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波恩（1882——1970），德國物理學家。生於西裡西亞的佈雷斯勞。190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遷居英國，1953年退休後迂迴德國。波恩在物理學上的主要貢獻是發展了量子力學，用統計學解釋波函數，並與海森伯等合作，發展三雛粒子運動理論，即矩陣力學，提出了量子力學中的微攏理論。1954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著作有《晶體點陣動力學》等。

我想就科學對於我以及對於社會的意義提出一些見解，而且我要先說一句平凡膚淺的話來開頭，這句話就是：生活中的成就和勝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好運氣。就我的雙親，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老師，我的學生和我的合作者來說，我是幸運的。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幾次革命中；我都幸運地活下來了，其中包括希特勒的那一次，對於一個德國猶太人來說，這是非常危險的。 
我希望從兩個角度來觀察科學，一個是個人的角度，另一個是一般的角度。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我一開始就覺得研究工作是很大的樂事，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種享受。這種樂趣有點像解決十字謎的人所體會到的那種樂趣。然而它比那還要有趣得多。也許，除藝術外，它甚至比在其他職業方面做創造性的工作更有樂趣。這種樂趣就在於體會到洞察自然界的奧秘，發現創造的秘密，並為這個混亂的世界的某一部分帶來某種情理和秩序。它是一種哲學上的樂事。 
我曾努力閱讀所有時代的哲學家的著作，發現了許多有啟發性的思想，但是沒有朝著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穩步前進。然而，科學使我感覺到穩步前進：我確信，理論物理學是真正的哲學。它革新了一些基本概念，例如，關於空間和時間（相對論），關於因果性（量子理論），以及關於實體和物質（原子論）等等，而且它教給我們新的思想方法（互補性），其適用範圍遠遠超出了物理學。最近幾年，我試圖陳述從科學推導出來的哲學原理。 
當我年輕的時候，工業中需要的科學家很少。他們謀生的惟一途徑是教學。我覺得在大學裡教書是最有趣的。以有吸引力的和有啟發性的方式來提出科學問題，是一種藝術工作，類似於小說家甚至戲劇作家的工作。對於寫教科書來說也是同樣情況。最愉快的是教研究生。我很幸運，在我的研究生中間有許多有天才的人。發現人才並把他們引導到內容豐富的研究領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因此，從個人觀點來看，科學已經給了我一個人所能期望於他的職業的一切可能的滿意和愉快。但是，在我一生的時間裡，科學已經成為公眾關心的事情，我青年時期那種「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現在已經過時了。科學已經成為我們文明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和最重要的部分，而科學工作就意味著對文明的發展作出貢獻。科學在我們這個技術時代，具有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作用，不管一個人自己的工作離技術上的應用有多麼遠，它總是決定人類命運的行動和決心的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只是在廣島事件以後，我才充分認識到科學在這方面的影響。但是後來科學變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它使我考慮在我自己的時代裡科學在人類事務中引起的種種變化，以及它們會引向哪裡。 
儘管我熱愛科學工作，可是我考慮的結果是令人抑鬱的。在很少幾行文字裡不可能論述這個重大問題。但是，如果不簡要地提一下我的觀點，那末對我一生的素描就會是不完備的。 
在我看來，自然界所做的在這個地球上產生一種能思維的動物的嘗試，也許已經失敗了。其理由不僅在於核戰爭也許會爆發，毀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這種可能性是相當大的，而且總是在增長。即使這樣一場浩劫可以避免，對於人類來說，除了黑暗的未來以外，我什麼也看不到。人因為有大腦，所以相信自己比所有其他動物都優越；而就他的意識狀態來看，人是否比其他啞巴畜牲更快樂呢？這卻是可以懷疑的。人類歷史已經有幾千年了。這部歷史充滿著激動人心的事件，但總的來說卻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和平與戰爭，建設與破壞，發展與衰落的交替。在人類歷史上總是有某些由哲學家發展的基本科學，和某些實際上不依賴於科學而掌握在技工手裡的原始技術。兩者都發展得很慢，慢得在一個長時期裡幾乎看不出變化，而且對人類舞台也沒有多大影響。但是，大約在三百年前突然間爆發了智力活動：現代科學和技術誕生了。從那時以來，它們以不斷增長的速度發展著，大概比指數還快，它們現在把這個人類世界已經改變得使人認不出了。但是，這種改變雖然是由精神造成的，卻不受精神的控制。這幾乎不需要舉例說明。醫學已經戰勝了許多瘟疫和流行病，而且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裡使人的平均壽命增加了一倍：其結果出現了災難性的人口過剩的前景。城市裡擠滿了人，同自然界完全失去了接觸。野生動物式的生活在迅速地消失。從地球的一個地方到其他地方幾乎立即可以通訊，旅行已經加速到難以置信的程度，其結果是，這世界的一個角落裡的每一個小小的危機，都會影響到其餘所有的角落，並且使合理的政治成為不可能了。汽車使整個農村成為所有人都可以到達的地方，但是道路被堵塞了，休養地被污損了。可是，這種技術上的誤用可以由技術上的和行政上的補救辦法來及時糾正。 
真正的瘤疾更為深刻。這種瘤疾就在於所有倫理原則的崩潰，從前即使在殘酷的戰爭和大規模的破壞時期，這些原則也曾在歷史進程中進化並保持一種有價值的生活方式。傳統的倫理因技術而瓦解的問題，只要舉兩個例子就夠了：一個是和平時期的，另一個是戰爭時期的。 
在和平時期，艱苦的工作是社會的基礎。人類因自己學會了做什麼以及用自己的雙手所生產的東西而感到驕傲。技巧和專心受到高度重視。今天這種情況所剩無幾了。機器和自動化已經貶低了人的工作並已摧毀了這種工作的尊嚴。今天這種工作的目的和報酬是金錢。為了購買別人為金錢而生產的技術產品，就需要金錢。 
在戰爭時期，體力和勇氣，對戰敗了的敵人的寬大，對沒有防禦能力者的同情，昔日是模範戰士的特徵。現在這些東西什麼也沒有剩下了。現代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沒有為倫理上的約束留下餘地，並且使士兵淪為有技術的屠殺者。 
這種倫理上的貶值是由於人類的行動要經過漫長而複雜的道路才能達到其最終效果的緣故。大多數工人在生產過程的一個特殊部門裡，只熟悉自己很小範圍內的專門操作，而且幾乎從來沒有看到過完整的產品。自然他們就不會感到要對這個產品或對這個產品的使用負責。這種使用無論是好還是壞，是無害還是有害，是完全在他們的視野以外的。行動和效果的這種分割的最可怕的結果是在德國的納粹統治時期消滅了幾百萬人；艾希曼式的屠殺者不服罪，因為他們在「干他們的工作」，而與這種工作的最終目的無關。 
使我們的倫理規範適應於我們這個技術時代的形勢的一切嘗試都已經失敗了。就我所見，傳統的道德觀的代表們、基督教教會，已經找不到補救辦法。共產主義國家只是拋棄了對每個人都適用的倫理規範的觀念，而代之以國家法就代表道德規範這個原則。 
樂觀主義者也許希望，從這個叢林裡將會出現一種新的道德觀，而且將會及時出現，以避免一場核戰爭和普遍的毀滅。但是，與此相反，這個問題很可能由於人類思想中科學革命的性質本身而不能得到解決。 
關於這個問題，我已詳細論述過，在這裡只能指出主要的幾點。 
普通人都是樸素實在論者：就像動物一樣，他把自己的感官印象當作實在的直接信息來接受，而且他確信人人都分享這種信息。他沒有意識到，要證實一個人的印象（例如，一棵綠樹的印象）和另一個人的印象（這棵樹的印象）是否一樣，是沒有辦法的，甚至「一樣」這個詞在這裡也沒有意義的。單個感官經驗沒有客觀的，即能表達的和可證實的意義。科學的本質在於發現兩個或者更多的感官印象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相同的陳述，是可以由不同的個人來表達和檢驗的。如果人們只限於使用這樣一些陳述，那麼就得到一個客觀的世界圖景，儘管它是沒有色彩的和平淡無味的。這就是科學所特有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在所謂物理學的古典時期（1900年以前）時，慢慢地發展起來的，而在現代原子物理學裡，成了佔優勢的方法。這種方法在宏觀宇宙裡和在微觀宇宙裡一樣，大大的拓寬了認識的範圍，驚人地增強了支配自然力的能力。但是，這種進步是付出了慘痛的損失的。科學的態度對傳統的，不科學的知識，甚至對人類社會所依賴的正常的，單純的行動，都容易造成疑問和懷疑。 
還沒有一個人想出過不靠傳統的倫理原則而能把社會保持在一起的手段，也沒有想出過用科學中運用的合理方法來得出這些原則的手段。 
科學家本身是不引人注目的少數；但是令人驚歎的技術成就使他們在現代社會中佔有決定性的地位。他們意識到，用他們的思想方法能得到更高級的客觀必然性，但是他們沒有看到這種客觀必然性的極限。他們在政治上和倫理上的判斷因而常常是原始的和危險的。 
非科學的思維方式，當然也取決於少數受過教育的人們，如法學家、神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他們由於受訓練的限制，不能理解我們時代最強有力的社會力量。因此，文明社會分裂為兩個集團，其中一個是由傳統的人道主義思想指導的，另一個則是由科學思想指導的。最近，許多著名的思想家，例如C．P．斯諾（《科學和政府》，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1年，英文版），已經討論了這種形勢。他們一般認為，這是我們的社會制度的一個弱點，但是相信，這可以由完全平衡的教育來補救。 
朝這個方向改進我們的教育制度的建議很多，但是到目前為止仍然無效。我的個人經驗是，很多科學家和工程師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他們有文學、歷史和其他人文學科的某些知識，他們熱愛藝術和音樂，他們甚至繪畫或演奏樂器；另一方面，受過人文學科教育的人們所表現出來的對科學的無知，甚至輕蔑，是令人驚愕的。以我自己為例，我熟悉並且很欣賞許多德國和英國的文學和詩歌，甚至嘗試過把一首流行的德文詩歌譯成英文（威廉·比施：《畫家克萊克賽兒》，紐約，弗雷德裡克·昂加爾書店，1965年，英文版）；我還熟悉其他的歐洲作家：即法國、意大利、俄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作家。我熱愛音樂，在我年輕的時候鋼琴彈得很好，完全可以參加室內樂的演奏，或者同一個朋友一起，用兩架鋼琴演奏簡單的協奏曲，有時甚至和管絃樂隊一起演奏。我讀過並且繼續在讀關於歷史以及我們現今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形勢方面的著作。我試圖通過寫文章和發展廣播講話來影響政見。我的許多同事都有這些愛好和活動——愛因斯坦是一個很好的小提琴家；普朗克和索末菲是出色的鋼琴家，海森伯和其他許多人也是如此。關於哲學，每一個現代科學家，特別是每一個理論物理學家，都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學思維錯綜地交織在一起的，要是對哲學文獻沒有充分的知識，他的工作就會是無效的。在我自己的一生中，這是一個最主要的思想，我試圖向我的學生灌輸這種思想，這當然不是為了使他們成為一個傳統學派的成員，而且要使他們能批判這些學派的體系，從中找出缺點，並且像愛因斯坦教導我們的那樣，用新的概念來克服這些缺點。因此，我認為科學家並不是和人文學科的思想割裂的。 
關於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在我看來是頗為不同的。在我碰到過的受過純粹人文學科教育的人當中，有非常多的人對真正的科學思想沒有一點知識。他們常常知道各種科學事實，有些甚至是我也沒有聽到過的很難懂的科學事實，但是他們不知道我上面所說的科學方法的根源，而且他們似乎不能掌握這種思索的要點。在我看來，巧妙的、基本的科學思維是一種天資，那是不能教授的，而且只限於少數人。 
但是，在實際事務中，特別是在政治中，需要把人類相互關係中的經驗和利益同科學技術知識結合起來的人物。而且，他們必須是行動的人而不是沉思的人。我有這樣一種印象：沒有一種教育方法能產生具備所需要的一切特性的人們。 
由於科學方法的發現所引起的人類文明的這種破裂也許是無法彌補的。這種思想時常縈繞在我腦際。雖然我熱愛科學，但是我感到，科學同歷史和傳統的對立是如此嚴重，以至它不可能被我們的文明所吸收。我在我的一生中目睹的政治上的和軍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潰，也許不是短暫的社會弱點的徵候，而是科學興起的必然結果，而科學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智成就之一。如果是這樣，那末人最終將不再是一種自由的、負責的生物。如果人類沒被核戰爭所消滅，它就會退化成一種處在獨裁者暴政下的愚昧的沒有發言權的生物，獨裁者借助於機器和電子計算機來統治他們。 
這不是預言，而只是一個惡夢。雖然我沒有參與把科學知識用於像製造原子彈和氫彈那樣的破壞性目的，但我感到我自己也是有責任的。如果我的推理是正確的，那末人類的命運就是人這個生物的素質的必然結果，在他身上混合著動物的本能和理智的力量。 
但是，我的推理也許完全錯了。我希望如此。也許有朝一日有一個人顯得比我們這一代人中的誰都聰明能幹，他能把這世界引出死胡同。 （李寶恆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