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去世後，我兄妹倆搬離住了十多年的九龍城。新居在九龍何文田區的梭椏道，位於窩打老道的一條短短橫街上，街口就是著名的培正中學。那兒是中產階級住宅區，環境可算得上靜中帶旺。街道一邊接九龍塘，另一邊是旺角，交通往來都很方便，我們在那兒度過了四年的大學生活。

在一幢半新不舊的洋房裏，我們兄妹各租了一間小房，房東是一對中年夫婦，他們都是教育界人士，丈夫陳先生在一所小學當校長，陳太太在另一所小學教國文，她長得樣子甜美，性情溫柔，身段高挑，年輕時是個籃球健將。但我見她的時候她卻是滿臉病容，她的丈夫稱她為“正虧軍總司令”（“虧”與“規”在廣東話中同音）。大概她正在經歷婦女的更年期吧。因此她對於飯菜的配搭十分重視，很講究食物的“寒涼冷熱”的屬性。她時時告訴我：“病從口入，你還年輕，大概不會理會什麽食物配什麽體質吧！唉！我是久病成醫，你懂嗎？”當我懂得其中道理，已是三十年後的今日。

在這房子裏，只有我和房東太太共用廚房，只要彼此時間配合得宜，就可以一人獨占偌大的一個廚房，讓“初挑大梁”的我可以自由發揮廚藝，更何況那時除了哥哥之外，還有兩位“常食客”。他們都是哥哥的朋友，在中學教書，一位是詩人，早年肄業於南京中央大學中文系，解放後在香港寫小說當編輯，後來才執教鞭。他姓鄧，我們尊稱他為鄧公，年紀不大，剛步入前中年——大概四十歲，身材中上，小腹微隆，臉孔圓而色紅潤，笑起來一臉天真，性情爽快，常自稱毛澤東的同鄉，卻沒有毛氏的霸氣——從他的字體及詩文中，可見他溫文敦厚的性情。雖然他仍未結婚，但擇偶條件仍然不肯降低，他常帶笑說：“為什麽我從未碰上一個美腿小姐？不然我早已結婚了。”我猜他的擇偶條件不是他所說的如此簡單吧。

那年我剛入浸會書院中文系，鄧公常來我家做客，每星期大概兩至三次，我們有個約定：他教我作詩，我燒飯給他吃，這麽一來我學會了作詩，又有機會練習我的廚藝。大概他是湖南人之故，特別嗜吃辛辣的東西，他每次來，我都為他做一樣辣菜，最常做的是酸辣湯————我做的酸辣湯，他喝得過癮——通常用罐頭雞湯作湯底，然後把嫩豆腐切絲，其他配料有筍絲、雲耳絲、金針菜，最後加上雞蛋黃及粟粉勾芡成羹狀。除了鄧公之外，我們三人都是南方人，均不大能吃辣，只有看著他大快朵頤。他時常邊吃邊稱贊我：“好耶！妹妹，你煮得真好！”我時常被他誇得信心大增。他也很守信用，每次來都在我煮菜時作詩，每每在煮一頓飯的工夫，一首至兩首七言律詩已急就而成，飯後即席揮毫，把詩句寫在月宮殿紙上，貼在我房間的墻壁上，每星期更換一次。我每晚睡前默默吟哦一陣，如此耳濡目染之下，我那段時期的字體都酷似“鄧體”了。在唐宋詩的課堂上，我不時都能詠出佳句，受到老師的贊賞，這都是拜鄧公所賜，他卻說是我做的酸辣湯給他靈感。

至於另外一位朋友，他對我的影響卻是截然不同。他畢業於中文大學哲學系，師承唐君毅，後來念碩士，修的是藝術。水墨畫是他的專長，常常仿畫齊白石的小雞、小貓，也有花籃水果，往往幾筆勾勒即顯生趣，使我這個作畫的門外漢大為佩服。大概他就是利用這門手藝來逗我開心。他年近三十卻仍是未婚，來我家吃飯當然是因不會燒菜，但我事後估量他也想藉此來親近我，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除了吃飯之外，每次還為我作畫，偶爾當他單獨來吃飯時，更有意向我表達傾慕之情，但我這情竇未開的十七歲少女，卻有負他的厚愛。誰叫他生而為潮州人？對於外婆給我的忠告，我是一意遵守的。

三十年後同樣是來我家搭夥的另一個人——河南人李歐梵——在芝加哥大學時在我家吃飯五年，再經過十年之後，卻與我成就了一段美滿姻緣。此之謂有緣千裏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