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集子不知為什麽使我牽扯了許多心思，好像它在我的書架上是個不足月的嬰兒。或者是因為有一種認為大街上匪患滾滾的心理，所以本來是流水茶飯，我卻敏感而警覺，好像隨時準備拔出匕首，刺入無影之中的敵腹。

在一個失聰的年代，一切判斷的根據，只是“內在的聽力”。也就是說，拒絕強制灌輸塞入耳朵的喧囂聲響，用人的另一種本能，去聽取茫茫沈默中的啞語本音。我暗暗下了決意，從此側耳傾聽，不僅調動體內的潛在聽覺，而且調動各樣的異色語言。從底層到空間，從民眾到鄰人，按照聽到的世界真實的指引，決定一介作家之落筆。

————張承志

（1997·河北满城 李江树攝）

中國人很難在思想上達到一致，所以人們總是看見枯燥的爭論在不休地上演。唯有一個例外是環境問題，愈來愈多的人被卷了進來，購置山林的、義務植樹的成了風潮，呼籲保護環境的大軍，漸漸壯大遍及一切階層。

除了對沙漠化自然的綠色行動主義，對文化環境的愛憐目光也在對焦。義憤填膺的聲浪干涉著粗野短見的施工隊，人人都成了文物保護者。強調講究的文化，痛斥淺薄的建設，老外特別來勁；常聽說哪位歐美國籍的夫人，在不辭辛苦地阻擋拆遷、保衛胡同。誰能說這不是一種社會進步呢？

但任憑什麽，也擋不住隆隆的工地轟鳴。一座城市又一座城市，歷史的積累和寶貴的遺存，還是依次被拆光毀凈。雷同的十字路高架橋，使本地人找不到家。乏情的銀行樓大商廈，把粗獷北方和陰柔南方，統一成一個可憎的模式。在酷似70年代簡易樓的種種叫賣歐陸加州的樓群中，更絞盡腦汁添造了鳥巢和鍋盔；洋專家利用新潮的官僚心理，給害羞不已的都市再披上皇帝新衣。

一個詞，一個叫做“市”的詞匯，被濫用得曖昧可笑：不僅有若“定州市涿州市”之類的漢字悖義，在古老的草原上，你能理解如“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市滿洲里市”這樣的招牌麽？並非誇張，文理不通的招牌，正掛在政府大樓的門口。而肆虐於市的癮頭似乎還遠未過去，人們正靜候哪天出現“中國市北京市八達嶺市”的正式頒布。

唐宋傳奇中的天下軍州、歷史地圖上的州府路道、哪怕革委會時代的縣地省，一切歷史沈積結晶的人類聚落描述——州、府、省、縣、鎮、集，無論大小輕重，不問功能內涵，都變成詞義不明的“市”。頭上是一刀切的高度，眼裏是白晃晃的瓷磚，耳中再聽著鏟除古跡的消息，單調和疲憊的盡頭，使人不再喜愛自己的家鄉。

所幸這畢竟是一個允許議論的領域。如保護樹林一樣，誰都可以對破壞古城風貌者，狠狠罵上幾句。甚至國家的標誌劇院尚未落成，就讀到咒它“王八蛋式建築”的文字。最早的呼籲者，那些在這個領域尚帶有濃烈政治意味時呼籲的人們，其實早已絕望地沈默。

也許，對我們這個感性遲鈍的民族，唯有到了歷史城市消亡的時刻，對城市史的觀察才可能開始。非要到了仿古街道一條條被偽造出來、而且錯覺隨之發生，連我們也真要把它們當做古跡——新歷史城市已經悖逆人意登堂入室，管你願意與否——人才靜心轉過身，注意珍貴的歷史城市。

人類文明的進程，在遠古的岔路口上分開的時候，城市的類型，呈現了不同的思路。也就是說，我們擁有的城市，其實在最初就有一些先天的弱點。今天有心思比較地中海的一些名城了，才發現它們沿襲了不同的規劃。

比如，格拉納達是在一條山脊上，沿著地勢走向和起伏，先營造了宮殿即王城。然後在要塞的墻外，隨意地興起了百姓的民居。廣場即是市集，借鄰家外壁做我家的前墻，順著幾戶鄰裏的小徑，勾連成城市蛛網般的通路。家居和土地的私有，限制了國家的霸道意志，一個街區與另一個街區之間是交通大路，它們沿著泉眼流水，給後代留下了改造的依據。

都市營建中，借助自然的思路，使人類獲得了說不清的好處。千年過去之後，整個那種布局，更顯現出一種迷宮的魅力。難怪數百步之內的王城和居民區，阿蘭布拉宮和阿爾巴辛窯洞區，兩處都早早被定為人類文化遺產。

而在中國人的腦子裏，規劃就是禮制。從《周禮·考工記》的時代，九經九緯的大平面，任憑改朝換代滄海桑田，未曾有一點更改。這是統治者逞示威嚴的平面，而不是居住舒適與合理的設計。這樣的布局規劃，必然把城市選擇在平原上，而平原城市除了對水患與戰爭的無力，它放棄了建築的落差，其實也就是丟失了城市的奧深。

禮制規劃的缺陷，不能單從平原的安置來追究。僵化的不僅是切豆腐式的劃分，理念中的其他因素，也使城市難得長命。不用說安陽的殷墟，不用說《清明上河圖》的汴京，即便那萬國來朝的偉大長安，它天下聞名的裏坊，為什麽後來蕩然無存了呢？值得反省的例證不勝枚舉。喀什噶爾也坐落在平原上，它的魅力為什麽那麽誘人呢？順便說一句：喀什市的愚蠢改造，也正以消滅魅力為綱領，以九經九緯為圖紙，日以繼夜地進行著。

除了平面之外，建築材料也是一處軟肋。從殷墟到戰國的高臺（如趙之叢臺楚之章華），古代的材料只有夯土。木頭加夯土的速朽，是不言而喻的。後來添些硬材料，中國建築走上了漫長的土木材料之路。這種建材作為城市的細胞材料，它的易損速蝕，造成了古代蘊藏的保存難度。它無法和比如地中海東岸的阿拉頗，那座石築古城相媲美。遍地的古建，其實都必須百年一落架，三十年一補修，看是碑文上寫著遠溯唐宋，其實眼前的寺廟殿堂，一色幾乎都是清代重建。我們缺乏使用石頭的傳統。無邊的平原上，昔日星點分布著燒磚窯，今天到處興建著水泥廠。那麽也就沒有如阿拉頗，沒有那種沿著地中海的、上溯紀元前後依然巍峨屹立的羅馬遺跡。土木材料的廉價和限制，滋生著都市營建的投機和短見。抽時間遛一遛石材市場開人眼界：原來根本就沒誰打算建一座石頭的建築，只有人把石頭切成片，“幹掛”在劣質材料的骨頭上！

如此建築，如此建築堆積而成的城市，它的難存韻味，它的歷史遺存，早已是危若累卵。

　　布羅代爾在《地中海史》裏歸納了城市的一些要素，諸如城市誕生的地理原因，以及它與市場和交通的關系，城市的官僚、商業、工業、手工業、宗教、軍事等諸多功能，指出了城市含有的糧食、政治、交通、人口等病竈，最後總結了城市的早期資本主義，即銀行時代。他說：“如果說城市生活是分階段發展的，那麽，它也是分階段衰退的。城市的誕生、發展以及衰落與整體經濟形勢息息相關。城市在衰退過程中，陸續放棄它們的力量根源。”（商務，第一卷，P.468）

但在16世紀導致資本主義城市興起的交通因素，尚未如今天一樣發展為城市之癌。交通是城市的脈管，它一旦癰腫傷炎，城市便高燒癱瘓。發展交通，這是一個神聖的名義。交通難題是一切陰謀和腐敗的掩體。房地產的巨額利潤，當然也在這種掩體背後暗暗計算。城市是脆弱的：僅僅一個交通的借口，就可以把每一個北京胡同的路口都變成立交怪物。

城市裏的人更是脆弱的：工程隊和開發商的背後是“不可抗拒力”，人只能接受從自己的家離走遷徙的判決。隔離樁、鐵柵欄，為了交通七十老翁在爬高高的過街橋，然而汽車仍然如蝗災般瘋狂湧來。拓寬，把每一條路都拓寬到八十米、一百米，礙事的九經九緯，可以在它的八十一個交叉點都建起恐怖的立交橋。

不遠的未來，可以暢想人行橫道上通了擺渡般的過街公交車。區區胡同就盛不下你的鄉愁麽？為了交通、汽車、樓盤，為了長官意誌和肥腴利潤，可以把一切文明剜骨剔肉，拆個精光！

我想起摩洛哥的菲斯城。那座古城連同今日的生活，都是聯合國的文化遺產。它也建在一個大致平坦的地面，材料也不是堅硬的花崗石，它居然用毛驢車的單行線對付交通問題。關鍵是在那裏的城市建設中，對文化的珍惜是絕對的，如同禁忌一般，沒有人敢動古城一根毫毛。而在缺乏社會監督和異議表達的規劃中，毫無禁忌，唯有霸道。

曾見過鄭州城關的舊景頃刻消失，又看到昆明木造的老街逐間拆毀。前年不見了伊犁漢人巴扎的風情，此刻又目擊喀什的帖姆巴旦被圍困——城市如同歷史，脆弱且可以塗改。遺憾已經化成了悲哀，早已是墨雖濃驚無語。難道我們競爭傳遞古城拆毀的消息、難道我們比賽對濫拆運動的詛咒麽？再聽到誰絮叨北京的胡同，我感到心煩。

但良知無論早晚，總是應該支持的。愈來愈多的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的介入，使得失速的古城刪改，畢竟攔上了群眾輿論的繩子。馮驥才早就呼籲與收藏雙管齊下，十數年沈溺其中，推行搶救的運動。李江樹握著相機和散文兩種武器，企圖對文化的浩劫，作他個人的批判。

周末的江樹騎著自行車，在尚未拆除或已經拆光的街上徘徊。我說，太晚了，算了吧。他不被我的悲觀論傳染，總覺得只要大家都行動，就可能救出滅頂的街巷，至少安慰忐忑的良心。

他在殘存的地點支上三腳架，和滿腹怨憤的老人娓娓交談。在流水的日子中，他補充了學識，也洗練了語言，包括建築的語言。他對建築與其環境的種種分析，是因為不敢奢想而被自行放棄的、人對建築及城市有權提出的要求。撫摸著文學和攝影兩件心愛的東西，他對自己的力量所及和正義形式，摸索得日漸清晰了。

不僅如此，這並非只是書市新添的一本文化環保小冊子，從譚嗣同到魯迅，他在這部記錄裏實行著文化批評，他的從來慎於表達的義憤，提示著一種普通善良人的觀點。作為他多年的好友，我怎能不被這樣的行為感染呢？所以反省自己的虛無，也琢磨再做些什麽。

隨著推土機的凱歌聲，新的一年隆隆而至。願我們的心情，能在這苦惱人的聲浪中變得強韌。

僅以此文為序。（選自《聾子的耳朵》河南文藝出版社 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