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裡高津（1917——），比利時化學家。生於莫斯科。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81年任歐共體特別顧問。是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化學會會員。因對非平衡態熱力學，特別是耗散結構理論的研究成就，於1977年獲諾貝爾化學獎。重要著作有《不可逆過程熱力學導論》。

　　埃爾文有一次在回答許多科學哲學家時憤怒地寫道：「……有一種錯誤傾向，認為科學是和整個人類文化發展的脈絡毫無關係的。其實不然，從科學發展史知道，哪怕在當時是最先進的、深奧的和難於掌握的，離開了整個人類的文化脈絡也都是毫無意義的。理論科學不知道，它的構造中被人認為是很得要領的那些重要方面，最終必定歸於只能抓住有教養的公眾的一些概念和詞彙，並且成為一般世界圖式的重要部分。這種理論科學，我認為，在那裡這一點已被忘記，而且在那裡入會者用那些最多只被少數遊客所懂得的術語互相繼續著冥想。這種理論科學必將從文明人類的其餘部分被剷除掉。無論多麼深奧的閒談可能在極少數專門家的孤獨歡快中繼續著，但在不久的將來，它一定要萎縮、僵化。」 
　　整個文化所特有的問題和該文化框架之內的科學的概念發展所特有的問題，就在科學的心臟，我們發現了諸如時間、演化、不可逆性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每一代科學家都試圖作出回答，哲學家也是如此。 
　　我們可不可以用決裂、分離或否定的術語、用把具體的經驗向著更加難以掌握的抽像變換的術語來定義科學的進步呢？我們相信，這種解釋是在認識論水平上的，在其中科學發現了自己的真正歷史情形的一個反映，是科學描述由人及其環境的相互關係所決定的廣泛經驗時理論上無能的反映。但是，這個被認為是胡說的結果，並沒有在它們遭到否認或被宣佈為非法之後而消失。 
　　毫無疑問，是存在著科學理論的抽像發展的。但是對於科學發展來說，決定性的概念的革新並非一定具有這種類型。它們常常來自把一些新維度的現實性，例如引入不可逆性的概念或量子化的概念成功地並入科學本身之中。在這兩種情況中（這個說法還可以一般化），革新極好地表明了文化的甚至「意識形態」的脈絡所施行的影響，因而表明了科學的實際敏悟對於它在其中發展的環境所施的影響。 
　　斷言這個敏悟，將違背與科學有關的另一個傳統概念，即把它自己從理解自然的傳統形式中解放出來，從而得到發展的思想（它把自己從懶於動腦筋的普通感覺所產生的被叫做偏見的那些東西中得到淨化，從而使這些偏見和理性的「苦修」形成更加鮮明的對照。）從這一點可以得到結論：科學應當是獨立維生而不入世事的人的團體所幹的事務。因此，理想的科學團體應當從社會的壓力和需求中得到保護，科學的進步應當根本上是獨立的過程，從科學家參與其它文化。社會和經濟活動而產生的一切「外部」影響，一切利益，都只能干擾和延遲這個過程。 
　　這種抽像的理想，科學家退出去的理想，在另一個理想中找到了同盟者，這個理想就是關於應當說明「真正」研究者的天職是什麼的那些東西，也就是研究者要從世俗變遷中逃脫出來的願望。愛因斯坦描寫了這樣一類科學家，假如賦與天使把一切「無價值」的人——沒有說是在哪一方面——從「科學聖堂」中逐出的任務，那麼這類科學家將會受到天使的「恩惠」。他們幾乎是「極其古怪離群，隱諱無言的孤獨漢。……」 
　　「什麼把他們帶進了聖堂？……」 
　　把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的動因之一就是逃脫那痛苦煩惱和可憐乏味的日常生活，就是逃脫人們自己變換慾望的羈絆。經過比較精心修煉的人被驅使去逃脫個人的存在，達到客觀地觀察和理解的境界。可以把這個動因比做一種渴望，它會使城鎮居民禁不住地從他那狹小吵鬧的住宅奔向安靜的高山，在那裡，他的眼界能無阻礙地穿透寂靜純潔的空氣，追尋那好像是為永恆世界而造的安逸圖景。 
　　和這個反面動因相對，還有一個正面的動因。人類要為他自己，用適合於他的無論什麼方法，去尋求構成一個簡單明瞭的世界圖像，以便在某種程度上用這個圖像去代替經驗的世界，從而征服它。 
　　愛因斯坦敏銳感覺到的，在後來被科學所發現的禁慾主義的美與市儈經驗的小漩渦之間的不相容性，容易被另一種不相容性增強。這一次是老老實實的摩尼教的不相容，是科學和社會之間，更確切地說，是自由人類的創造力和政治權力之間的不相容性。在這種情況下，研究工作的完成不是必須在隔絕的黑體中或聖堂中，而是只好在一個堡壘中，或者還可以像德林邁特在他的劇作《物理學家》裡所想像的，在瘋人院中。這個劇中的主要角色，三位物理學家討論推進物理學發展的方法和手段，同時也討論把人類從盜用物理學進步成果的政治權力的可怕後果中保護起來的方法和手段。他們得出結論：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已經選擇的方法。於是他們全都決定繼續裝瘋，躲到瘋人收容所裡去。該劇結尾時，如命中注定的那樣，他們發現最後的避難所只是一個幻想。收容所的女所長暗中探查了她的病人，偷竊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奪得了世界政權。 
　　德林邁特的劇作最後把我們引到科學活動的第三個概念，科學的進步是由於把現實的複雜性歸結為隱藏著的合法性，事實是這樣的，即他已經成功地解決了引力的問題，發現了基本粒子的統一場論，以及最後發現了「萬能發現原理」——絕對權力的源泉。當然，德林邁特使用了誇張的手法來建立他的觀點，但公認的是，科學聖堂中所看到的東西一點也不比宇宙的「公式」少。已經描繪得像一個禁慾主義者的科學的人，現在變成了一種魔術師，一個隔絕的人，是打開一切物理現象的萬能鑰匙的潛在掌握者，因此具有一切有力的知識。這把我們帶回到已經出現過的問題中：只有在簡單世界中（並且尤其是在其複雜性僅是表面現象的經典科學的世界中），任何形式的知識都能提供萬能鑰匙。 
　　今天，對科學的挑戰是全面的，因此對於我們來說，把科學從社會中分離出來看來是謬誤的。相反，我們必須把科學活動並入到社會中去。我們必須力圖製造盡可能流動的科學與社會的界面。這樣做的方法之一就是打開新的通訊通道，本書正是依照這種精神寫成的。人類，這次是在前所未有的規模上，把他的自然環境革命化。如謝爾蓋·模斯柯維奇指出的，人類在創造一個「新的自然」。這是必不可免的。正是在這個時刻，我們的世界經歷著人口危機。從本世紀初的15億人開始，到本世紀末我們將達到60億人，在下一個70年中可望達到80億或90億。這本身就暗示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新關係。合理的新形式必須進化。 
　　早在2000年前，中國學者莊子寫道：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我們正向著新的綜合前進，向著新的自然主義前進。這個新的自然主義將把西方的傳統帶著其對實驗的強調和定量的表述，與以自發的自組織世界的觀點為中心的中國傳統結合起來。科學的每個偉大時期，都引出某個自然界的模型。對經典科學來說，這個模型是鐘表。對19世紀的科學，對於工業革命時期，這個模型是一個逐漸慢下來的發動機。對於我們來說，這個標誌可能會是什麼呢？也許我們離柏拉圖在比較自然同藝術工作時所作用的概念更加接近了。不是通過人和自然的對立去定義科學，我們把科學看得更像是和自然的通訊。 
　　莫諾說，他的結論是：「古代的同盟已經打破。人類偶然地從宇宙中現身，如今他已感到他在這個宇宙的冷淡和不可較量的無限性中的孤單。」也許莫諾是對的。古代的同盟已經打破。我們的任務不是悲歎過去，而是要在人類，在他的知識、他的夢想和自然的探險活動之間建立起新的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