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哈羅德·羅斯（HaroldRoss）創辦《紐約客》，從一開始，它就是一本集成優秀文學作品與最新觀點的雜志。雜志研究者昆寇（Kunkel）寫道，《紐約客》的成功向世人證明：重要的觀點完全可以通過清晰、文學化和令人愉悅的方式向大眾傳播。在它問世的1925年，"格調高雅"還被認為是歐洲文化獨有的特征，而《紐約客》的出現為美國人帶來了文化上的自信。它的風趣和智慧幫助美國人挨過了經濟大蕭條的年代。在"二戰"期間及戰後，《紐約客》幫助美國人形成了全球化的視角和社會良知。

《紐約客》在雜志行業創造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東西，雜志研究者里雷和塞斯諾說："《紐約客》最重要的創新之一，就是發展了傳記體的'人物特寫'（Profiles）；它提升了美國式幽默的層次，並讓漫畫流行起來；它那些沒有情節的短文成為其標志性內容——被稱為'《紐約客》式的文章'；它還推動了解釋性報道的發展。" 

1985年，Conde Nast公司收購了《紐約客》雜志。

訪談實錄

《紐約客》是"紮實的采訪報道"和"講故事能力"的完美結合

王棟：您能描述一下《紐約客》（TheNewYorker）的編輯理念嗎？是什麼使它不同于《哈潑斯》（Harper'sMagazine）和《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

多蘿西·威肯登（Dorothy Wickenden）：我們是一本周刊，這一點可能是最大的區別。我們的雜志已有80年的曆史，在剛過去的這個冬天，我們剛剛舉行了80周年創刊志慶，待會我會贈送你一本80周年紀念刊。我們雜志屬于綜合性人文期刊，今時今日的內容已明顯不同于80年前創刊之時了。最初的時候，它是一本規模比較小的雜志，當創始人羅斯（Ross）和他的同事們創刊之時，它大體上屬于那種休閑消遣型、幽默類的雜志。幾十年來，它成長成一本大型雜志了。

蒂娜·布朗（TinaBrown）上任後，《紐約客》轉變成新聞導向型了，她的繼任者戴維·雷姆尼克（DavidRemnick）在過去五年中一直擔任雜志總編輯，他也繼承了這一理念。特別是"9·11"事件後和美國的政治文化出現幾次大轉變後，我們雜志一周一周地變得更具政治性。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保留了《紐約客》長久以來的一些傳統：我們發表的各類作品具有很強的文學性；我們刊登小說——《紐約客》一直都在刊登小說——每期都有一篇小說；我們還刊登詩歌——許多其他雜志都已不再刊登詩歌了——這些都是一流詩歌。就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是興趣廣泛的綜合性人文雜志，所以我們也刊登關于醫藥、科學、舞蹈、書籍、電影、曆史等話題的報道。不過，《紐約客》最出名和最突出的特色非"敘述性"莫屬，它實際上是一種"特寫"，是我們文學化報道的傳統——是"紮實的采訪報道"和"講故事能力"的完美結合。它是"文學創作的雄心壯志"和"長達六個月乃至兩年的全方位采訪"再加上"把采訪所得以某種引人入勝的故事形式展現出來"這三大要素的結晶。

能否讓我問您一個問題，既然您已經研究過所有這些雜志，那麼您如何看待《紐約客》、《大西洋月刊》、《哈潑斯》這三本期刊的區別？

王棟：《哈潑斯》的總編輯說《大西洋月刊》更關心政治價值，而《哈潑斯》更關注文學價值，我認同這個觀點。《大西洋月刊》的副總編托比·萊斯特（TobyLester）描述《大西洋月刊》時稱之為"終身的人文教育"，（多蘿西·威肯登：這種說法很有意思）所以他們有點像社會學研究。《紐約客》更關注的是文學價值。這就是我的總體印象。

多蘿西·威肯登：現在讀者喜愛《紐約客》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融合了我們的文學傳統和對一些新聞事件的報道，所以我們的發行量在攀升，廣告在增加——這麼多年來我們終于首次盈利了！

有點難解釋為什麼我們會成功，唯一的解釋就是：我們能夠以某種形式展現新聞，我們以一種明顯不同于報紙和其他周刊的方式去展現新聞。我經常在地鐵上看到讀者在讀《紐約客》，他們在讀塞莫爾·赫西（SeymourHersh）的文章??等有了大段的時間，他們還會回過頭去讀小說或某篇關于在紅樹林里爬樹的故事。對于《紐約客》，人們喜愛的正是雜志的"雜"——這種兼容並包的本質，你能夠品嘗到各種不同的東西。

王棟：我覺得，《紐約客》更接近《哈潑斯》，同樣是側重于文學價值，有小說，有詩歌。

多蘿西·威肯登：我們力求達到"詼諧幽默"，我敢肯定你注意到了這一點，絕對不會與世隔絕而死氣沉沉，每周在雜志最前面幾頁的"高呼與細語"（ShoutandMurmur）專欄就是個好例子。但《紐約客》最與眾不同的特色還是非卡通莫屬，從創刊到現在卡通就一直出現在雜志上。

有一種"調子"始終貫穿整本雜志——常常是某種"詼諧基調"，這可以追溯到創刊伊始，可以說是那個年代的遺跡：那種你會在許多文章中看到的精致但帶刺的幽默。

王棟：您剛才談到《紐約客》現在有盈利了，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盈利的？《紐約客》已經虧了幾十年，每年都要CondeNast補貼很多錢。

多蘿西·威肯登：如果你想得到確切的答案，我得跑一趟經營部門，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過去的三年中，情況才開始扭轉。其實這個現象挺有意思的，十年前，當我第一次來到這里的時候——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在別處聽過這類說法——人們當時到處在討論綜合性人文雜志的衰落，因為當時美國的雜志越來越細分，越來越針對某個專門市場。廣告商們好像也只對細分市場雜志感興趣，因為那樣做廣告投放更有效。現在看來這種預測不太准確，技術發展與網絡革命並沒有使雜志成為古董。人們依然愛讀《紐約客》，我們的發行量現在已經超過一百萬了，非常驚人的量。

王棟：很高興知道《紐約客》現在賺錢了，實際上辦高質量的刊物費時費力費錢，我想把這一點告訴那些想在中國投資雜志的人，您能否給一些例子？我聽說，《紐約客》的老總編羅斯會對他的作者說："你願意在現場待多久，做多少采訪都可以，然後你要盡你所能寫出最漂亮的報道。"

多蘿西·威肯登：我可能不是談論"采編費用"的最佳人選，你得找我們的副總編或經營方面的同事。實際上，采訪費用依據作者所寫稿子的類型不同而有很大不同，近幾年由于在伊拉克的報道我們有較大的支出，不像報紙，比如《紐約時報》（TheNewYorkTimes），它的采編隊伍非常龐大，對一本像我們這樣的大型雜志而言，我們的記者編輯就顯得相對少了。在任何一個時間點，我們都得同時對付大約一百五十篇稿子，因為我們同時在籌劃很多期雜志。此時此刻，我們既要應對當期雜志，同時還要認真計劃出以後三至五期的雜志，我也已經開始籌劃明年二月的周年慶特刊和今年秋天的飲食特刊。所以，在任何時刻，我們在不同的層面上有做不完的工作。

第一部分 第7節：《紐約客》 執行總編輯(3)

回到剛才的話題伊拉克，我們並沒有派遣很多記者去前方——而且也沒有多少記者願意去如此危險的地方做采訪。但從戰爭開始以來的這幾年，我們派了兩到三名記者去伊拉克做采訪，那可是費用不菲啊！與在紐約采訪的記者相比，在伊拉克工作一年的花費簡直大得不協調——在紐約，不需要差旅費，不需要消費賬戶，你也無須去花10,000美金雇一輛武裝防彈車送記者進城。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紐約客》非常非常成功，當時大量的廣告爭相湧入。現在，我們的廣告氣候和那時完全不同，現在的世界也大為不同，今天我們面臨著種種不同的挑戰。

盡管有這麼高昂的運作費用，面臨如此多的挑戰，而且已經存在了那麼多年，《紐約客》依然屹立不倒，並且還相當健康。《紐約客》永遠也不會像《名利場》那樣每年帶來驚人的廣告收入，因為它們是兩種類型的雜志，這兩本雜志的讀者群不同，在美國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王棟：回到剛才我們討論的話題，您能否給我一些"十分耗時"的報道的例子？

多蘿西·威肯登：我這里有一個很適合的例子可以說給你聽聽，從去年開始到現在，我們才把該稿刊載完畢，如今，這樣的情況很不尋常。那是一個由三部分組成的關于"全球氣候變暖"的報道，作者伊麗莎白·克爾伯特（ElizabethKolbert），是我們的一位專職作家。她對"全球氣候變暖"這一現象在科學層面和政治層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她用了整整一年時間才把報道寫好交給總編輯戴維。伊麗莎白·克爾伯特是一名極為專注又很善于利用時間的記者，而在過去的一年里，除了這一篇深度報道，她其他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對我們而言，這篇報道雖然非常耗時但的確是物有所值。在寫這篇東西之前，她在為《紐約客》寫日常性的稿件，但我們讓她從日常報道中抽身而出，一心一意把那篇報道寫深寫透。現在，文章剛剛刊登完，讀者反應如何目前還不清楚，但我肯定這篇報道最後一定會結集成書出版。

過去，《紐約客》經常這樣操作深度報道，許多《紐約客》的著名文章都是從《紐約客》的系列報道開始，然後結集成書——或者後來作者對文章有所增補，或者他們只是從中選取一部分出版成書。（王棟：《大西洋月刊》和《哈潑斯》也是這樣的）是的，很多紐約的出版經紀人介入其中，他們讀我們這幾本雜志，說"我喜歡這篇報道"，接著他們就努力說服作者出書，跟找劇本拍電影一樣。

王棟：您曾經在不同的雜志社工作，而《紐約客》與其他雜志相比差異非常大，能否給我講講《紐約客》在運作方面的獨特之處？

多蘿西·威肯登：大學畢業後，一開始我在一家季刊工作，這是一本位于華盛頓的學術期刊，前後一共工作了大約一年半。但那兒的工作進度很慢，有點太慢了。後來我加入了《新共和》（NewRepublic），一本政治雜志。它是周刊，我喜歡周刊的速度。在《新共和》我工作了將近15年，在那兒我真正學會了全面而快速地編輯文章。那時，我主要負責雜志最前面的幾頁，上面都是關于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文章。雜志前面的版面是政治內容，後面的版面則安排了針對它們的評論。總之我編輯時政稿件。在這之後，我去了《新聞周刊》（Newsweek）工作。作為國內要聞編輯，我主要編輯政治方面的報道，也涉及"洪澇"和"自然災害"這樣的題材。那時候，《新共和》的發行量是100,000份，《新聞周刊》的發行量大約為3,500,000份。

這兒就有個發行規模問題，《新共和》是虧本的，而《新聞周刊》賺錢。《新聞周刊》的很大部分讀者在書報亭買雜志，所以該雜志的編輯花非常大的精力在封面上，他們總是在想什麼封面才能令雜志暢銷。他們一直都在思考這個問題，非常關注讀者的需求。在《新共和》，則自由很多，作者能夠追求自己的政治興趣——只要總編輯也感興趣，就是那樣，因為雜志上幾乎沒有廣告。《新共和》雜志過去一直都沒有賺過錢，現在可能也沒有，要靠老板補貼，而他也樂于這麼做。所以在《新共和》比較自由，非常特別，我想你不可能在別的地方找到這樣的氣氛。

我在《新聞周刊》工作了一年半，隨後來到了《紐約客》，到目前為止已經在這工作了10年。和《新聞周刊》與《新共和》相比，《紐約客》介于兩者之間，它的發行量比《新聞周刊》小一些，但閱讀率很高，讀者會很認真地看。我們處于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新聞環境中，但我們經常搶在新聞雜志之前做獨家報道，這是我們的一大驕傲，畢竟和他們比，我們的采編力量非常有限。

《新聞周刊》每期的內容都是建立在前一星期新聞的基礎上的，和他們不同，我們的內容是不斷積累的——有的文章需要一年的時間來采訪報道。這是一份我們稱之為"長期進度表"的規劃，它列出了未來10期雜志的內容，每個星期，這份進度表都會有一點小變動——我們的靈活性還是很強的。但我們力求提前大約六個月安排好每期的重頭報道，這樣，我至少知道我們未來一段時間內每期雜志的主體內容、重頭報道將會是關于什麼的，是人物特寫還是別的什麼內容。（王棟：提前六個月！？）提前六個月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永遠都能做到，有時候，我們直到出刊前的最後一分鍾還忙作一團。提前六個月是最理想的，因為長篇重點報道平均要用六個月采寫，之後還要花上很多時間去編輯。

談到編輯，我認為把《紐約客》同其他雜志區別開來的重要一點是：編輯的深度和為文章的出版所做的細致工作。我們編輯的工序，比其他任何雜志都多：我們有非常非常認真負責的事實核查員，他們一絲不苟，每篇文章、每個事實，都小心查證。然後有原稿編輯這一層。還有資深編輯，他們會從頭到尾跟蹤一篇稿件的情況??一篇稿子在刊登前也許會經過上百次的編輯——其他雜志可能從來沒有這樣做過。這需要各個部門的互相配合，需要所有人都非常非常仔細地工作。要注意很多東西，包括風格、精確性、報道的深度??如果一篇稿件的報道不夠充分，我們會讓那個記者再回去做更深入的采訪。故事的敘述也非常重要。以上種種合在一起共同創造了一篇出色的報道。我們始終堅持這種工作方式，只要我們還有哪怕一點點時間，我們就會努力把報道做得盡善盡美。

作者的聲音和被訪者的個性常常互相碰撞，相映成趣

王棟：了解雜志的人都知道，《紐約客》的文章有一種很獨特的調子，或者說處理手法，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紐約客》和《新聞周刊》都做的深度調查報道，區別在哪里？你們的報道更加個人化？

多蘿西·威肯登：是的，我認為比起《新聞周刊》，《紐約客》作者個人的聲音更突出。對《新聞周刊》的調查性報道而言，部分是受時間限制，記者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深入報道。同時，他們也不允許記者表露自己的立場，發出自己的聲音。如果你和新聞雜志的編輯聊過，你會知道他們有一個模式化的工作流程。在過去，新聞雜志在各地的辦事處都有記者，他們會在截稿前把采訪獲得的素材傳給在紐約總部的某位作者，然後那個作者會在不同的層面提取所需的素材，著手寫作。但這幾年情況已經有所變化，在如今的新聞雜志界，有更多的記者自己直接寫稿子（而非整理采訪獲得的素材），然後提交給總部，但這些稿件會被格式化、標准化。新聞雜志上的報道的格式是非常固定的，比如文章的長度。往往時間有限，特別是事件在周三突發，而在周六雜志得出版，就非常趕時間，你幾乎沒有什麼空間可以自由發揮了。

但是在《紐約客》，我們鼓勵作者自由發揮，在"人物特寫"這個欄目里你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作者的聲音和被訪者的個性常常互相碰撞，相映成趣——通常是以好玩並且互動的方式，所以我們的工作很有意思。這種自由給雜志帶來了活力，我想和其他雜志相比，《紐約客》的作者有更多的自由。

王棟：所以很多人稱《時代》雜志和《新聞周刊》的運作模式為"工業化新聞生產"（GroupJournalism）。

多蘿西·威肯登：他們的確是這樣操作的，他們稱之為"打包"（Package）。比如他們做關于新教皇的封面故事——事實上《時代》雜志和《新聞周刊》都做了這個題材，一點都不出人意料。如果你編輯那個封面故事，你會知道你得確保某些素材是必不可少的：你得有關于雷特辛格（Ratsinger）的主文章——他是如何一步步發展起來的；你要有其他不同的組成部分，如插在正文之間的信息框——通常是一個相關的圖表；你得跟你的攝影部門談，提出你要的是哪種曆史照片和哪種當代照片??所有這些模式化的要素都要有。你有一支龐大的采編隊伍，每個人都像工蟻一樣提供素材，最終的稿子經過極為仔細的校訂和組織，非常標准化。每一周你都得面對這麼一項浩大的工程，這種工業化的生產流程是你能采用的唯一方式。一篇文章被分割成幾個部分，每個人都有一點事情可做，每個人都能把自己分到的事情做好。這就好像在一周將了之時，把一個字謎的各個部分拼在一起。通常的情況是，你得在周五晚上或者周六早上把一切搞定，你會忙得不可開交。你終于把所有的零部件拿到手，可以將其組合起來了。《新聞周刊》的作者會確切地知道某篇文章該寫多少字，而他們也知道怎樣精確地控制字數。

當我剛從《新共和》來到《新聞周刊》時我感到十分驚訝，當時我做的第一個封面故事是關于美國中西部的一種食物，我所做的就是按照吩咐把各種材料都收集起來。到了周五晚上，這兒的一個優秀作者進行統籌撰寫，他寫的那篇文章的長度和需要填充的版面空間完全相符，而且幾乎不用怎麼編輯修改，文章完美地以一種《新聞周刊》特有的格式寫出來，每個段落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沒有地方需要重寫。和《紐約客》相比，《新聞周刊》的編輯在整個出版流程的最後環節需要做的事情少很多。在《紐約客》，編輯會深入地參與稿件寫作編輯的每個環節，因為每篇稿子都是一個有生命的獨立體，每篇稿件都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因為每篇稿件都有很大的差異——作者是誰？寫作的目標有多宏偉？我們需要多快把它印出來？等等。所以和《新聞周刊》相比，我們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運作方式。

王棟：您能否把《紐約客》的編輯方式和《新聞周刊》的"集體新聞制作"模式進行比較？這種團隊運作方式有何優勢？又有哪些缺點？

多蘿西·威肯登：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認為"集體新聞生產"模式的優點在于，在理想的情況下，你能和很多有才干的人一起合作，能彙集不同的才華。一個大型調查項目，比如《新聞周刊》做的關于總統選舉的系列報道——該報道贏得了美國"國家雜志獎"並最後出版成書，那是由我《新聞周刊》的一群前同事執筆的。《新聞周刊》的管理層把這些優秀記者從日常工作中拉出來，花了大約一年時間才完成該項目。我不知道具體人數是多少，但大約有12個人共同致力于這個深度報道。

王棟：報道的題目是《幕後》？

多蘿西·威肯登：沒錯。他們的確有很多門路，可以全方位地接觸克里和布什周圍的人。如果只讓一個記者來做這件由許多人通力合作才完成的事情，肯定很難做到。

大概有8到10個記者做實地采訪，最後由其中的一位執筆，他是一個優秀的作家同時也是一名傑出的記者。非常重要的是，他和那麼多優秀的記者合作，所以在年末的時候他才會有這麼豐富的采訪素材可以使用，才可寫出如此出彩的報道，他擁有別人無法企及的資源。

王棟：所以，我認為這種"集體新聞生產"模式擅長提供豐富的信息，（多蘿西·威肯登：沒錯）而《紐約客》采用的方式更多的是關于"作者個人化的體驗"——讀者通過閱讀可以經曆作者所經曆的事情，感同身受。

多蘿西·威肯登：你這麼概括很有道理，如果作者把工作做得很到位的話，他會把你帶到事件里面去。和極為嚴格刻板的新聞雜志模式相比，在《紐約客》你可以做更多的心理解析，觀點分析。

在《紐約客》，我們並沒有做太多的調查性新聞報道，因為這種報道很費時，也非常耗費金錢，一個調查報道記者往往會在一篇報道上花3到5個月時間，而最後稿子卻沒法寫成。所以我們有幾個記者專門來做這類報道，我們會注意不讓他們在一個報道中做得太久，我們太需要他們了，所以如果某篇報道沒有很好的前景，我們會在走得太遠之前把作者拉出來。

王棟：《紐約客》每周的運作流程是怎樣的？

多蘿西·威肯登：在周二早上我們會開一個進度安排會，在這個會上，我們對以後六到七期的雜志內容做大致但認真的安排。所以我們很清楚未來一段時間將會評論什麼電影，將要評論推薦什麼書，雜志前面版面會有哪些專欄??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確保在任何時刻《紐約客》都有足夠的可供出版的內容在手，而且我們得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稿子，使得我們有足夠的自由度去組合一期雜志，其內容要兼容並包，在不同領域、不同層次都富有趣味。不能整本雜志都是政治的內容或者整本雜志都是文學的內容，每一期《紐約客》都必須兼容多種類型的題材。

所以在星期四早上開編務會時必須非常認真，"將哪兩篇稿件放到雜志最靠前的頁面上？哪篇稿件作為幽默文章？該選哪篇作頭條？哪篇作為該期雜志的主打文章？僅次于頭條又該是哪篇？"我們有一個相對格式化的內容結構，但如果你想做三篇連續報道，你也有這個自由——于是在這三個星期我們會做一本不同于平時的《紐約客》。會上會討論將刊登的小說，它必須和其他文章"相處融洽"，我們會小心避免出現文章之間的"沖突"。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雜志最靠前的版面上有一篇關于"墮胎"的文章，我們就不會安排有關"墮胎"的小說，因為這樣很怪異，兩篇文章好像在吵架。而且，你需要雜志內容的"多樣性"。在雜志靠後的幾頁，我們常常要安排兩篇書評、一篇關于音樂或者舞蹈的評論、一篇戲劇評論以及電視和電影評論。還要討論雜志的封底。

前面講的那些要素每周或多或少都會有些改變，取決于是否出現突發新聞。如教皇逝世，我們就會在接下去的三到四周有一系列很不同的文章組合。評論欄目"都市話題"（TalkoftheTown）——你打開雜志時最先看到的一組文章，是我們每周最後寫的內容，因為它最具時效性。一般在周五晚上我們就完成雜志的排版了，現在已經是周四下午，而我還沒看到這個評論部分——我們的編輯正在為這個部分加緊寫稿編輯，到明天下午，我才能審本周"都市話題"的稿件。這種工作安排給了我們很大的靈活度，能有效應對突發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