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1937年生於桂林，回族。
　　他有顯赫的出身，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之子；他也有極高的成就，被稱為“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他還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曾讓外界猜疑和詆毀，也曾讓無數人為之感動不已。多麽具有傳奇性的人生！而他本人卻斯文淡雅，並不色彩繽紛。
　　2003年，臺灣公視推出的電視劇《孽子》成為金鐘獎的最大贏家。這部根據白先勇早年著作改編而成的連續劇一舉囊括了六個獎項，而小說原作也在出版十七年後，重新登上暢銷書榜，再次證明了作者白先勇經久不衰的文學魅力。也正是這一次的成功，讓“白先勇”三個字迅速地在大眾視野裏泛濫，比以往更加廣為人知。
　　而此前他已縱橫文壇許多年，其作《紐約客》《謫仙記》《遊園驚夢》等，俱贏得一時佳譽。他的文字，細膩到繾綣，一如他一直鐘情的昆曲，總有抹不去的風流味道。
　　采訪手記：
　　我們生活的時代，充滿草根一夜暴富的傳奇；而白先勇的筆下，卻盡是貴族沒落流離的故事。繁華散去，落寞淒涼；落寞淒涼，但又繁華艷麗。
　　這，就是我眼中的白先勇。
　　我震撼於那段刻骨銘心的感情。然而，無論在他的文字裏，還是我們的談話中，白先勇提到王國祥都一直使用“我的朋友”這個稱呼。我猜想，他是否顧及外界的感受，所以從來不說“我的戀人”或者“我的愛人”……
　　當然，也許我太過狹隘了！ 三十八年，有多少戀人可以共同攜手走過風風雨雨三十八載？ 又是怎樣的深愛才能對抗生死相隔？！
　　所以，盡管白先勇的文字和言語似乎充滿柔性，但這柔中，蘊含著一種執拗的、不可摧毀的剛。
　　許戈輝：您的小說裏，最開始就是一個父親拿著槍在那兒站著，很粗暴的樣子，是不是您的童年時代父親的形象就是那樣的？
　　白先勇：倒不是的。我父親很驕傲的是，他是一員儒將。他對我特別寬待，我想可能因為我小時候生肺病生了好幾年，所以他對我比較憐恤一點。
　　我們家十個孩子，我是第八個。我父親不光沒有打過我，連重話都沒有一句。所以在我的印象裏，我父親倒不是那個樣子的。不過我父親是一個軍人，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感覺。
　　許戈輝：父親有沒有什麽樣的教育讓您至今難以忘懷？
　　白先勇：父親教育我們非常嚴格，不許我們心中有一點特權的觀念。比如我家裏有些傭人，而我們在家裏是絕對不可以罵傭人的，對待部屬什麽的都要平等。還有，廣西比較落後、貧窮，戰爭的時候生活很清苦，所以那時候也比較樸素，因為是抗戰時期。
　　許戈輝：但畢竟你們是一個大家族，而您又是家裏比較小的孩子，還是會挺受嬌寵的吧？
　　白先勇：是的。可是，父親對我們的功課要求嚴格得不得了。可以這麽說，在家裏，只要功課好了，那待遇就寬了，功課不好是沒有家庭地位的。
　　我知道功課不好沒有家庭地位，所以拼命念書，在中學、大學的時候功課都蠻好的，就沒有受到父母的責罵。我兩個弟弟就不行了，他們還被打過。
　　白崇禧很註重孩子的教育，每走到一處，他都想辦法讓子女去最好的學校就讀。
　　到重慶時白先勇入讀西溫泉小學，那是很多軍政要人和社會名流的子女讀書的地方。少年時的白先勇活潑好動，很快和同學們打成一片，一起去河裏遊泳、去竹林裏納涼，也一起接受“蔣委員長”的視察和訓話。他仍記得自己的戰戰兢兢和“蔣委員長”的黑披風、白手套。
　　對那時候的白先勇來說，讀書或戰事，都還沒成為心上的壓力。
　　直到因肺病而輟學幾年後再入學校，他才感到了許多的不適應，也在父母每月對月考成績單的查看中逐漸明白了成績與“家庭地位”的關系。他開始發奮讀書。
　　良好的成績也讓他有了閱讀閑書的余地。在因病被隔離的時間裏他開始閱讀各種書籍，此時更經常光顧租書攤，看張恨水、巴金，也看魯迅。少年的他還看不懂政治，只在書裏看到愛恨的纏綿和“阿Q的好玩”，這都成了他後來寫作的營養。
　　當然他也知道，這些書是要偷藏著看的——父親讓讀的，還是四書五經和前後《出師表》。
　　許戈輝：能稍微講一講您母親嗎？
　　白先勇：我母親是一個非常熱愛生命、非常豁達、非常勇敢，而且非常有同情心，能對別人雪中送炭的人。
　　許戈輝：但是家裏有十個孩子，媽媽哪顧得過來？你們會不會經常感到被冷落了？
　　白先勇：有，所以有母愛爭奪戰。
　　我算蠻幸運的，父母對我都還算器重，雖然我不是母親最愛的，也不是父親最愛的，可是他們倆都很愛我。但是其他孩子有的是媽媽黨，有的是爸爸黨，分成兩派了；有時候父親比較偏愛這一邊，母親比較偏愛另一些，總有這種情況的。
　　許戈輝：父親、母親都很愛你，那童年應該蠻溫暖、蠻愉快的？
　　白先勇：應該是如此的。可是我童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我得了肺病。為此我休了快五年的學，而且是隔離，因為肺病會傳染。
　　許戈輝：對一個小孩子來講，那段時間一定非常孤獨。
　　白先勇：對，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好像失去童年了。
　　當時我的病挺嚴重的，開始是養病，躺在床上面；後來我就胡思亂想，這讓我想象力特別豐富。
　　顛沛和寂寞，也許是白先勇少年時的兩個關鍵詞。
　　因為被祖母傳染了肺結核，在重慶的時候，他被隔離在自家宅院後的一間山坡小屋裏。一下子沒有了同學、朋友的喧鬧，唯有兩個傭人的照料和父母間或的探看，他覺得格外寂寞。他會偷偷掀開窗簾，看著自家花園裏正熱鬧舉辦著的宴會，覺得自己仿佛已被遺棄。
　　慢慢地，他習慣了這樣的孤獨。遷到上海後，他被“囚禁”在虹橋的一座洋房裏，三年間都沒有真正的訪客，每日獨與金魚、小狗為伴，或埋首於閱讀、想象。1946年12月，他被母親帶著去參加了宋美齡舉辦的一次聖誕派對，便是那時節格外的驚喜了。
　　直到他終究養好了病，重返校園入讀南洋模範小學，才重新回到人世間的繁華。
　　在上海的十裏洋場，少年白先勇被“大世界”的哈哈鏡裏自己的身影逗得大笑，一面又仰頭看當時的“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驚嘆著“帽子都會掉落塵埃”。百貨商場在他眼裏閃閃發亮，自動扶梯又載著他“冉冉往空中升去”，讓他興奮不已。
　　斑斕之外，還有鋪了兩寸厚的紅絨地毯，“裝飾典雅、小巧玲瓏”的影院，他在那裏看“洋派”的好萊塢電影。又有梅蘭芳演出的《遊園驚夢》，曲調繽紛纏綿，讓他難以忘懷。大街上的空氣中飄蕩著周璇的歌聲，燈光閃爍、車水馬龍，一樣一樣都被他在記憶裏存檔。
　　他看到了舊上海無上繁華的最後一瞬。
　　許戈輝：我們在您的文學作品裏，經常會體會到一種顛沛流離之感，又有貴族之氣，還有貴族沒落之後的悲涼，這一定和後來的戰亂、整個家庭的興衰有關系？
　　白先勇：這個很有關系。你看我1949年離開大陸，那時候在我們來說，這是天翻地覆的改變，國家的歷史還有自己的家庭都改變了很多。那時我是十幾歲的小孩，那種童年的感受也很深。
　　許戈輝：這種變化給您的印象最深的，是物質生活上的變化，還是心理上的落差？有沒有比較具體的讓您印象深刻的某個故事？
　　白先勇：我想兩個都有。我們在抗戰後去了南京和上海，南京是六朝金粉古都，上海是十裏洋場的花花世界，我們都看到了。一到臺北，臺北那時候是一個相當落後、還沒有開發的城市，落差很大。這種歷史的滄桑感，那個年紀也很能夠感受到。
　　整個少年時代，白先勇一直在漂泊。六歲在桂林上小學，七歲到重慶，又因肺病輟學，八歲到南京，九歲到上海，十二歲到香港讀初中，十五歲到臺灣讀高中……以至於青少年時代的他，對用油布打背包熟練得很，因為被褥不好買，一定得隨身帶。
　　少年時的他敏銳地從家人臉上捕捉到了因時局動蕩帶來的焦慮，父親的長年不在家更增添了氣氛的緊張。家族由母親統領著，從上海到南京、到漢口、到廣州，頻繁遷徙、輾轉、四散，他也最終在1949年9月的一個夜裏，於馳往香港的輪船上，將正在天翻地覆著的大陸內地拋在了身後。
　　1952年，獨自留在香港讀書的白先勇去往臺北，與父母團聚。
　　在臺灣的日子很辛苦，即使身為高官之子，他也“住過木板房”，家周圍都是石子路。經常性地遭遇臺風、地震，更讓他無比懷念幼年時住過的山清水秀的桂林，也無比懷念曾見過的南京和上海的旖旎、繁華。但無論如何，在臺灣，日子總算安定下來了。
　　許戈輝：您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是一個歷史的縮影，但是讓我體會最深的，是您筆下的那些女性。您的女性裏，有像玉卿嫂這樣本來很美但最後結局很慘的，也有像尹雪艷、金大班那種很風塵的女子，那麽在您眼中，男人到底是什麽樣的，女人到底是什麽樣的？
　　白先勇：我想，我寫的大部分女性，對她們的一生來說，愛情很重要。像玉卿嫂，為情而死；不光為情而死，她失落以後還把她的愛人也殺死了，同歸於盡，她有那種激情。像金大班，雖然她是一個風塵女人，可是在她最隱秘的那個世界裏，有一段自己覺得最珍貴的、非常純潔的愛情，那是她一輩子念念不忘的。可能對女性來講，我想愛情在她們一生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寫的那些男性也有這樣的，像有一篇叫做《花橋榮記》，講一個在臺灣的小學老師，他在大陸時有一段戀情，是他中學時的愛人，一個和他訂過婚的女孩子，他對她也是念念不忘。
　　我想可能那些愛情在某方面，不光是對個人情感的追憶，可能對他們來說也是對過去、對一些美好生活的一種回憶、一種執著。
　　許戈輝：我覺得您描繪的愛情裏，總是充斥著一種絕望的情緒……
　　白先勇：因為那個時候的那些人都在顛沛流離中，那些身不由己的愛情故事都沒有圓滿的結局。我想就是在現實生活中，永恒的愛情也幾乎是一種神話。當然，有些人結了婚以後感情也很好，可是不是筆下那種浪漫的愛情了。
　　許戈輝：所以會有《謫仙記》裏李彤那樣的命運，就是最後投水自盡？
　　白先勇：我想李彤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海外華人一種心靈上的漂泊感，離開了祖國、離開了這塊土地以後，就好象斷了線的風箏一樣。很有意思的是，現在有很多從大陸出去的新移民，一開始可能為了生活或是什麽而奮鬥，還沒有感覺到這種情緒，但我想日子久了以後，可能那種對文化跟故國的鄉愁，慢慢也就會深的。
　　許戈輝：您小時候生在大陸，又因為戰亂到過很多地方，那您現在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是怎樣的？您覺得您的根在哪兒？
　　白先勇：我的認同，我想不以地理為限；我的認同很多是文化上的，是幾千年的中國古文化，這對我來講是最重要的。
　　我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對中國文化，我抱有的是一種擁抱跟認同的態度。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認識白先勇，是從知道《孽子》開始的，當然，很大程度上也是拜電視劇的成功所賜。這部他唯一的長篇小說，絕對是很多人心目中“白先勇”的一塊招牌。
　　盡管它剛剛於1977年發表時，對臺灣社會來說實在是一本“怪書”，因為它所講述的是一群有著特殊性取向的臺灣年輕人的故事，講述他們的親情、愛情和生活中經歷的悲歡離合。整個臺灣社會對這本書“先是一陣沈默，後來雖然有些零星的言論，但也沒能真正講中題意”。直到上世紀90年代，關於這部小說的評論才多了起來。
　　對於白先勇來說這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並不僅僅因為它所取得的成績，也因為他自己，恰也有一段特殊的戀情。
　　其實《孽子》更大的意義並不在於它的同性題材，而在於它的倫理價值和社會價值，但就白先勇自己來說，同性愛卻是他生命中極為重要的一個話題。有一個人，始終在他的生命裏，即使已離開了很久，但那段感情，卻始終沒有結束。
　　許戈輝：我讀到過您寫自己的一生摯友王國祥的文章。讀那篇文章的時候我非常感動，因為我知道你們在一起38年了，比我活到現在的年紀還要大。我一直在想像那是一種什麽樣的感情。
　　我看到您的文章裏寫小時候兩個人相遇，就是那麽簡單而且充滿童趣的一個過程，兩個人都遲到了，都往樓上趕就撞到了一起，就那樣相遇了。
　　白先勇：所以我越來越覺得，可能人與人之間的相遇完全是憑著緣分；我想能夠在一起——天下這麽大，有這麽多人，為什麽這兩個人會碰在一起，而且還會變成朋友？可能冥冥中有一種命運，我相信。
　　那篇文章叫《樹猶如此》，就是我剛剛搬進買的房子，在院子裏種了三棵意大利柏樹。後來它們長得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然後突然間，中間那棵就枯萎死掉了。
　　也巧的是，那時候我的朋友就生病了，後來就過世了。那是我們一塊兒種的樹，所以我那篇文章叫《樹猶如此》，也是在紀念他。
　　1989年，王國祥的白血病復發了。他們開始艱難求治。
　　王國祥曾在大學的時候得過白血病，那一次好運地憑著一份中醫藥方而治好。然而這一次卻不見效，王國祥只能依靠輸血維持生命。白先勇次次開車接送他去醫院，陪他在醫院裏熬過艱難的八小時，也心疼著摯友堅韌地與極大的痛苦對抗。
　　為了求到救治之法，白先勇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他一面在美國為王國祥尋求良好的西醫治療法，一面也積極尋求中醫治療，先到臺灣又到大陸，奔波於上海、杭州、北京、石家莊，求助於各種離奇玄妙的中醫理論，也打過氣功治療的主意，幾乎可謂“急病亂投醫”。而在白先勇，卻是“當時如果有人告訴我喜馬拉雅山頂上有神醫，我也會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其情切如此。
　　病間不乏險情。有一次白先勇從友人處歸來，發現王國祥已半昏迷地倒在沙發上，嚇得他趕緊送他上醫院，在高速公路上飆到了每小時80英裏（約130公裏）以上。到醫院後醫生說，再晚15分鐘，王國祥的大腦便會受損了。
　　當然也不乏閑情。兩個人很會苦中作樂，總是盡力地享受正常生活，在允許的範圍內享用美食、看電影，和電視裏的德國人一起為柏林墻的倒下而歡呼。他們又買了兩株桂花，種在王國祥家院裏的兩個大皮蛋缸裏，時時澆灌、費心照料。
　　1992年1月，白先勇陪王國祥度過了最後一個生日。那一天他們本打算去餐廳吃飯慶祝，然而餐廳門口的十幾級臺階卻難住了王國祥，走到一半便已支持不住。兩人於是回家煮了長壽面。周末傍晚，白先勇要返回聖芭芭拉，開車走時，從後視鏡裏看到王國祥孤立於門口的身影，滿頭白發、形銷骨立，他心中悲痛陣陣襲來，於途中將車停在路旁，伏在方向盤上失聲大慟。
　　也正是那一年，夏天，王國祥病逝。最後一程裏，白先勇一直執著他的手。
　　兩人共處了38年。1954年，也是在夏天，兩個趕著上補習班的少年因為同時遲到而爭搶上樓撞在了一起，從此相識、相知——然後，一起走到了其中一人的盡頭。這是白先勇心頭的一個傷口，當他看到院中殘留的兩棵意大利柏樹中間的缺口時，他說，那是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
　　許戈輝：就同性戀這個問題，我和電影導演關錦鵬聊過。當時我問他，你覺得自己是一個什麽樣的角色？他說，我覺得我是上帝派到人間的一個使者。上帝有一些特殊的信息要向這個世界傳達，這個信息不是女人、男人可以傳達的，而要我這樣一個很特殊的角色才可以傳達。您覺得自己是上帝的一個怎樣的使者？
　　白先勇：我想我是一個文學使者。我最終的目的是寫文學，而文學裏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文學寫的是人性、人情，這也是我的文學觀。我想同性戀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我的作品也有同性戀的議題在裏頭。
　　許戈輝：關錦鵬說他覺得他比男人更了解女人，比女人也更了解女人。您是不是也這樣了解女人？
　　白先勇：那是他的看法。其實我想很多作家或者藝術家，如果他是一流的，那麽兩性他都應該同時了解，否則只了解了人性的一半。所以對很多藝術家、文學家來說，沒有性別的分別，他們對男人、女人都應該同樣了解。
　　許戈輝：通常的說法是，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那您覺得男人是什麽做的，女人是什麽做的？
　　白先勇：我覺得有的男人是土做的，有的男人是水做的；有的女人是土做的，有的女人是水做的。每個人的氣質不一樣。
　　許戈輝：那您呢？
　　白先勇：我，參半吧。水摻著土。
　　許戈輝：如果有來生的話，您有什麽今生未了的遺憾想去彌補？您希望怎麽過來生？
　　白先勇：我希望能幫助更多的人。我經常看到很多人心中有很多痛苦沒法解決，可能心理醫學、宗教都沒法解決，那麽——我不曉得來生要做什麽，但如果有來生的話，我希望能夠解決人類心中的一些苦楚。
　　許戈輝：您這一生心中最大的苦楚是什麽？
　　白先勇：我想可能是一種孤獨感，一種不被人了解的感觸。我有這種感觸，可能是因為我生過病，自己受過痛楚，所以對別人的痛苦也一樣敏感。我能看到別人那種無法說出來的痛苦，所以我才想訴諸文學。人家問我為什麽要寫作，我就很直接地回答說，我寫作，是因為我想用文字來表現人類心中一種無言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