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二OO三年九月，福建省舉行“二OO三年海峽詩會”，以“余光中詩歌研討會”為主旨，我應邀忝列。 《都市美丈》主編古耜兄囑我就散文創作的有關問題，與余光中先生對話並請教，我從四個方面擬就提綱借電傳先行飛越海峽。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初次到福州並返鄉祭祖，盛況空前，無法從各種講學、座談、聚會、參觀、遊覽、采訪所築成的重圍中突圍而出。九月十六日上午，他婉辭了原定之遊覽活動，於武夷山中的青竹賓館和我對談，談非悠閑的個日而系匆促的半天，原擬的話題只好打個對折，僅就“中國當代散文與古典散文的關系”、 “中國當代散文與西方散文的關系”兩個問題展開。時日匆忙，光陰金貴，長情短語，雙方均言不盡意。我不懂“錄音”等現代科技，全靠筆記與心記，事後整理成文， 當時有窗外旁聽的山神為證。

李：在中國當代文壇，你自稱以右手寫詩，以左手寫散文，而人道是雙管齊揮，詩文雙絕。香港學者兼作家黃維梁，更形象地說你手握璀璨的五色之筆，用藍色筆翻譯，用紅色筆編輯文學作品，用黑色筆寫評論，用金色筆寫散文，用紫色筆寫詩。你的散文之名不亞於詩名，有些偏愛的讀者與論者，甚至認為你的散文成就更超手於詩之上。不過，伯仲之間，雙飛比翼，概稱“詩文雙絕”也堪稱允當。一條澎湃的江河，必然有它最早的源頭，一株參天的大樹，當然有它深廣的根系，你的散文創作取得如斯成就，我以為和你深厚的古典文學根基，包括古典詩詞歌賦與古典散文的修養分不開。當代的散文作家，如果沒有這種“段位”的修養，沒有年少時修煉而成的“童子功”，要取得遠非一般的成就，那是不可想像的。不知你以為如何?可否請你驀然回首，略說當年?

余：我相信一個人的中文根柢，必須深固於中學時代，如果等到讀大學再來補救，亡羊補牢，未免為時太晚。抗戰時期，從十一歲時起我的中學六年在四川重慶嘉陵江畔的鄉間度過。稚小的我刁；但得以親近蜀中山水，更有緣親炙中國古典文學。這與我的家庭背景有關，我一進初中，父親(余英超)、母親(孫秀君)便開始教我誦習古典散文，如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駱賓王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王勃的《滕王閣序》、李白的《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 《與韓荊州書》、李華的《吊古戰場文》、劉禹錫的《陋室銘》、杜牧的《阿房宮賦》等等。父母在講解之余，還分別用閩南調或常州腔(母親是常州人)帶我誦讀，讓古典的情操從鄉音深處將我召喚。我習誦上述文章，呼吸歷史，體認前賢，涵泳文化，少年之心驚嘆於駢文的工整典麗，散文的開閻自如。後來我在詩文中表現的古典風格與藝術精神，正是以當年桐油燈下高吟低詠的夜讀為其源頭。

應該提到的還有我的二舅孫有孚先生。他藏書頗豐，喜歡美文，在娓娓釋義之余，也教我哦哦誦讀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和《秋聲賦》，以及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那是更合我少年情誌與抒情心境的文章。莊騷李杜韓柳歐蘇是古典之葩， 《西遊》、 《水滸》、 《三國》、《紅樓》則是民俗之根，我還從舅舅的藏書中讀到線裝的《聊齋誌異》，對於上述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當然也如醉如癡。

我還十分感念中學的老師。一九四O年我進初一，在由南京遷往重慶嘉陵江邊的青年會中學就讀。前清的拔貢戴伯瓊先生和川大畢業的陳夢家先生教語文，他們的學問和口才都十分出眾。我作文時曾主動試寫文言，找到對於文言的感覺。課外讀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就曾蒙戴先生耳提面命。記得戴先生教周敦頤的《愛蓮說》，用川腔吟誦，一唱三嘆，對於我體味古文和詩詞的意境，身臨其境，深領其情，最具功效，可惜即使在今日的中文系，學生也只會以國語來默讀或朗誦，而不能心醉神馳地吟誦或吟哦了，真是可惜! 數十年來，乃至老年的今日，我只要高吟低唱李白、蘇軾之詩文，就頓覺李白、東坡就在肘邊，一股豪氣上通唐宋。

李：像你們這一輩的許多老作家，或承家學，或幼時就受到良好的完整的教育，自然學殖深厚，厚積薄發。而一些青年甚至中年作家，因為時代和個人的原因(姑不論其學歷，因為自學可以成才，而即使出自中文系也難免名實不副)，他們許多人在古典文學方面缺乏深厚素養或準備不足，所以就難成大家氣象。尤其是散文，寫到一定的程度就難以提升或超升，有的人甚至包括某些所謂名家的作品，競不免時見硬傷而貽笑大方。當然，有了較深厚的國學根基，也不一定能寫出優秀的散文，否則大學的古典文學教師教授都能翰墨風流，但要成為真正的散文大家，沒有堅實的中國古典詩文的根基，那就純粹是空中樓閣，如同火箭升空，飛船遨遊，需要多種強大的推動力。學者型作家，對於一般的學者他有才氣，對於一般的作家他有學問。這和詩歌創作一樣，涉及到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以及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問題。請你談談對中國古典散文的看法，以及自己如何從中取法?

余：在中國，詩(主要是抒情詩，敘事詩不太發達)與散文是最早的兩種主要文體，可謂源遠流長，這種情況和外國不大一樣，例如希臘文學，一開始就是史詩與悲劇。

中國早期也即先秦兩漢時期，散文是廣義的，為散文而散文是後來的事。當時的散文都不是散文家的散文，如《左傳》、《國語》、《戰國策》以及漢代司馬遷的《史記》，那是史學的家的散文，而《論語》、《孟子》、《老子》、《莊子》以及漢代賈誼、晁錯等人的政論性散文，則都是思想家的散文。他們井未想到要寫聽謂“美文” ，“美文”是散文後來發展到繁榮成熟時期的產物，也是舌人一種回顧性的看法和稱謂。

散文與詩聯姻而產生了賦。漢代的辭賦以及魏晉唐宋的抒情小賦，包陸駢文，介於韻文與散文之間，內容像散文，而形式則向美文發展，重在抒情，講究節奏，註重語言，散文中之“美文”多受賦體的影響，所以《古文觀止》這部古代散文選集，對辭賦也酌情收錄。

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文學自覺時代，中國古代散文到唐宋之時，也像詩詞一樣臻於一覽眾山小的絕頂，而唐宋八大家就是會當淩絕頂的傑出人物，除了他們，還有其它作家寫了許多傑構佳篇。及至明清時代，公安、竟陵派的張揚主體與個性的散文，以及極一時之盛的筆記文、小品文，如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張岱的《陶庵夢憶》與《西湖夢尋》，張潮的《幽夢影》等等，都是古典散文的寶貴財富，今人絕不可以視而不見或輕率否定，那就等於藏金於室而自甘凍餓，幸好在散文的天地裏，還沒有像詩界一樣總是有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傳統”盲音與囂聲。

從五四時代到現在的學者散文，多受孟子、莊子以及明清筆記和小品的影響，筆記還影響了雜文(思想家的散文)。酈道元的《水經註》和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則影響了今天的抒情寫景散文。今日的青年散文作者，許多未能熟讀古典，他們受到的影響多是間接的，就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影響，以及通過譯本而來的西方文學的影響。至於我自己，當然深受中國古典散文的熏陶。我的偏於“知性”的散文，多承古代哲理思辨散文的余澤，而我的偏於“感性”的散文，則多得到唐宋八大家的教益。

早在一九六二年，我就在《古董店與委托行之間》一文中說過： “傳統至大至深，我國的古典傳統尤其如此。對於一位作者，它簡直是土壤加上氣候” (見《掌上雨》一書)。一九六四年，我在詩集《蓮的聯想》的“後記”中也說過： “有深厚‘古典’背景的‘現代’，和受過‘現代’洗禮的‘古典’一樣，往往加倍地繁富而且具有彈性。”華夏的河山、人民、文化、歷史，這些都是我與生俱來的家當，怎麼當也當不掉的。我以身為中國人而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為幸。

李：如同河流的上遊與下遊，中國的古典散文，確實是中國當代散文其源有自的優秀傳統。我們今日所說的“現代”與“創新”，都應該立足於這一傳統之上，因為否定傳統的“現代”與“創新”，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何況傳統絕不是一團化石僅供觀賞和考古，也不是水月鏡花可以隨意否定。從哲學的“過程轉化”的規律而言，傳統是繼承物也是創造物，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系統，是一個流動的美學範疇，是一個不斷現代的歷史與現實的進程。保守主義與虛無主義是對待傳統的兩個極端。當代的詩壇，一些人守舊不化，一些人卻主張全盤西化，徹底否定傳統，所幸散文界似乎還沒有這種無妄之災。中國的古典散文，至少有四個方面值得今日的作者繼承與發揚：時代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對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的熱切關注；重主體性的天人合一情景交融的美學情趣與美學規範；力求創新的藝術精神和豐富多采的藝術技巧；自由靈活的漢語表達方式與精湛高明的語言藝術。不知你以為如何?

余：你概括得相當全面而有自己的見地。我以前曾倡言“藍墨水的上遊是汨羅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傳人”， “我的血系中有一條黃河的支流”，“真正的詩人應知道什麼是關心時代，什麼是追隨時尚”，近年也說過“燒我成灰，我的唐魂漢魄仍然縈繞著那一片厚土”，就是表示一個當代中國作家的民族感與歸屬感。不久前看到大陸報刊上的文章，有的人否定岳飛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認為范仲淹的“先憂後樂”是忠君而不可取。我以為不應以千年後的道德標準與政治標準來厚責前賢，如果那樣，屈原杜甫都可以否定，歷史還留下了些什麼呢?歷史上還有些什麼人可以肯定呢?何況范仲淹所說的“天下”，很大程度上是說社稷蒼生，而這正是中國文人的人文精神，心香一脈。

散文作品整體上應該表現時代與社會，以及作者相應的感悟和思考，但有些作品不見得有什麼微言大義，有多少厚重的社會內容，但對生活與生命卻有獨特的感悟與發現，藝術上又很高明，那往往也是佳作。如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由感性而理性，知性的內容，感性的比喻，個人感受，天人合一，表達的是對茫茫宇宙短短人生的哲理思考，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謂的“言之有物”，同樣也是千古不朽的佳作。

李：我這裏還要提一個“文學語言”的問題。文學語言，並非過去某些文藝理論所主張的只是表達的工具，內容的載體。我以為語言既是文學的載體，更是文學的本體，是文學的審美對象，是文學根本的也是最終的存在。驅遣語言的功力的高下，應該是衡量作家作品高下的一個最重要的尺度，至少是最重要的尺度之一。你的散文語言有口皆碑，許多論者從諸多方面發表了他們的研究心得和意見。老作家柯靈生前讀到你的作品，曾說“得開眼界，因此銳意搜索耽讀，以為暮年一樂”，這位對語言極為講究也頗見功力的前輩，欣賞的當然包括你那“精新博麗、郁趣多姿”的語言。我個人讀你的散文之後，對你的文字深為折服，所謂取法乎上，或謂曾經滄海，再來看某些作家甚至名家的散文，盡管有人吹得天花亂墜，或是撰文來與你比較與比美，雖說見仁見智，但我總以為相距不可以道裏計，文字一入眼，高下就立判了。

余：謝謝，過獎了。我們常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其實，語言對文學的重要，我們往往還是認識不夠。我們要思考中國文字的現在和未來。有些作者與譯者本來就先天既不足，後天又失調。在歐風美雨的強勢文化侵襲之下，一方面是漫無邊際的全球化，一方面是日趨狹隘的本土化(如臺灣)，眾人和整個社會的中文程度越來越差，這就是作家面臨的困境，在這種語境中成長起來的學者和作家，不少人中文都有問題。一九七九年，我在《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一文中，認為優秀作品的現代中文，應有“文言的簡潔渾成，西語的井然條理，口語的親切自然” (見《分水嶺上》一書)，今天，我仍然堅持這一看法。不過，現在我還想就散文中的“音調”和“氣”的問題，和你交換意見。

散文中的音調也就是聲音節奏。韻文講求平仄協調，適當押韻，註意四聲搭配和雙聲疊韻，今日的白話散文至少也應註意平仄交錯之道。無論是寫什麼詩什麼散文，平仄協調是漢文字的美學基因，而許多人寫作就是睞於這種基因。詩或文章寫好之後再加修改，除了“意思”之外，修改的就是音調。音調原則上就是平仄交錯與整散和諧(涉及“對仗之美”)，二者構成了錯綜之致與均衡之姿。運用之妙，在乎一心。例如範文正公的《嚴先生祠堂記》，結尾四句本來是“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他聽從了朋友李太伯的意見，將“德”字改為“風”字，原因是從音韻而言，“德”字聲音喑啞迫促，沒有“風”字那麼舒緩響亮。

李：你的看法和朱光潛先生一脈相承。散文的聲音與節奏，新文學作家和評論者研究者似乎都很少注意。朱光潛在《論文學》一書中就曾專撰“散文的聲音與節奏”一節。記得他說過“咬文嚼字應從意義與聲音兩個方面著眼”， “有人認為講究聲音是行文的最重要的功夫”。除了你所說的《嚴先生祠堂記》這一範例，據說歐陽修作《晝錦堂記》，文稿已交來人帶走，他忽然想到開篇的“仕宦至將相，衣錦歸故鄉”，應分別加“而”字變為“仕宦而至將相，衣錦而歸故鄉”。那時沒有手機、電話或電傳，只好立刻派人快馬急迫，將“而”字補上，如此一來，文句便舒緩而有轉折，抑揚而有頓挫，韻味自是不同，真乃一字千金。

余：這就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啊!聲音節奏之道，當代散文作家有的是有意識而自覺為主，有的是憑感覺不知而行，有的則懵然而茫然。這需要學問，需要才氣，同時也需要藝術的自覺與自律。又如“氣”與“文氣”，這也是當代論者很少研究的問題。孟子早就說過“吾善養吾浩然之氣”，韓愈也說“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直至晚清，貴省的曾國藩還說要“文氣不斷”、 “文氣滂沛”，這些都是頗有道理的。我素有一個看法，英文用標點，是為了“文法”，中文用標點，則是為了“文氣”。行文確實要文氣流轉，吞吐自然，生生不息，有機發展。現在有的人寫散文，可說常常只見喘氣，斷氣，亂寫一氣。


李：中國當代的散文作家，既要植根本土，向中國古典文學吸收傳統的精髓，也應旁采西域，擷取西方文學的精華，你先後就讀金陵大學、廈門大學和臺灣大學外文系，又是中譯英、英譯中的雙棲翻譯家，而且長期教授英美文學，請你談談對西方散文的看法?

余：西方散文與中國散文當然可以作一番比較性的研究，但是說來話長。單純從文體而言，西方也有歷史散文，哲學與政論散文，抒情美文和記敘文，或者說，偏於知性的散文與偏於感性的散文。

就歷史散文而言，公元一世紀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所寫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大約相當於我國司馬遷《史記》中的人物列傳。寫過《致友人書》的西塞羅，是古羅馬的重要作家，而意大利馬基雅維里的《君王論》一書，也是最早的有影響的散文著作。至於《聖經》，近乎宗教散文，其間有文化、傳統與歷史，成為歐洲思想文化的重要源頭，對歐洲後世的作家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總之，西方較早出現的是歷史散文，活躍在文史哲沒有分家的泛文學時代，它是後來諸多文類的母體，也是後代諸多敘事文類得以產生的溫床。

從十五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到十八世紀之末，西方的散文有了長足的發展。十六世紀法國蒙田的《隨筆集》，十七世紀英國培根的《人生淪》，有人認為是西方散文真正的開端，為西方近現代散文奠定了基礎。此外，英國蘭姆的《伊利亞隨筆》，也是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十九世紀初愛爾蘭文豪卡萊爾的歷史散文，也可圈可點，十九世紀美國的愛默生，林肯曾稱他為“美國的孔子”、 “美國精神的先知”，其散文作品極具知性與哲理，他是西方近代的散文大家。總之，西方的散文特別是英國和法國的散文，對五四以來的散文頗有影響，從周作人、梁實秋、朱自清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歐風美雨的留痕。

當代的西方，英美是一世界，英美之外是另一世界。散文作為一個文學門類，在現當代的英美不太發達，寫散文的人雖然不算很少，但已經沒有大師出現了，當然就更沒有影響廣泛的作品。西方的寫作大約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虛構的，如小說，這是主流文類，一類是非虛構的，如散文，成了次文類。在臺灣，評詩、評小說的文章很多，評散文的則很少，散文的“受評率”遠遠低於以上兩類。當代從事文學評論的博士、教授，他們的觀念與理論大都受到西方的影響，運用的多是西方的話語和套路，不是評小說就是評詩，很少光顧散文。

李：你覺得西方散文哪些方面值得我們取法?你的寫作受到西方散文什麼影響?

余：我最喜歡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散文作家的作品。培根、約翰遜那些知性和充滿哲理思考的散文，教會我要努力高瞻遠矚，並深入探索人生、生命和宇宙的底蘊。而我那種比較細膩的個人化的散文，倒反而更多受到西方詩的影響，因為我翻譯了約三百首英美詩，其中的詩藝我心領神會，而且因為由英譯中，對短兵相接學來的各派招式，體認更是深入一層，不僅惠及我的詩創作也成了我散文創作的他山之助。

英文是西方語文中的主要語種，現代的中文深受其影響。我很早就提出過“善性西化”與“惡性西化”的問題，一九七六年，我在《哀中文之式微》一文中說： “不純的中文，在文白夾雜的大難之外，更面臨西化的浩劫。” (見《青青邊愁》一書)。一九七九年，我連續寫了三篇文章： 《論中文之西化》、 《早期作家筆下的西化中文》、 《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收入我的《掌上雨》一書，至今已有二十—五年。一九九六年，我的《論的的不休——中文大學翻譯學術會議主題演說》，收入《藍墨水的下遊》一書，也是舊議重提，陳見新說。簡而言之，使中文更為豐富和生動的西化，就是“善性西化”，而使中文臃腫、筆拙的西化，就是“惡性西化”。在五四以來的作家中，有的人旁采西方，但仍是地道的中文，如剛才你捉到的朱光潛先生，他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和《給青年的十三封信》，既是文藝欣賞的入門之書，又是很好的知性散文，我高中時即通讀數遍，奉為入門指南，且當成文字流暢、音調圓融、比喻生動的散文來學習，日後我寫知性散文，注意言之有物，更知道要講究節奏與布局，正是始於孟實先生的啟蒙。至於“惡性西化”，在五四以來某些作家的詩文中已屢見不鮮，而生硬的翻譯，新文藝腔的創作，買辦的公文體，高等華人的談吐，西化的學術論著，這一切，都是惡性西化的“功臣”。有的譯者之外文遠未登堂入室，中國古典文學的根基又比較淺薄，他們的譯文詞匯貧乏、詞組冗長，濫用副詞詞尾與被動語氣，盲目搬用英文句法，以致文句繁復別扭，一般的作者不能讀原文而讀此種譯文，他們下筆時其文學早經“惡性西化”之病傳染了。

李：你曾主張文句的適度歐化，認為西文中緊湊的有機組織和伸縮自如的節奏值得效法，而文中插句和更活潑的倒裝句法，可以使中國文字更加鮮活。用我們當下的語言，就是文學創作也要改革開放，與時俱進，而“善性西化”的範例，在你的散文作品尤其是早期試驗性探索性文本中比比皆是，如《登樓賦》、 《逍遙遊》、 《咦啊西部》、 《聽聽那冷雨》等篇章。同時我還認為，從古希臘以來，西方就有相對獨立的學術傳統與思想傳統，創作者的主體與個性在散文中也頗為張揚，作家們推崇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考，批判的立場，理性的探求，例如前面提到的蒙田的《隨筆集》、培根的《人生論》，還有法國帕斯卡爾的《思想錄》，都是極具個性與理性之作，被譽為“西方三大經典哲理散文”。中國的散文強調社會責任，偏重人生感受和靈性頓悟的抒寫，當今之世，中國的當代散文或許可對西方散文的上述長處多所取法，只可惜大部分作者都不能讀一手的原著，而只能啃二手的譯文，但原著如同本色地道的美味佳肴，經過他國廚師的翻炒，就難保原汁原味，在這一方面，光中兄你是有美食家之福了。

余：你這樣說，倒使我不免回首當年。我小學四年級開始學習英文，我的中文與英文的底子，都是在中學時代打結實的。我感激金陵大學畢業的英文教師孫良驥先生，他英語漂亮，教學認真，對學生嚴謹而又關切，循循善誘，我受益良多。中學時我已自修《莎氏樂府本事》，試譯拜倫《海羅德公子遊記》的一些章節。高一時參加校內語文競賽，曾一舉奪得英文作文第一名，中文作文第二名，英語演講第三名。我後來之所以讀外文系，與孫先生教我英語密切相關。我可以親炙原文，和西方文壇的前賢時彥的靈魂對話，對我的散文創作與詩創作當然有所助益。同時，我在外文系教書，涉獵英美文學，也總是考慮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化有何幫助。

李：當代散文創作和其它文體的創作，恐怕都得植根東土，旁采西域。你國學修養深厚，能從悠久燦爛的傳統承傳魔法的精華，你對西學入而復出，如同唐僧從西方探知並取來煉金之術，加上生活的經歷和閱歷，加上不可多得的藝術才情與創造力，才能蔚然而成一代詩和散文的大家。

余：謝謝。來去匆匆，噴氣機在飛機場上喊我們。君向瀟湘我向秦，言不盡意，希望他回再聚而重與細論文。

二00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整理於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