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的鼓聲——寫在前面

我離開日本生活了三年時間。
話雖這麽說，但並非三年時間裏從未返回日本。也是出於工作需要，我回國了幾次，把在外國期間寫下的文稿交給出版社，一起安排幾本書出版。所以，至少一年要回日本一次。不過除此之外，幾乎所有時間都在歐洲生活。而且不用說，這時間裏我長了三歲。具體說來，由三十七長到四十。
很早以前（其實也就是三十過後）我就有這樣一個念頭：對我們的人生來說，40歲大概是一條具有相當重要意義的分界線。這倒不是有什麽實實在在的根據，也並非事先預測到了迎來40歲具體是怎麽一回事。但我還是這樣認為，認為40歲是一個大轉折點，它將帶走什麽，又留下什麽。在這種精神轉換完成之後，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都已無退路可言，不可能因為嘗試後不夠滿意而重新回到原來狀態。一如齒輪，有進無退。我隱約有這樣的感覺。
所謂精神轉換，想必就是如此情形。也許越過四十這道分水嶺即年齡上了一個檔次之後，過去不能做到的事變得能夠做到了。不用說，這是好事，可喜可賀。但同時我又這樣想：作為新收獲的交換條件，說不定以前以為可以輕易做到的事會變得無能為力。
這類似預感。可是三十過半以後，這種預感在我體內一點點膨脹開來。正因如此，我才想在精神轉換之前做一件事留下來，想寫那種往後很可能不寫（寫不了）的小說。上年紀沒有什麽可怕。上年紀不是我的責任。誰都要上年紀。那是奈何不得的。我怕的是本應在某一時期完成什麽而最後不了了之，而這並非奈何不得的事。
這也是我想去外國的一個原因。感覺上待在日本，有可能在應付日常生活的時間裏稀裏糊塗上了年紀，有可能不知不覺之間失去什麽。而我——說起來——很想把切切實實的、可感可觸的生之時間控制在自己手裏，而在日本這好像很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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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管在哪裏人都要稀裏糊塗上年紀。在日本也好，在歐洲也好，在哪裏都一樣。恐怕正因為可以在應付日常生活中稀裏糊塗上年紀，人才得以勉強保持正常心智。如今——在已經四十的今天——我也那樣想。但那時候想法與此不同。
現在我已回到日本，正坐在桌前思考那三年時間發生的事——覺得十分不可思議。回想起來，那裏邊存在奇妙的失落感。有質感的空白。某種浮遊感或流移感。那三年的記憶在浮遊力和重力形成的狹窄河道裏往來仿徨。那個年月在某種意義上已然失卻，又在某種意義上牢牢植根於我體內的現實。我可以在身體某個地方真切地感覺出記憶的把手。記憶的長臂從非現實的黑暗中伸出來抓住現實的我。我想將其質感講給別人聽，然而我不具有相應的話語，恐怕只能把它作為比喻性整體表現出來，一如某種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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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40歲了，這也是驅趕我踏上漫長旅途的一個動力。不過，促使我離開日本的原因還有好幾個：既有幾個積極的，又有幾個消極的，既有幾個現實的，又有幾個隱喻式的。但我不太願意就此詳談。因為時至現在，怎麽都無所謂了。對我無所謂，對讀者想必也無所謂。無論什麽緣由讓我開始旅行，漫長的旅途也已把最初的緣由沖往遠處，就結果而言。
是的，一天，我突然心血來潮，無論如何都要踏上漫長的旅途。
作為旅行的緣由似乎有些理想化。簡單，有說服力。再說，事情不可千篇一律。
一天早上睜眼醒來，驀然側耳側聽，遠處傳來鼓聲。鼓聲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從很遠很遠的時間傳來，微乎其微。聽著聽著，我無論如何都要踏上漫長的旅途。
這也沒什麽不妥。畢竟聽見了遠方的鼓聲。此時此刻，我覺得這是唯一使我踏上旅途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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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時間我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是《挪威的森林》，另一部是《舞！舞！舞！》。還寫了《電視人》這部短篇集，又翻譯了幾本書。但這兩部長篇小說是我三年海外生活中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小說後記中也寫了，《挪威的森林》是在希臘動筆的，之後移居西西裏，完成是在羅馬。《舞！舞！舞！》大部分是在羅馬寫的，而結束於倫敦。
寫長篇小說時我一向拋開其他所有工作，把精力徹底集中到一件事上，這樣才能寫得快些。但在歐洲期間由於不受任何人幹擾，所以寫作速度比以往還快。在這本書中我也提到：是不折不扣從早悶頭寫到晚。除了小說幾乎什麽也不想，心情上就好像把桌子放在深深的井底寫作似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部小說命中註定地抹上了異國標記。在那些異國城市，我們（即我和妻）孤獨得不得了。幾乎沒有可以稱為熟人的人，而我們所能說的語言又不足以結交朋友和得到熟人。
何況我們的立場在所有意義上都是不上不下的——我們不是趕來看應看的東西、看完就徑自通過的遊客，但又不是在那裏住下來紮根的永久性居民。而且我們不屬於任何公司任何團體。勉強說來，我們是常駐遊客。雖說根據地設在羅馬，但若另有滿意的地方，就在那裏租住帶廚房的公寓生活幾個月。想去別處時就又搬走。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在這種孤立的異國生活（盡管歸根結底那是我們自己追求的）中，我只管一聲不響地一個勁兒寫小說。
我想，即使在日本，也許多花些時間，也還是會寫出同樣的兩部小說。對我來說，《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是我在結果上必然寫的小說。只是，若在日本寫，這兩部作品很可能帶有與現在不同的色彩。明確說來，我恐怕不至於垂直地“深入”到這個程度，好也罷壞也罷。
也許某類讀者生理上喜歡這種深入方式，不過我想，歸終我是心甘情願深入到那樣的世界裏面去的，情願在異質文化的包圍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腳下（或者盡可能孤軍深入）。我的確有這樣的渴望。
《挪威的森林》成為暢銷書之後，各種各樣的人老問我同一個問題：“你認為那本書為什麽那樣好銷呢？”
我當然無從得知。我的工作只有一個：寫出小說來。甚至自己何以寫出那樣的小說都稀裏糊塗。反正當時只能寫那個。好也罷壞也罷，作為我只能那麽寫。在那部小說裏面我能夠清楚表明的惟有一點，即作品命中註定地抹上了異國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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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寫小說的時候主要搞翻譯。與此同時，還確定進度一點一滴寫了多種多樣的紀行。收在這裏的文章便是。當時興之所至地嘗試了種種寫法，既有出於個人興趣寫的，又有無可奈何的獨白。既有以習作為目的寫的，又有斷斷續續在雜誌上刊載的幾篇。但總的說來，這些文章是以給親朋好友寫信那樣的心情寫的。所以，沒有連貫而系統的視點和主題。每天生活的時間裏，有了這樣的事、去了那樣的地方、見了這樣的人——便是這樣隨心所欲寫下來的，以常駐遊客的眼睛。
二十年前倒也罷了，而在每年有數百萬人出國的當今時代，早已不再需要什麽歐洲紀行。所以這裏幾乎不含有啟蒙因素，也不存在類似有益的比較文化論那樣的東西。我開始寫紀行文的一個目的，在於將由於置身異國而有可能不覺之間隨波逐流的自身意識固定下來，以免它從一定的文字層面上滑得太遠。將親眼見到的東西寫得像親眼見到的一樣——這是我的基本姿態，即把自己的感觸盡可能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擯除廉價的感動和泛泛之論，盡量寫得簡潔（simple）、寫得客觀(real)，並在千變萬化的場景中努力不斷地將自己相對化，當然事情不那麽簡單。有時候順利，有時候不順利。但最關鍵的是將寫文章這一作業作為自身存在的水平器加以使用並持續使用。
最初我計劃像記日記那樣，無論如何要保持一定的進度，每星期寫一篇這樣的紀行文，結果根本不行。因為寫長篇小說期間無暇寫小說以外的文章。這樣，不時出現長達幾個月的完全空白。具體說來，在用來寫小說的米科諾斯和西西裏就差不多什麽也沒寫。由於簡單寫了日記，事後可以順著記憶來寫，但嚴格說來那已不是現時記述，量也不多。即使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恐怕也很難稱為遊記。
這裏收錄的文章，原則上僅僅是紀行文的堆積。這些支離破碎的東西很可能沒多大意義。但對我來說，在其繼續本身、在不斷——盡管斷斷續續——寫這些文章這一行為本身之中是有意義的。浪跡歐洲的我通過這些日語文章使得自己同駐守日本的我息息相通。
於是，我成了一個為持續維持自己而持續寫文章的常駐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