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康德那樣把整個形而上學一掃而光，是比較容易的。輕輕一口氣就可以把它吹倒，而且並不需要強大的肺活量去鼓起一陣狂風，只要一股強大的勇氣，就能推翻這個年代久遠、受人敬重的紙牌搭成的大廈。

但不要以為這樣一來實際上就把形而上學從人類知識的經驗內容中排除出去了。事實上，如果我們真的排除了一切形而上學，那我們就很難對任何科學領域中哪怕是最明確規定的專業部分，作出什麼明白闡述，我們會發現這樣做要難得多，說實在話，也許完全不可能。舉一個很粗淺的例子來說，形而上學包括不加可否地接受放在我們面前這樣一本白紙上密密麻麻印上許多黑字的書中的超物質的——亦即超驗的——意義。 
　　更深入一層說，試想人們第一次聽到基爾霍夫和馬赫把物理學的（也是一般科學的）任務，說成是「用最大的全面性和最經濟的思想來描述事實」時，他們都會感到納悶，感到這未免把問題說得太乾巴巴、太空洞了。這種空洞感是我們克服不了的，儘管在理論上我們不得不加以肯定，甚至以熱情的態度接受基爾霍夫和馬赫的這種提法。但是事實上（讓我們老老實實地檢查一下自己），如果把這個提法看成我們的唯一目標，我們就無法在任何科學領域中推動研究工作前進。因為真正把形而上學排斥出去，等於使藝術和科學雙雙喪失靈魂，把它們變成毫無發展可能的枯骨。 
　　但思辨的形而上學確已被排斥出去了，康德對它的死刑的判決是推翻不了的。康德以後的哲學，或許直到現在，都顯示給我們形而上學斷氣前的長期痛苦掙扎。 
　　作為一個科學家，我認為像我們這些生在康德之後的人，要能一方面在我們各個領域裡逐步樹立起一些障礙來限制形而上學對我們闡述真正事實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把形而上學作為普遍知識和特殊知識的必不可少的基礎保存下來，這是個特別困難的任務。這個明顯的矛盾就是問題之所在。我們可以形象地說，當我們在知識道路上前進的時候，我們必須讓形而上學的無形的手從迷霧中伸出來指引我們，但同時又得保持警惕，以防形而上學溫柔的誘惑把我們拉離大路而墜入深淵。也可用另一種形象的比較：在知識道路上前進的大軍中，形而上學無疑是先鋒隊，它在我們不熟悉的敵境內布下一些前哨；我們不能沒有這些前哨，但我們也知道這些前哨容易遭受狙擊。再換一種形象來說，形而上學並不是知識大廈的一部分，而只是腳手架，但沒有這些腳手架，房子就造不下去。我們甚至可以說，形而上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可以轉變為「形而下學」亦即物理科學——但這當然不是就像在康德以前有可能出現的那種轉變。也就是說、決不是把原來不確定的意見逐漸建立起來，而始終是通過哲學的觀點的澄清和改變來實現的。 
　　我們怎樣正確對待形而上學已經壽終正寢這一聲明呢？當我們離開純粹知識的領域而去考慮整個文化（包括倫理學問題在內）的時候，這對我們說來就是一個更加嚴重而且困難的問題。沒有人比康德對這個問題更加敏感的了；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寫了一部《實踐理性批判》來解決這個問題。 
　　近一百年，在一個方向上，西方世界取得很大的進展。這就是說，對時一空事件（物理學和化學）的內容已有了徹底的知識，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大堆光怪陸離的極廣義的「機制」用來擴大人類意志（技術）的影響。談到這裡，我有必要公開聲明一下，我並不認為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後者）是歐洲這一時期具有最重大意義的事情。人們一般都歡喜自稱我們這個時代為技術時代，但照我看來，在稍後一個時期人們將會按照它的最光輝和最陰暗的部分，分別稱之為進化思想的時代和藝術衰落的時代。不過我只是順便提一下，我現在要談的是目前發揮最大作用的力量是什麼。 
　　這種局部的「像皮病」意味著在西方精神生活中，或者不管我們稱它做什麼，文化和知識的許多方面都被忽略了，甚至比起以前來更加衰落了。這就好像是單一器官的巨大發展對別的器官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阻礙和危害似的。許多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受到教會的可恥奴役，但如今它已站起來了，意識到它的神聖權利和尊嚴使命，挾住仇恨和憤怒向它以往的迫害者猛烈攻擊起來；而忘記掉教會雖有許多缺陷和溺職之處，但仍舊是我們最神聖遺產的唯一指定保護者。當年古印度智慧的火花，和被約旦河邊傳道的那位先師重新燃起的火焰，逐漸地、幾乎不為人覺察地熄滅了，在古希臘重新升起的太陽——它的光線使我們的文明開花結果——現在也黯淡下來了。這一切人們幾乎一點兒也不知道了。現在大多數人都沒有什麼信仰可言，沒有什麼導師可以遵循。他們不相信上帝或諸神；在他們看來，教會現在只是一個政黨，道德只不過是繁重的清規戒律；它長期以來依為支柱的那些鬼怪已經不再信得過了，因此它本身也就失掉了任何根據。結果出現了一種返祖現象；西方人類有回到他們早期發展水平（事實上並沒有真正超過那個水平）的危險；極端的放蕩的利己主義已抬了頭，咧著大嘴在笑，它憑著人類原始習慣獲得的粗暴力量，正伸手去撈我們這條船上無人執掌的船舵。 （全增嘏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