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人類和動物的表情》等。

在這裡，我已經列舉出了我所有的已出版的書，它們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所以我再要講的話也就不多了。除了現在要講的一點以外，我還沒有發覺自己的思想在30年內有什麼變化。只要是精力一般不降低，那當然也就未必會期望有任何的變化。我的父親享壽83歲，他的思想卻依舊同往常一般敏銳，而且他所有的官能都沒有顯著的衰退。我希望我最好是在自己的思想還沒有顯著枯竭時就與世長辭。我認為，我在探尋正確解釋和想出一些實驗核對的方法方面，已經比過去略微熟練了些；可是，這大概只是單純的實踐和大量的知識積累的結果罷了。我在清楚而扼要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方面，仍舊像往常一樣，很感困難；這種困難使我耗去了極多時間；可是，在這方面也有一種補償，就是：它使我不得不對每一句文字作長久而且專心的思考，因而就會使我在推斷方面，在自己和別人的觀察結果方面，看出錯誤和失察之處。我的思想中似乎有一種命定的特徵，它使我最初在敘述自己的說法和主張時，總是採取錯誤或拙劣的表達方式。從前，我時常在寫作時，要在推敲自己的文句以後，方才下筆寫出它們來；過了幾年後，我得出了結論，為了節省時間，盡可能迅速地用極其拙劣的筆跡，潦草地寫滿全頁。接著就把它們縮減一半，然後才去仔細考慮，改正它們。這樣記寫的詞句，反而時常要比我事先深思熟慮後可能寫出的詞句，更加優美些。 
上面已經講了很多我的寫作方法；我打算再補充講一下，我在自己著寫的幾部書中，曾經把大量時間耗用在一般的材料整理方面。起先，我在兩三頁稿紙上寫出最粗略的提綱，接著把它擴充成幾頁較長的綱要，用不多的詞句，甚至用單詞，去充當整個論斷或一批事實。我開始以擴展形式寫作以前，先把其中每個小標題再擴大一些，而且時常把它們更換成新詞。因為在我的幾部著作中，大量引用了其他科學家的觀察資料，又因為我經常同時研究幾個完全不同的專題，所以我就準備好三四十個大紙夾，把它們放置在書櫥中貼有標籤的擱板上，這樣我就可以立刻把各種個別的參考資料或便條存放進有關的書夾中去。我購買了很多圖書、在它們的未頁上，記寫了書中所有與我的研究工作有關的事項索引。有時，如果這本書不屬於我自己，那麼，我就寫成一篇單獨的摘要；在我的一隻大抽屜中，就裝滿了這些摘要。在開始從事某個論題的研究工作以前，我先去查看所有簡短的索引，編寫出一個分類的總索引，以後再選取一個或幾個適當的紙夾，因此就可以獲得我過去收集到的所有備用資料了。 
正如我曾經講過的，在過去二三十年內，我的思想方式在一個方面發生了變化。我過去一直到30歲，或在超過30歲的時候，曾經對很多種類的詩歌發生了很濃厚的樂趣；其中，有彌爾頓、格雷、拜倫、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雪萊的詩篇；甚至在中學時代，我對莎士比亞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歷史劇，已經有了強烈的愛好。我還講到過，從前我對繪畫也有相當的愛好，而且也對音樂非常熱愛。可是到現在，很多年來，我竟不能容忍去閱讀一行詩句；最近，我嘗試去閱讀莎士比亞的作品，卻發現它枯燥乏味，使我難以容忍，以致厭惡萬分。我幾乎也喪失了對繪畫和音樂的興味。音樂已經不再使我感到快樂，通常反而只會使我過分緊張地去思考自己當時要去幹的工作。我對綺麗的風景，還有一點興致，但是它已經不再像往年那樣，引起我極度的狂喜之情了。另一方面，有些長篇小說，它們是幻想的作品，雖然其幻想並不屬於很高級的，但在這些年裡卻使我獲得了異常的安慰和快樂，為此我時常讚美所有的長篇小說作家。家中人曾經把很多長篇小說朗誦給我聽，只要它們的內容情節一般是好的，或者它們的結局不是悲慘的，我都會感到高興；應當批准通過一條法律，禁止出版那些結局悲慘的長篇小說。依照我的趣味說來，如果長篇小說中的主人公，不能使人產生真正的熱愛，那麼，它就不能被稱作第一流的作品；而且如果主人公是一位姣美的女郎，那就更好了。 
我對這種高尚的審美興趣，喪失得實在奇怪而且可悲；這種喪失也是最令人驚奇的，因為我對於歷史、傳記、遊記（不論其內容是否有任何的科學性事實）和種種專題的論文，仍舊同往常一樣有著濃厚的興趣。我的頭腦，好像已經變成了某種機器，專門把大量收集來的事實加工研磨，製成一般的法則；但是我還不能理解，為什麼這必然會引起我頭腦中專門激發高尚審美興趣的那些區域的衰退呢？我認為，如果一個人具有比我更加高級的或者構造更加良好的頭腦，那麼，他就不會遭受到這種損失了；如果我今後還要活下去的話，那麼，我一定要制訂一條守則：至少在每個星期內，要閱讀幾首詩和傾聽幾曲音樂；大概採取這種使用腦筋的辦法，會因此把我現在已經衰退的那些腦區恢復過來。這些興趣的喪失，也就等於幸福的喪失，可能會對智力發生損害，而且很可能也對品德有害，因為這種情形會削弱我們天性中的情感部分。 
我的著作，在英國銷售量很大，而且被譯成多種外文，在國外也再版過幾次。我曾經聽說，一部著作能夠在國外獲得成功，就是證實它具有永久價值的最良好的檢驗標準。我懷疑，這種說法是否完全正確；可是，如果用這種準則來作判斷，那麼，我的姓名大概將會再留傳下去幾年。因此，我覺得，一個人要對那些使自己獲得成功的智力性質和條件來作分析，雖然很難獲得正確的結論，但是也不妨來試它一試，可能是值得這樣幹的。 
我既沒有極其敏捷的理解力，也沒有機智；有幾位聰明的人士，例如赫胥黎，就具有這些優良的品質。因此，我只是一個很差的評論家。我在初次閱讀任何一篇論文或者一本書時，通常總是對它發出讚美，但是在繼續作了一番思考以後，馬上就會看出它的缺點來。要我遵循一條冗長的抽像思想路線——這種本領，對我是有限度的；因此，我在形而上學和教學方面，從來沒有取得什麼成就。 
有幾位評論家曾經批評我說：「哦，他是一位出色的觀察者，但是他卻沒有推理能力！」我認為，這種評語是不正確的，因為《物種起源》一書從開頭一直到結尾，恰恰就是一長篇論證，而且它已經使不少有識見的專家信服了。任何一個人，如果沒有推理能力，決不會寫出這部著作來。我有一點本領，就是推理能力，正好像每一位頗有盛名的律師和醫師所具有的這些本領一樣；不過我自信，我在這方面的本領並不太高強。 
另一方面，我以為對我有利的一種情況是：我具有比一般水平的人更高的本領、能夠看出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事物，並且對它們作細緻的觀察。我在觀察和收集事實方面，勤奮努力，真是無以復加的了。尤其重要的是：我熱愛自然科學，始終堅定不移，旺盛不衰。可是，我卻懷有一種虛榮心，想要博得我的同道自然科學家們的尊敬；這種虛榮心也就強烈地促進了我對自然科學單純的熱愛。我從少年初期開始，就抱有極其強烈的願望，想去瞭解或說明自己觀察到的事物，也就是說，想把一切事物分門別類，歸納到某些一般的法則中去。所有這些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曾經培養出我的一種耐心，使我能夠在任何悠長的歲月中，對任何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行頑強地思考。根據我所能作出的判斷，我對於別人的指示，並不輕易聽信，盲目遵從。我始終不變地努力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其範圍可使我在一見到事實明顯地相反於我深愛的任何假說時，馬上就放棄這個假說（而且我對於每個專題，總是忍不住想要建立一個假說）。的確，我只能照此辦法去行動，別無其他途徑可以選擇，因為我記得，凡是我初次建立的假說，在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總是使我不得不放棄，或者作重大的修正，只有《珊瑚礁》一書中的假說是個例外。這種情形，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我對混合性科學中的演繹推理方法的極不信任。我認為，富有懷疑態度，這對科學家是有利的，因為這可以使他們不致損失大量時間；然而，我曾經遇見不少人，我相信，他們正是由於（缺乏懷疑態度），不敢去試驗和進行觀察工作，不管這些工作是否具有直接或間接的益處。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現在舉出我很早已經知道的一個十分離奇的事例。有一位先生（後來我知道，他是一位優秀的區系植物研究家），他從我國東部郡縣寫信告訴我道，那一年各地的普通豆科植物種子，即豆子，竟與往年不同，都錯誤地著生在豆莢的另一側邊上了。我在覆信中，請他作更加詳盡的報導，因為我不理解他所指的是什麼；但是過了很久，卻毫無復音。此後，我看到了兩張報紙：一張是肯特郡出版的；另一張是約克郡出版的；在它們上面都載有一則新聞，報導這個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實：「本年所有豆子，都錯誤地著生在（豆莢的）另一側邊上。」那時我就想，這種說法，竟流傳得這樣廣泛，一定有某種根據。因此，我就去找自己的園丁，他是肯特郡的老人；我問他，對這種說法，是否聽到過什麼來歷；於是他回答道：「哦，不對，先生！這一定是搞錯了：因為只有在閏年，豆子才著生在（豆莢的）另一側邊上，可是今年卻不是閏年呀！」接著我再問他，豆子在平常年份中怎樣生長，在閏年又怎樣生長；可是馬上就發覺，他對於豆子在任何期間怎樣生長的情形，卻是一概不知，不過他還是一直堅持自己的主張。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那位最初的報導者，來信向我表示萬分歉意，並且說，上次他要是沒有聽到幾個有文化的農民提出這種說法，那麼就決不會寫信告訴我的；可是後來，他再去同其中的每個農民交談，才知道他們個個都絲毫不知道他所指的是什麼。因此，在這裡就碰到了這樣的情形：一種信念，只要是可以把毫無明確觀念的有關說法叫做信念的話，那麼，它用不著任何一點證據，就可以不脛而走，幾乎會傳遍英國全境。 
在我過去的一生中，我只聽到過三次故意捏造的報導；其中一次，可以說是一種招搖撞騙（科學上的招搖撞騙事件，已發生過幾次），但是它竟然會矇騙了美國的一家農業雜誌。這次報導的內容是：在荷蘭，用牛屬中各個種互相雜交，育成了新品種的牛（我恰好已經知道，牛屬中有幾個種，是雜交不育的），而這個報導者竟然厚顏無恥地說，他已經同我通過信，而且我為他所獲得的成就深受感動。這篇報導文章，是由英國農業雜誌的編輯轉寄給我的；這位編輯先請我對它發表意見，然後準備要把它刊載在他的雜誌上。 
第二次，有一位作者報導了幾個變種，它們是用報春屬中的不同的種育成的；他說，儘管它們的親本植株被嚴密防護、隔離、不讓昆蟲接觸，結果還是自發地結生了大量種子。這篇報導文章，是在我未發現花柱異長的意義以前發表的；其中的全部敘述，或者全是騙人的謊話，或者是在隔離昆蟲接觸方面有很大的漏洞，以致難以使人相信。 
第三次報導，更加使人奇怪了：赫斯先生在他的論著《近親婚姻》一書中，發表了幾長段的摘錄；這是從一位比利時著者的論文中摘引的；這位比利時著者肯定說，他把親系極近的兔子交配，已經進行了很多世代，毫無有害的後果。這篇文章，發表在一本內容極其豐富的科學雜誌——《比利時皇家醫學會會刊》上。可是，我對它卻仍舊難免發生懷疑：我不明白，為什麼在這篇文章中，總是舉出這樣（的成功）事例，舉不出任何一種（失敗的）事例來呢？可是，根據我自己繁育動物的經驗看來，我不得不認為，這是不很確實的。 
因此，我在這種非常猶疑不決的情況下，寫信給望·貝耐登教授，向他詢問這位著者（的論文內容）是否確實可靠。不久，我從他的覆信中得悉：比利時皇家醫學會已經發覺，這全篇報導文章都是偽造的，因此大為震驚。該會的《會刊》公開向這位著者責問，要他明確答覆：他在進行為時幾年的養兔試驗工作時，居住在什麼地點，而且他的大群兔子又在什麼地點；結果卻毫無回音。於是我就寫信告訴這位蒙在鼓中的赫斯先生：他引用作為自己著作的主要論據的這篇文章，竟是偽造的貨色；不久，他以極其可敬的態度，在回信中附來一小張印刷的（勘誤聲明）紙條；他已經把這些小紙條附進了（書店中）尚未出售的每本書中了。 
我具備了一些井井有條的習慣和方法；這對我獨特的工作方法很有一些用處。最後，我還不急需去謀生覓食，所以就有了充分的空閒時間。即使是我身體很壞，而且它使我在一生中損失了幾年的（寶貴）光陰，但同時也使我避免了許多散漫的社交生活和遊樂，節約了時間，也不無小補。 
因此，根據我所能作出的判斷，作為一個科學家，我的成功，不管它有多大，是取決於種種複雜的思想品質和條件的。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熱愛科學；在長期思考任何問題方面，有無限的耐心；在觀察和收集事實資料方面，勤奮努力；還有相當好的創造發明的本領和合理的想法。確實使人驚異的是：使我所具有的這些中等水平的本領，竟會在某些重要問題上，對科學家們的信念，起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畢黎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