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不下的聶魯達 

聶魯達在上個世自己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國曾經享受過理當讓許多外語詩人艷羨的殊榮。他的作品，不管長詩、短詩、散文、詩論大多都被翻譯、刊發或出版。凡是從那個時期寫詩過來的人，如果有誰沒有讀過或不知道聶魯達，簡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可是進入九十年代後(可能還不到九十年代)，他身上的光彩卻逐步消散，他的名字不僅日趨黯淡，甚至受到相當一部分中國詩人的蔑視。表面看來，這與時代、政治等諸多非詩的因素有關。曾有人說這無疑標誌著中國詩人的成熟。但我卻一直認為這種說法不無可疑。後來讀博爾赫斯的文章，從他對聶魯達的評價，才知道人們態度轉變的根源。博爾赫斯看不起聶魯達，聶魯達的激情不夠精致，聶魯達的思想不夠深邃。盡管我對博爾赫斯智力的標高無限佩服，但這並不能消解我對聶魯達的敬重。睿智、淵博、想像力、獨特的哲思、設置或破解迷宮的技藝，這些與智商有關的東西，對於詩人當然不能說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應該是詩人的惰商。聶魯達對人類命運的關註，對女性、對美好事物的熱情和夢想，對侵略者和所有恃強淩弱者的憤十艮，對弱小民族和被奴役階層的認同，不管由此陷入或導致過怎樣的虛妄，都未必是博爾赫斯一句或幾句不屑的話所能抹掉。關於這一點，只要讀一下聶魯達在位居外交官的要職時(換上我們，一旦得到這樣的高位，不知還會不會再說人話)，在戰火紛紛的西班牙，滿含熱淚寫下的《我做些解釋》就能明了。這首未必針對任何人的詩，恰好體現了他的詩歌主張或說抱負，他以直面當下的勇氣和敏銳，對他同代的世人以及後來的我們大聲呼喚， “你們來看街上的鮮血吧。／你們來看／街上的鮮血。／來看鮮血／在街上流淌”。這泣訴如火的聲音，與他的如下話語正相印證， “不論是正確或錯誤，即使把詩人義務擴大到最終，那麽即使是努力在表淺的意義上做些有助於我們的生活，及人生態度的工作，也是我的決心。我是目睹了光榮的時代，孤獨的勝利，光輝的敗北以後，才有這種決心的”。博爾赫斯不會下定這樣的決心，一是他不肯，不屑，二是他不具備這種超出於智力範疇以外的力量。不知道聶魯達是否也對博爾赫斯有所非議。我覺得，如果沒有博爾赫斯這樣的大師，我們看到的只會是天空模糊的輪廓和缺少層次的表象；而沒有聶魯達這樣的詩人，我們看到的天空將會失去雲彩。相對於博爾赫斯，聶魯達是一個有亮度、有溫度的詩人。對這樣的詩人棄若敝履，除了標誌著當下人心的灰冷，只能說明我們對那些避光的眼睛的盲從，這恰恰是在文本閱讀上不成熟的表現。
　　出生在智利一個火車司機家庭的巴勃羅 聶魯達，自幼即顯示出令人驚異的詩才，而在顛沛流離、起伏跌宕的一生中，飽經了民族、人類以及個體的種種憂患之後，他思慮深廣，情懷充實，著作頗豐。他的主要作品《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葡萄園和風》、 《西班牙在我心中》、《地球上的居所》、《元素之歌》、《孤獨的玫瑰》、《漫歌集》等，有著硝石的熾熱和金屬的質地。一九七一年，”因為他的詩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復活了一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詩人獲諾貝爾文學獎。
　　 美國詩人羅伯特·勃萊曾經這樣談起聶魯達：
　　“我到了奧斯陸，在那兒的圖書館裏看到了聶魯達詩作的譯本。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所讀到的第一行聶魯達詩。它是這樣的一行：
　　 女孩子們把手捫在心上，夢想著海盜。
　　這是一行多麽美麗的詩，美在詩人願意喜歡女孩子，又不怕把這願意寫進‘內在的詩’。把海盜拉進來，更造成一個奇妙的世界。 當你進入聶魯達和巴列霍的作品時，你發現它們對於精力本身有一種熱誠，對婦女、對跳躍著的生活也有熱誠。而這種熱誠，是在龐德和艾略特的作品裏找不到拘。”
　　 必須補充一句，在博爾赫斯的作品中同樣找不到。、
　　 我想，一個對女性、對美好事物始終不渝地葆有尊重和摯愛的詩人，總會贏得他受之無愧的、適度的摯愛不口尊重。此中的意義其實主要還不是對於詩人本身，而是對於我們。
　　
　　
拿破侖和一條小狗
　　
捷克、波蘭、前蘇聯等，這些曾經和我們有過相同或說相近社會形態的國家，直到今天只要一提名字就感到親切。這裏有許多表層和潛在的原因，有些甚至很難說清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我們曾經相對了解和熟悉這些國家的文學，從中找到過較多的易於認同的文學觀念、價值尺度和精神旨趣。然而，近一時期來(實際是十多年了)，每當細數這些國度的作家和作品，心中便不自覺地湧起好多感慨。這感慨正漸漸削弱和消解那不無多情的親切。原來我們和人家有那麽多的不同。我們在人格的高度、思想的深度、良知的強度、作品的力度，以及批判能力和行為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不僅顯而易見，值得夜夜汗顏，而且有時候還讓人強烈地感到追趕的無望，甚至無端生出一些對先天的抱怨。別說那些當年站在體制對立面的作家，如哈韋爾、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等，單說那些置身體制之中，與當時的權力機構和權力話語並未直接對壘的作家，像肖洛霍夫、塞弗爾特、艾特瑪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那些可以一直說下去，可以說出來一大片的作家，其靈魂和創作所達到的境界我們遲至今天也難以望其項背。究其原因，也許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的文學傳統一直缺乏那種“對於個體生命的關註，尤其是對於歷史波濤中人類個體生命及其激情、痛苦、失敗的關懷”。
　　上面的引語是崔衛平先生在譯介捷克詩人米洛斯拉夫·赫魯伯的《拿破侖》時所說的話。這句話和抄錄於後的《拿破侖》一詩，曾經讓我很是思緒起伏。
　　孩子們，波拿巴，拿破侖
　　是什麽時候
　　出生的?教師問道。
　　一千年以前，孩子們說。
　　一百年以前，孩子們說。
　　沒有人知道。
　　孩子們，波拿巴·拿破侖
　　這一生
　　做了些什麽?教師問道。
　　他贏得了一場戰爭，孩子們說。
　　他輸了一場戰爭，孩子們說。
　　沒有人知道。
　　我們的賣肉人曾經有一只狗，
　　弗蘭克說，他的名字叫拿破侖，
　　賣肉人經常打它，
　　那只狗
　　一年前
　　死於饑餓。
　　此刻所有的孩子都感到悲哀
　　為拿破侖。
　　一九二三年生於捷克小城皮爾森的米洛斯拉夫，赫魯伯，曾在布拉格查理大學學習醫學並獲得捷克科學院免疫學博士學位，一生從事免疫學研究，出版了幾部論文集。同時堅持寫詩，為當代最重要的捷克詩人之一。出版的詩集有： 《阿基米德和那只烏龜》 (1962)、《被稱之為心靈》 (1963)、 《具體》 (1970)、 《恰恰相反》 (1982)等。他遊歷廣泛，創作題材廣泛。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 “作為一個科學家，赫魯伯始終表現出對於個體生命的關註，尤其是對於歷史波濤中人類個體生命及其激情、痛苦、失敗的關JI嚇。”他把歐洲歷史上聲名赫赫的軍事家、政治家、一度登上皇帝寶座的拿破侖，和一只名叫拿破侖的賣肉人的狗放在一起，讓一群孩子的感情為這只狗的饑餓、被打和死亡所牽動，去口對作為大人物的拿破侖極盡冷落。在他們心中，拿破侖生在一千年前還是一百年前，贏過還是輸過一場戰爭，全都成了無所謂的事情。我好羨慕有這樣一群孩子的匡家和民族。而在我們這裏，不論對什厶朝代的君王、妃子和公王，不管他們犯下過什麽樣的暴行或幹出過多麽惡心的事情，大人小孩卻一律地津津樂道。而對近在咫尺的苦難，乃至深陷泥淖無法自拔的境地，作家、詩人和不時以歷史工人自居的老百姓們卻幾乎一樣的漠然。這種足足持續了兩幹多年的心態與歷朝歷代的權勢口吻近乎天意地暗合。不知道這種心態因這暗合還要持續多久，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自慰於對親身苦難的無能為力，袖手於對他人苦難的置若罔聞，有這種心態的民族至少在近期內不會有什麽出路。
　　正是基於這種憂慮，應該感謝崔衛平先生譯介《拿破侖》這樣的詩歌，並且熱切地期待她能不憚勞苦為我們翻譯得更多。或許當代中國的寫作者們從中學不到先進的手法不口現代化的技巧，可女口果有誰靜下心來，他學到的將是比手法和技巧遠為重要的東西。由此或可稍稍改變一下我們悠久的文學傳統，在官宦文學和隱士文學這兩大主流之外再增加點什厶。這也是盡量縮短我們和前述國度的作家們創作差距的可能之一。
　　
　　
　　
我普希金
　　
今年夏天，牛漢先生在谷川俊太郎中譯作品首發式上發言時談到古今中外的詩人，說他不喜歡普希金，因為他太高貴了。這在某種程度上出乎我的意料。牛漢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老詩人，他的作品、人品二十多年來一直令我心儀，我相信，他的話雖是脫口而出，但一定有很深的道理。說普希金高貴，大概與他的出身有關，他們家曾是“莫斯科最重要的‘書香門第’之一” (亨利·特羅亞著《普希金傳》)，是當年俄國詩人經常聚會的地方，他的父親原是沙皇的近衛軍軍官，是普氏家族勇猛高貴一派的最後代表人物；他的母親，是彼得大帝的寵臣——位有名的黑人王子漢尼拔的孫女。在他身上，有俄羅斯藝術巨匠的血液，也有非洲史詩人物的精氣。他受的是皇家教育，出入於宮廷和豪門望族之間，結交的是大臣、將軍、外交官和上流社會的名士淑女，情趣愛好、言談舉止自然無法與時尚絕緣。這些無疑都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帶有貴族氣息，使他不能像涅克拉索夫那樣去切身感受並關註底層群體的生存。從這一角度看，牛漢先生的話自有其耐人尋味的深意。
　　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不能像牛漢先生那樣說我不喜歡普希金。對於我們這一代人，喜歡普希金曾像鐵板釘釘一樣不容置疑，他對我的影響烙印之深已到了無以抵消的地步。直到聽了牛漢先生的話，我才開始認真地想為什麽喜歡普希金，究竟喜歡普希金的什麽。除了接受教科書的熏染，普希金的傳奇生涯、絢爛文采、浪漫氣質、不羈個性都是吸引年輕人的必然要素。但僅有這些似乎已不能支持今天的我對他的好惡。最重要的或許基於我對下述問題的苦思冥想。
　　普希金出身名門，家世顯赫，無須努力便得享上流社會的榮華富貴，這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窮盡畢生精力尚且求之不得的。他竟然不知珍惜，不在乎失去，偏偏要和給他帶來這一切的社會制度，以及代表這種制度的沙皇作對，一意孤行寫什麽《自由頌》、 《致大海》、《致察達爾耶夫》等勢必讓當權者感到忤午逆不尊的悖謬之作，宣揚什麽自由、平等這種只有法國的盧梭、伏爾泰之流才熱衷的異端邪說，壓根不害怕從別人幾世幾代恐怕爬不上去的臺階——靠近頂端的臺階上被一腳踢下，摔成齏粉，身敗而且名裂。自由，給誰自由；平等，與誰平等，把好東西給了那些下賤的農奴、委瑣的商人、頭腦簡單的士兵、嘯聚深山的叛匪、酒鬼、無賴和流浪漢，我們還剩什厶，按照今天的邏輯，作為既得利益階層中的一員，理應站在適當的位置口昌贊歌，當衛士，自覺地維持、維護這來之不易的格局，此乃責無旁貸應該堅守不易的正途。像普希金這樣有知識、有身份、有前途、有靠山的人竟去選擇與此相悖的道路，生活上放蕩不羈，思想上不肯就範，創作上無所顧忌，不聽招呼且不說，時不時地還要反戈一擊，全然不顧聖上的尊嚴和強大， “狂熱地設法制造災難”，這樣的逆子貳臣，不啻是傻帽中的傻帽，弱智中的弱智，害蟲中的害蟲，瘟疫中的瘟疫。流放、幽禁以及在決鬥中讓他結束生命，都已夠客氣，夠寬容，夠高看他了。但普希金最可貴的地方也正在這裏。
　　現在有好多人經常談到平民意識，不知道它確切的內涵是什麽，但它肯定不等於市民意識。平民身上最少平民意識。弱者最不同情弱者。等級觀念，向上爬的欲望，對權勢的渴盼，對人性的漠視，對當權者的順從，在既定的生存秩序中積久成習的慣性和惰性，在可憐的境地要厶只等待別人的可憐，要厶挖空心思攀龍附鳳，削尖了腦袋熬成個官兒，混成個腕兒，弄成個款兒，那種火燒猴兒似的急迫勁兒讓人看了心疼。像盧梭那樣，像普希金那樣，像十二月黨人那樣，呼喚人類平等，正視並珍視人性本身，蔑視種種權勢和權貴，以蚍蜉撼樹的勇毅反對專制和暴政，反對一切物化或隱形的約束與枷鎖，不惜犧牲自身的種種好處，甚至甘願獻出生命，這樣的人卻往往不是出身貴族，就是已躋身貴族之列。夜深人靜，走筆至此，我這個平民出身且仍為平民的小知識分子，心裏湧起一股難以言說的滋味。
　　帶著這樣的眼光重新審視《自由頌》、 《致大海》、《致察達爾耶夫》等當年讀得爛熟的詩篇，我所感受到並被激發起的便不再僅僅是當年那種高昂狂熱的革命豪情，以及要推翻皇帝做皇帝、當家作主的強烈欲望，而是對普希金同情十二月黨人，將寫出一系列反對農奴制文章的察達爾耶夫這樣的人引為知己，以同道之儀贈詩勉勵有了更深一層的體味。讀著“同誌啊，請相信：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眼前會不停地閃現一二十年前看過的一部蘇聯電影《俄羅斯之星》的鏡頭，會一個勁兒地想著那些被殺或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人與他們的妻子。只可惜在我們今天的電視和電影院裏再也看不到這樣的片子。而在西伯利亞的居民中據說至今保留著一個特別的風俗，每到夜間，家家窗臺上放一些食物和清涼飲料。這一風俗的起因，是當年十二月黨人逃出流放地夜間趕路時，饑餓難耐而又不忍打擾睡夢中的人們，常有人倒斃在雪地裏，因此老百姓為他們把食物和飲料放在窗臺上。彼此之間那種細致入微、體貼到位的關懷真是感人。我不能不嘆服，在一個寒冷異常的國度，天空竟有那厶迷人的星光，大地上有那麽持久的溫馨。擁有這一切的民族，什麽時候都有理由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