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素梅，1965年出生，父親是安徽人，而母親則是臺灣山地民族泰雅族人。
　　也正是因為母親的身份，讓她的名字從“金素梅”變成了“高金素梅”——“高”是母親的漢姓，她以此來強調與母族的聯系，並給自己取了泰雅族名：吉娃斯·阿麗。
　　曾有人將活躍在臺灣政壇上的12個女人湊成了“政壇十二金釵”，高金素梅分到的是賈探春，贊她如探春一樣有能力而有個性，在大觀園裏獨樹一幟。
　　高金素梅的確獨樹一幟。當初她以“金素梅”的名字在影視圈混得風生水起，清秀卻蘊著堅韌的眉目令人印象深刻；再看她時，面容上少了一份秀致，多了幾分敦厚，而堅韌依舊——這是一幅母親的面容，雖然她並不為人母。這個女人，為了族人挺身而出，當“立委”爭奪權益、去日本爭討祖靈、率領原住民文化團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前表演歌舞《我們都是一家人》，每一步，雖說算不上轟轟烈烈，卻也實實在在，讓“原住民”這個群體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註。
　　難怪人們評價她為：臺灣政壇女硬漢。
　　采訪手記：
　　在我眼中，高金素梅完全沒有昔日演藝明星的影子，洗盡鉛華，“素”，是她最搶眼的妝容。雖然她自己說：“我還是有點愛美的”。
　　我在想，什麽樣狀態下的女人是最美的？ 少女含苞欲放的羞澀，哺乳中母親的慈愛滿足，批改作業教師的凝神專註，T臺模特的冷艷逼人…… 女性有太多美麗迷人的瞬間。
　　而高金素梅，這個泰雅族的女性，在我腦海裏定格了絕無僅有的畫面：她一身素裝、一臉素色，帶著一群族人，義正詞嚴地站在靖國神社門口聲討公道，字字刺人心窩：“這裏是我們的爸爸叔叔，他們不是日本人，難道我們連把祖先帶回去的權利都沒有嗎？！”
　　感謝紀錄片導演李纓，花了十年的時間拍攝靖國神社，於是我們得以看到高金素梅和遺族一次又一次請願，真實而震撼。
　　那一刻我的眼淚狂湧而出，為了公平、正義、歷史的真相、民族的尊嚴。高金素梅讓我看到：憤怒的女人原來可以如此美麗。
　　許戈輝：你這次帶的文化團隊含有102名原住民，他們包含了多少個族群？
　　高金素梅：有9個不同的族群。事實上在臺灣島內有14個被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群，認定的依據就是它的語言留下來了，這就表示這個民族還存在。目前有14個族群，我這次帶來的團隊有9個不同族群的人參與。
　　許戈輝：這也是這次奧運會開幕式，在前面暖場節目裏唯一一個被邀請的臺灣文化團隊，對吧？
　　高金素梅：沒錯，這次能夠代表我們14個族群，在這樣大的舞臺上向全世界宣告，我們還存在，宣告臺灣的原住民文化有多麽優美。雖然我們沒有文字，但那不代表我們不文明，我們還是透過口語相傳，把祖先的訓誡、智慧、哲學、文學呈現給大家。我覺得身為一個泰雅族的後代，這是我的責任，也是義務。
　　許戈輝：現在可能大家更熟知的是你在3年內7次率團跨海控訴靖國神社的事情，這不僅對泰雅族或者說臺灣的原住民群體，對全體的中國人來說，都是發出了很正義的聲音。最初是怎麽去註意到這件事的？
　　高金素梅：2002年，我在一個朋友那裏看到了一張照片，照片上是日本的軍人拿了一柄很長的武士刀，砍下我泰雅族一個長輩的頭。看到照片我很震驚，我一直以為那張照片是劇照，後來他告訴我，這不是劇照，是真實的故事。當我看到照片那一剎那，我感覺跟族人的情感更貼近了，因為那個長輩穿的就是我們泰雅族的服裝，你會覺得好像那個人就是我自己的親人、我自己的父親。當時我就全身起雞皮疙瘩，一股熱血從腳底沖到我的腦門子裏，眼淚不自覺地就要流下來。從那一刻開始，我就不斷地想要找到那段歷史的真相。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在臺灣強征了2萬多名原住民青年遠赴南洋作戰，對外宣稱為“高砂義勇隊”。戰後，這些人僅1/3生還，並多數傷殘。而部分陣亡者則被供奉在了靖國神社。於是，2002年8月，一支由“高砂義勇隊”後裔組成的“還我祖靈”代表團成立了，他們為了找回祖先的亡靈，多次奔赴日本，而高金素梅作為發起人，也從此開始了她為原住民奔走疾呼的“征程”。
　　此後的每年8月份，她都會率領這支代表團前往靖國神社討還祖靈，而每次來到靖國神社，高金素梅和她的原住民同胞都要吟唱起泰雅古調。那古調蒼涼、高亢，沒有什麽婉轉曲折，她說這是在和祖先對話，呼喚他們的靈魂能夠早日回歸。
　　但討還祖靈的行動卻遭到了日本方面的阻撓。代表團的虔誠和勇敢，換來的是對方的冷漠和蠻橫。
　　高金素梅：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帶的團員比較少。我到靖國神社去，因為靖國神社裏非常多的靈息簿上面，有我們很多祖先的名字，雖然不是用漢名、不是用原住民的名字而是用日本人的名字，但是地址還在，所以很多遺族就透過這樣的關系，想要清楚知道他們長輩的名字有沒有在那裏。
　　當時去的時候，靖國神社就不準我們進去。它說“沒有，除非你把名字和地址清楚地告訴我，我才幫你查”，態度非常不好。於是我下次再去的時候，剛好是8月份，小泉要去參拜，我就帶了50個遺族過去，有布農族的、排灣族的等等。可是當我們從飯店出來的時候，我覺得苗頭不對，因為我們身邊總跟著非常多的警察，還有一個開道車，把我們帶到別的地方去了，不準我們的團員下車，把我們關在車上，只準我一個人下去。
　　許戈輝：有一張照片給我挺深的印象，就是你當時因為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阻止、恫嚇，還有日本警察的監控，所以有一張照片是你坐在那裏潸然淚下。我特別想知道當時發生的一切，還有你自己的內心活動。
　　高金素梅：當時其實我真的是既氣憤又無助，覺得自己是一個棄嬰、孤兒，因為說實在的，臺灣當局政府並沒有給我任何協助，一句話都沒說。你政府當局總要說一句吧，說希望你們日本政府道歉，希望小泉首相不要再去參拜，可是沒有一句話，甚至連一個交通工具都沒有給我們。所以當我想到這種種委屈，又看到現場這些警察不讓我們進去，靖國神社又是這樣傲慢、無禮，拒絕我們的要求的時候，我當然就哭了。畢竟我還是一個女人，我覺得很無力、很孤獨。
　　當然也非常憤怒，因為我們的爸爸、叔叔都在裏面，但他們卻不讓我們進去。裏面被供奉的那些“高砂義勇隊”，他們不是日本人啊，難道我們連把祖先帶回去的權利都沒有？這種做法是不允許的，把戰犯跟曾經被你們殖民統治過的人放在一起，上一代我們的父親們被你們用三光政策殺死，下一代被你們同化教育，然後送到南洋去做炮灰，死了還不能夠安心地回去，還要供在你們的靖國神社當成你們軍事象征的一個驕傲，這對我們來講何其殘忍，這是不準的。
　　高金素梅的行動一直受到日方的阻撓。繼2005年團員們被日本警方堵在大巴裏不得行動之後，2006年，原本已申請好在神社前進行抗議活動的“還我祖靈隊”又受到阻攔，不得進入神社。幾次的失敗之後，高金素梅決定改變方針。
　　2009年8月，高金素梅再次率隊來到日本。這一次，她出席了“點起蠟燭，照亮靖國黑暗”討論會和遊行，還和專程趕來的70名大陸人士一起參加了“在日殉難中國勞工慰靈祭”。雖然依舊聲勢浩大，卻並沒有再去靖國神社門前抗議，日本警方也大松一口氣，在其排定的返臺日8月11日撤掉了原有的警戒力量。
　　沒想到高金素梅卻突然殺出，率隊直接闖入靖國神社正殿。近50人舉著“要求靖國還我祖靈”的大幅標語，毫不顧警備員的阻攔，直入正殿前廣場。他們要求靖國神社除掉祖先的名字，停止合祀，並要求日本政府“認錯、道歉、賠償”。30分鐘後，全體整隊離開，直赴成田機場返回臺灣。
　　日本警方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許戈輝：就像你自己所說的，背後沒有自己政府的支持，前方面對的又是一個不肯承認那段歷史、不肯做出任何一次道歉的政府，你夾在中間感覺那麽無助，那麽最終支撐你還要繼續往前走的精神動力是什麽？
　　高金素梅：就是我剛剛說的，身為泰雅族的後代，我有這個責任。我知道這一步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發生，就是日本政府道歉，然後把靖國神社裏這些我們長輩的名字除去，讓我們用自己的方式來紀念他們。我知道也許在我有生之年可能都沒辦法完成這件事，可是如果我的一小步，能夠換來族人的自覺，換來大家對於這段歷史的回歸、回復，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人來接我的棒，我就覺得值得。
　　高金素梅的舉動引起了整個華人世界的關註，不過在大陸，知道臺灣“立委”高金素梅的人，可能沒有知道在臺灣偶像劇《婉君》裏扮演那個漂亮潑辣的丫鬟嫣紅的多。沒錯，她就是高金素梅，不過那時候她的名字叫做金素梅。
　　她從17歲就踏入演藝界。那時她還在念高二，為擔家計而去西餐廳駐唱打工，被人慧眼識英地請去參加綜藝天後張小燕主持的歌唱比賽節目《大精彩》，結果一唱而紅，連林慧萍、姜育恒等紅極一時的歌手都跑去參加節目，想看看這個“什麽歌都會唱”的女孩究竟如何。
　　借由這個契機，她開始發售唱片，後來又和何家勁合作拍攝了電視劇《不了情》。再之後她被瓊瑤看中，成為“瓊瑤女星”中的一員，一路順風順水之下又拍攝了電影。在大導演李安的《喜宴》裏，她擔綱女主角，其幹凈利落的演出令人印象深刻。
　　在演過近十部電視劇、四部電影，出過七張唱片後，她逐漸淡出了演藝圈，開始和朋友合作經營婚紗事業。然而，人生中的第一個低潮，卻正在前方等待著她。
　　許戈輝：1995年那場大火造成你事業毀滅，死了6個員工，現在回頭來看，這件事對你到底產生了怎樣的改變？
　　高金素梅：“梅林”婚紗店大火當天我剛好在現場。事實上我很少到公司去，只是一個純粹的投資者，那天也不知道怎麽回事我會在現場，有很多人要我簽名。我在現場的時候剛好那把火就燒起來了，我自己也被嗆傷，被送到醫院裏，然後就一直聽到很多嘈雜的聲音，叫某某某的家屬，誰誰誰死亡了，然後聽到一陣哭聲。我心裏想，怎麽會這麽嚴重，怎麽死亡這麽多！
　　到第二天，你就必須要面對這樣的事實，我也從醫院出來了，必須要料理一些後事。我很謝謝有一個家屬，他握著我的手說，金小姐你要好好地活下去，你比我女兒幸運，沒有在這場火災裏失去生命，你要活下去。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就想，你沒有譴責我，反而讓我好好活下去，那不管往後誰該負這場火災的責任，我都有責任把所有事情處理好。所以在刑事的官司開打之前，我就已經把所有家屬都安頓好了，當然我知道人命不是可以用錢計算的，但是我要讓所有家屬知道，這是我的全部，然後全部賠給大家。
　　因為這件事我看到了人性的一面，也是為什麽我在梅林大火結束了之後，還可以站起來。一直到現在，每年的清明節我還是會到金寶山——他們當時一致決定安放家人的地方——去給他們上一柱香。
　　許戈輝：刑事官司一直打了4年？
　　高金素梅：對，最後我是無罪開釋。但是心裏的難過是過不去的，那時候我就回了老家，自己一直關在房間裏都不見人，每天就是吃飯、散步、看書、睡覺，整個人非常消極，到最後人都只剩下35公斤。後來我覺得這樣子不行，必須要振作起來。那時候剛好華視開拍《啞巴與新娘》，我也覺得應該重新工作，就加入進去了。結果拍了不久就查出自己罹患了肝癌。
　　當時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很冷靜，並沒有慌張，到書店買了非常多關於肝癌的書籍。因為我總覺得，要深入了解才能夠清楚知道我到底是怎麽回事。雖然肝癌是所有癌癥裏死亡率最高的，因為肝臟沒有神經，你沒有感覺，是不痛的。等你有感覺，發生了一些身體上的癥狀比如黃疸、肚子漲水的時候，都已經是末期了，已經沒辦法了。
　　而我何其幸運。就因為它長的地方靠近我的胃，所以它長大了之後，壓到我的胃神經，讓我的胃有點感覺。我就總覺得胃不舒服，因此才發現是肝癌。而且它長的地方又可以開刀。所以當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存活率應該有一半之後，我開始思考，好了之後還可以做些什麽事。
　　當醫生告訴高金素梅，她體內的腫瘤可能是惡性的時候，她“先是腦子一片空白、全身發軟，無言以對”。姐姐躲到醫院的角落裏哭了很久，而這時她卻冷靜下來，反而坦然地告訴姐姐，要直面病情，自己決定未來的日子怎麽辦。
　　在經過詳細的了解後，她決定盡早手術。手術前一刻，她認真地看著家人們的容顏，一面是戀戀不舍，有點“約定來生再見”的意思，一面也是給自己鼓勁；她想，就當以前的自己已經死了，之後的生命都是撿到的，置之死地而後生吧。
　　許戈輝：你也寫過遺書？
　　高金素梅：寫過，當時在醫院的時候。我交代我要怎麽辦後事，有一些東西要怎麽處理。
　　許戈輝：你寫遺書的時候，覺得此生最無憾的是什麽，最放不下的又是什麽？
　　高金素梅：我最放心不下的當然是我的家人，因為一直以來，我很早就開始負擔我所有家人的家計，所以我如果離開的話，自然而然的，家裏尤其是爸爸應該就沒人照顧了。而且我的兄弟姐妹收入都不是很好，很早開始就是我在負擔整個家庭，所以我如果離開的話，最不放心的就是他們要自己去求生存了。
　　而我覺得比較無憾的就是，我的人生很精彩。我從念高中起就自己打工、賺學費，然後進入演藝圈18年，拍了這麽多的連續劇，拍了李安很好的戲《喜宴》；感情經歷也很豐富。其實我的人生比一般的人，比我其他的同學、朋友要精彩很多。
　　許戈輝：在接連經歷了兩個人生的低潮以後，什麽樣的契機讓你覺得要從政，要替自己的原住民族群說話？
　　高金素梅：我其實不喜歡從政，也不喜歡人家叫我政治人物，因為我一直認為我從事“立法委員”的工作，只是我的一個手段，一個替我的族人爭取應有的權益的很重要的途徑而已。
　　在我肝癌手術完了之後，我就開始思考，生命的價值跟意義到底是什麽。然後我看到了臺灣最大的一次地震“9.21”。當我從媒體的畫面——就像看到這次汶川地震一樣——看到災區的人那麽無助，外界人給了那麽多的關心、關懷跟愛的時候，我覺得人性的力量特別大，所以我當時就帶著非常多的人，像紅十字會，還有一些佛教團體、義工團體，進入原住民的部落，協助他們重建家園。
　　在那個過程中，很多親朋好友就鼓勵我從政，說我應該去選個“立委”。事實上我不清楚“立法委員”是做什麽的，因為我從事演藝工作18年，政治工作、“立委”工作離我太遙遠了，當時別人建議我選“立法委員”，我當然沒把它當做一回事。後來大家就一直說你應該來試試看，我拗不過這些親朋好友的不斷要求，就說好吧試試看，就這樣子參選了。
　　很意外的是，50年來我們所謂的原住民裏，從來沒有女性參選的，我是第一位。沒想到第一位就創了歷史紀錄，我當選了，得了8000多張票。
　　當選的當天，我真是腦袋空白，不曉得我該做一些什麽事，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努力學習。三年，我幾乎沒有休息過，幾乎每一個部落，哪怕是小小的部落我都去了，去了好幾次。我去聽他們、看他們，最真誠地把他們的需求在所謂的“立法院”表達出來。沒想到我第二次選舉的時候就沒那麽辛苦了，以頭一年一倍的票數當選，16000多張票；第三屆有了20000多張票。我的票數一直在呈倍數地增加，那麽雖然有一點辛苦，但從票數裏還是得到了安慰。
　　許戈輝：你這些年到底為原住民爭取到了哪些權益，代表他們發出了什麽樣的聲音？
　　高金素梅：實際上當一個所謂的“立法委員”、民意代表，有兩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立一個很好的法律，第二個是要爭取應該要有的經費。
　　這7年來，我定了原住民的《基本法》——在我的努力之下，又請無黨聯盟的幾位好兄弟來協助，最後在“立法院”通過了。一直以來臺灣的原住民族都沒有法律來保護、保障我們，所以《基本法》是一個很重要的法律，它的通過也就是承認原住民是一個族群，承認原住民要有自己的教育系統。這是很重要的，很榮幸地在我第二屆任期的時候把它通過了。
　　臺灣的民意代表最辛苦的是還要服務選民。舉凡婚喪喜慶，你要到場；一些部落裏發生的事情，你要幫他解決。所以我們常常說，當一位“立法委員”，聽起來名字好像蠻好聽，事實上就是打雜的。所以我除了要在“立法院”立法、爭取經費之外，其他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服務選民。
　　許戈輝：你剛才講的一點讓我很受觸動，一方面你代表著少數族群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你又是一個女人，不喜歡從政的女人。我相信在這兩者之間，你一定經常處於一種內心挺掙紮、挺煎熬的狀態，有的時候很強悍、很堅定，有的時候又很無助、很無奈。
　　高金素梅：對，那部分通常都是到了晚上，譬如團員休息了，譬如我把工作完成回到自己家的時候，那個東西會出現。有的時候也很想放棄，因為有時候走到某些部分，會碰到一些挫折。對於外面來的挫折，我一點都不擔心，也不害怕，也不會想要去拒絕它，但是我覺得最大的挫折來自於自己族群裏的人。有非常多原住民，念書念得最好，又是我們所謂的族人精英分子，但其實他完全沒有民族的立場跟自主性。如果這些人都有自己的民族自覺，在某些重要的場合能夠說出自己族人想要說出的話，那麽其實那股力量是很大的。
　　現在我在“立法院”推動一些事情，但在現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情況下，有很多關於原住民的政策其實會跟一些政府政策有沖突，我要爭取的時候會覺得那種孤立無援感又來了。所以其實真正最困擾我，也最讓我傷心難過的就是這部分。
　　許戈輝：在個人生活、情感和從政之間，你必須要有所舍棄的話……
　　高金素梅：目前來講應該絕大部分的時間和生活重心的安排都在我的工作上。事實上，自己年紀也不小了，對於感情這一部分也會更理性地對待，不像年輕的時候那樣沖動，覺得感情來了就來了，不顧一切。現在會比較理性，而且你會發現，其實個人的感情在人生當中只占了一小部分，就是當你工作結束後，會需要人講講話、聊聊天，它只占了那麽一個位置。
　　事實上我浪漫的本質還是沒有改變的，雖然外在改變了很多，譬如以前會穿高跟鞋，現在完全不穿了；譬如以前總是會買些名牌，女孩都會喜歡追求一些名牌、時尚，可是現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也不了，因為我在部落裏發現好像不再需要這些東西了。所以在生活上是做了一些改變。但是內心裏，我還是頂想要自己浪漫的生活，譬如我工作之余還是很喜歡去按摩。我很喜歡油壓按摩，一方面是解除疲勞，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皮膚不要因為日曬雨淋而變得很粗糙，我還是有一點愛美的。（收藏自 2011 中國重慶出版社《素描台灣》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