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忠，1957年生，祖籍北京。
　　他被臺灣綜藝圈稱為“綜藝教父”。自打入行進入綜藝圈，他便一手引領臺灣綜藝圈的風潮，由他捧紅的藝人多不勝數，由他打造的王牌節目一個接一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來了》《全民大悶鍋》《超級星光大道》《王牌大賤諜》《國光幫幫忙》……
　　他把這樣的成功歸於自己來自眷村。在如今人人見他皆要恭敬地叫一聲“偉忠哥”的時代，眷村裏那些老前輩們一聲聲“小偉忠、小王八蛋”的笑罵，會讓他格外開心。
　　在眷村裏長大，從眷村出發，王偉忠對這個環境充滿著眷戀的情感。為此，他整整“追”了賴聲川兩年，和他吃飯、聊天，不斷地向他講述自己的故事——兩年後，《寶島一村》終於出爐。
　　這部舞臺劇感動了無數的人。第一代的眷村人抱著導演痛哭流涕，“你演出了我的生命”；第二代的眷村人說，“看得我如醉如癡，時而感傷，時而欣慰，有時大笑，有時哭得抽泣，淚還沒幹又破涕而笑，還沒笑完又哭將起來”（林青霞）；從未經歷過眷村的第三代、本省人和大陸人，同樣被故事深深打動，然後帶著感觸和好奇開始了解這些過往的故事。
　　《寶島一村》融合了族群，也聯系了兩岸。也許因為那種思鄉的傷痛，和面對生活的掙紮與歡笑，是所有人心裏共通的情感。
　　《寶島一村》就像臺灣數百個眷村一樣，終究抵抗不了時代的流程，它被拆掉了。
　　他們拆掉它的土墻磚瓦，拆不掉我們共同的回憶。您看，臺灣第一代的眷村人雕零了，有我們這一代來說故事；我們多麽希望這個屬於民族的故事，能夠在中國人的社會裏面，世世代代地傳下去。至於我父母的事，我也帶回來說給老家人聽了。
　　不過到最後，我們還是得說一聲：寶島一村，再見。
　　——王偉忠
　　許戈輝：在大陸走了幾個城市以後，《寶島一村》來到北京。你一直以北京人自居，到北京演出對你來說有什麽特殊的意義？
　　王偉忠：個人意義當然不一樣。1949年我父母是從北平的南苑機場跟著國民黨部隊撤退到青島的，然後到了臺灣，住在嘉義眷村。所以這故事從北平出去，再回到北京，對我個人來講當然意義不一樣。尤其是我父親現在過世了，這故事裏面有個角色是影射我父親的，到最後他講了一番話，是這個戲的一種精神，所以我的感觸很多。
　　1949年，20歲的王誌剛在北京西城的胡同裏碰到了總是出門替兄弟收租的16歲姑娘孫紹琴，然後，他愛上了她；然後，他開始追她。
　　他會苦苦哀求自己的班長和戰友，在自己和女友經過的時候齊齊向他敬禮，說“班長好！”；他會在等待她的時候帥氣地靠在胡同的墻上，刻意地拽拽那條緊系在頸上的白圍巾——那條由美國空軍降落傘改造而成的白圍巾，是那時人人為之驚嘆和艷羨的標誌。他們約會，穿過長長的胡同去戲院看戲——到如今，77歲的孫紹琴仍常常凝望著臺北家中墻上掛著的北平舊地圖，在地圖上摩出那條從西城胡同到紅樓戲院的路來。她對兒子說：“你爸爸就是在這條路上，騙了我。”
　　1949年，王誌剛帶著未婚妻跟隨國民黨軍隊去往臺灣。他們被分派住進了臺灣嘉義市建國二村一間用土墻和籬笆搭建的臨時棚戶，大小只有6坪（約19.8平方米），屋頂只有一層石棉瓦，擋不住風吹雨打，一下大雨屋裏就內澇。王誌剛的軍銜只夠領來一份口糧，為著一家三口得以果腹，孫紹琴便做了家鄉的食品擺在門口叫賣——那時候，眷村的主婦們都如此撐起自家的生計。
　　女兒降生了，兒子降生了；退出聯合國了，“總統”去世了——王誌剛和孫紹琴待在臺灣眷村的日子，開始比在北京的日子還長了。
　　許戈輝：媽媽有沒有後悔、抱怨過，說當年怎麽16歲就跟著爸爸糊裏糊塗地跑了？
　　王偉忠：那時候他們兩人在北京的西城，水大院胡同那邊認識。當時我爸爸是空軍——最初是學徒，出來後當空軍，才不到20歲。那時候在北平說是空軍還得了啊。空軍有很多種，我媽就問我爸：你是開飛機的？開……的。後來發覺不是開飛機，是開發電機、開車的。他靠半唬半就哄到了我媽。後來因為內戰要撤退，我爸要帶我媽走。我姥姥怎麽可能讓我媽走？十幾歲的丫頭，不可能讓走，我爸爸就跟我奶奶去了我姥姥家。
　　許戈輝：那時候還沒結婚？
　　王偉忠：沒結婚。我爸跟我奶奶、我六爺去她們家說項。我奶奶跟我姥姥講，我有一雙眼睛，您有一雙眼睛，我們都看著小孩，我一定會把你女兒當我女兒帶的。我姥姥聽到這句話就說，閨女給你帶走，然後帶著我爸、我媽去跟所有街坊鄰居講一遍，說我家閨女不是跑的，是真的嫁人了，雖然因為時局亂沒有明媒正娶，但是是真的嫁人了，這樣講了一圈。我媽跟我姥姥講，你不要擔心，我去臺灣玩玩，很快就回來。
　　這戲裏面有一段——我們把很多故事湊在一起，可真實的狀況是，我媽再見我姥姥，我姥姥第一句話就跟她說，你真會玩啊，一玩玩40年。
　　和話劇《寶島一村》裏一樣，王誌剛和孫紹琴的臺灣生活，也是從到寶島後與來自天南地北的鄰居們共度第一個春節開始的。
　　眷村裏匯聚著來自各地的人們，他們共享著同一種生活。王偉忠至今仍記得村口一棵大榕樹，樹下有操著各種鄉音的老人散坐，放學後的孩子們三三兩兩地穿過低矮的平房，屋頂上炊煙裊裊。做好晚飯的媽媽們將晚飯端出來與鄰居共享，這些夾雜著大陸各地特色的菜肴，恐怕正是眷村孩子們對於“故鄉”最初的直接感受。
　　大雜院似的生活給王偉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看來，眷村是大人們的難民營，對孩子們來說卻是兒童樂園——那種天南地北的融匯，讓孩子們得到了別樣的意趣。但生活並不僅僅是童蒙，這種無法設防的大雜院也更讓他看到了百態人生。正是這些故事成了他創作的源頭，他把這些人這些事通通搬上了舞臺。比如以他父親為原型的老趙，比如以他深愛的女大大為原型的朱太太……
　　許戈輝：為什麽叫女大大？
　　王偉忠：天津人叫大大其實就是大伯。因為我們管她先生叫大大，他太太我們也不知道怎麽叫，就跟著叫女大大，她也接受了。我女大大是鄉下人，講話比較粗俗、比較實在，很好玩。他們兩個常吵架，從年輕開始就一直做家計來養孩子，賣過杏仁茶，賣過燒餅，也賣過類似肉夾饃的東西，也賣過陽春面，到最後也賣過冰鎮酸梅湯。
　　許戈輝：你小時候是不是經常去蹭吃蹭喝？
　　王偉忠：對對對，騙吃騙喝。女大大對我特別好，沒事就罵我：“小偉忠，小王八蛋，吃飽沒有？”她做包子，包子鋪在我們菜市場，所以大家都吃她的包子，很有名。他們兩個一吵架，你買仨她給你五個，有時候會忘記數了，一邊吵架就給包子。臺灣這幾年講眷村文化，到處去拍臺灣美食，女大大就是臺灣眷村文化的一個代表。這故事我講給賴老師聽，在《寶島一村》裏面把它轉變成另外一個臺灣太太的故事，兩個融在了一起。
　　許戈輝：但是你們真的在戲裏發包子，這包子是女大大做的嗎？
　　王偉忠：是。在嘉義演出，謝幕完了我們發包子，包子是我大大自己做的。我大大還活著，八十幾歲的老太太，身體好得不得了。現在已經是第二代跟第三代在做包子了，她那天晚上自己做，第二天我去看她——我們在嘉義演兩場，第一天演出她看完了，第二天我去看她，她看到我就罵：“你個王八蛋，小偉忠，昨天晚上做兩千多個包子，你把我累死呀你。”
　　許戈輝：戲裏還有一個情節，“老總統”死了，一個老兵說，誰帶我們回家呀！這個有生活原型嗎？
　　王偉忠：有，1949年來的這撥人都是“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四年成功”。有這麽一個口號，所以大家都在等，等著“老總統”把他們帶回家鄉去。
　　那時候的眷村其實都是很簡單的房子，就那樣搭起來的，也沒有地基。很多人都不買家具，我一個楊媽媽就從來沒買過床。很多人早上起來就把棉被捆好，隨時準備走。那個楊媽媽十年之後才架床，一邊架床一邊哭，知道可能回不去了。
　　許戈輝：什麽樣的契機讓她覺得回不去了？
　　王偉忠：1949年到1959年，時局變化，就慢慢地覺得機會比較渺茫了。本來充滿了希望，結果機會渺茫，再後來慢慢麻木了，兩邊的距離越來越遠。1975年蔣介石過世，4月5日，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早上起來，眷村的氣氛就不太對，我媽在床上哭，說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他們覺得沒有希望了，那時候所有的希望都寄托於蔣介石。
　　許戈輝：小時候你也一直覺得“我們不會在這久留，我們是要回去的”嗎？
　　王偉忠：其實我們這一代沒有那麽強烈，小孩沒有那麽憂國憂民，只有一點感覺。那時候寫文章都會寫，明年我們會把“國旗”插回南京紫金山頭……什麽文章最後都要寫這麽一段，寫我們家小狗長大也會寫這個。那時候做綜藝節目也是一樣，兩個人聊聊天、唱唱歌，唱“愛國歌曲”。到我長大有一段時間還有這樣子的節目。
　　據統計，1946年臺灣人口僅有610萬，而稍後的1950年卻激增為745萬。為了解決新增的150萬以上的居民所帶來的居住問題，“政府”興建房屋、安排宿舍，並將新居民加以群聚於一定範圍，這便成為了現在所知的眷村。
　　當王偉忠決定拍攝有關眷村的片子，帶著工作人員走訪了臺灣各地較具規模的眷村時，才發現所有的眷村都和他的“建國二村”有著相似的形貌。村口的大榕樹永遠是母親們餵養孩子的地方，也是男人們交流各種情報、討論“大事件”的場所；當少年們逐漸長大，開始帶回女朋友時，那棵大榕樹下也是媽媽婆婆們在安靜地待兩人走過後，立刻開始嘰嘰喳喳的地方。竹籬笆絕對是住戶間相互隔離的主流用品，孩子們從竹籬笆間穿來穿去地嬉鬧，有郵遞員來了，只要在門口喊一聲，就會從籬笆的洞眼裏伸出手來把信拿進去。
　　那是一個極為熱鬧而貧瘠的地方。
　　破屋薄瓦，連家具都是最簡單的藤制品；人們辛苦地求生，小小的村落裏一切自力更生。母親們興辦各樣的手工作坊，父親們在賺取家用外，也負責在兒女生長後於房前屋後興添磚瓦、增加房間。
　　王偉忠還記錄過父親的一次發明試驗。老王心靈手巧，覺得眷村的公共廁所不方便，便自己動手做了“抽水馬桶”。他在自家院裏挖開洞，層層鋪上木炭、石灰、石頭等過濾物，然後在末端接上水管，一直拉到村頭的小水溝裏。這次試驗受到了全村父親們的關註，等一切完成後，老王請大家多多喝水、上廁所，以試驗馬桶的效果。然而幾個小時後，排出的汙物卻臭得所有人皺眉，半個月後更臭遍了整個村子，整個活動宣告失敗。
　　許戈輝：你在眷村裏的生活是什麽樣的？
　　王偉忠：就是那種大雜院，房子櫛比鱗次。我們小時候喝奶都不是喝一個媽媽的奶，誰有奶就喝誰的奶。吃飯也是一樣，到四川媽媽家吃飯，到湖南媽媽家吃飯，跑來跑去的。
　　許戈輝：大人會經常給你們講以前的故事？
　　王偉忠：對，我們挨完揍就在旁邊等著，大人就講——大人愛串門——講那些大陸的事。我們就聽，覺得特別有趣。
　　許戈輝：你當初也在眷村裏追女孩子？
　　王偉忠：我們不追村子裏的女孩子，《寶島一村》裏也有講，因為村裏的女孩太熟了。雖然村裏的女孩長得漂亮，因為都是從大陸各省來的，所以有很多漂亮女孩，像林青霞也是眷村的，但是我們不追自己村子裏的。
　　父母也希望你能夠交遠一點，那樣搞不好以後能比較有出息，如果大家老扭在一起，那還是待在眷村裏面。父母希望你能夠往外發展。像我，南部小孩，高中以前也沒談過戀愛。我是到臺北上大學之後，才開始有了一點點小小的花花草草。
　　許戈輝：在談戀愛問題上，眷村孩子和村外孩子的交往有沒有什麽……
　　王偉忠：沒有什麽大問題。像我太太就是標標準準的基隆人，本省人，外省人和臺灣人結婚的很多，沒什麽大問題。
　　許戈輝：家庭也沒有什麽反對？
　　王偉忠：很少。
　　許戈輝：但在劇裏有這樣的情節，兩個人因為這個分手。
　　王偉忠：因為國民黨在接收了臺灣以後，1947年發生過“二二八”慘案。
　　那時候臺灣剛剛從日本人手上光復，由國民黨接收的時候，老百姓都搖旗，歡迎國民政府回來。但在1947年，因為一些軍民之間的不協調、沖突，還有語言等各方面的問題，造成了慘案，也造成了所謂臺灣本省人跟外省人之間感情上的隔閡。這個隔閡一直到今天還有這麽一點，必須大家都去互相體諒，去做融合。
　　無數回不了家鄉的人們所暫居的眷村成了下一代的“家鄉”，但在陳水扁執政期間，眷村開始被一個個拆掉。即將被拆除的村落成了一代人永恒的回憶。王偉忠開始跟推土機賽跑，試圖保存眷村記憶，他把母親住了一輩子的嘉義建國二村畫了下來。
　　除此之外，搞電視的他還拿起了攝像機，拍攝了紀錄片《偉忠媽媽的眷村》，在母親節那一天作為禮物送給自己的母親；他出版了《偉忠姐姐的眷村菜》，希望讓眷村文化流傳得更遠、更久；他制作了長達54集的電視劇《光陰的故事》，讓整個臺灣一起陷入了回憶，引起了臺灣的收視狂潮。
　　這還不夠。在電視業摸爬滾打多年的他深知“電視是速食文化”，只有把眷村的故事凝固在舞臺上，眷村才能真正進入臺灣人的文化記憶，於是才有了《寶島一村》。舞臺演繹的是他自己的故事，也是無數眷村人的故事，甚至也是被一條海峽隔開的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故事。
　　許戈輝：眷村這種文化，對你日後的發展、對你的性格為人有什麽樣的影響？
　　王偉忠：眷村對我的影響就是，讓我看到了太多的人情世故，太多親情、愛情、友情之間的事情，這豐富了我的人生，對我以後做電視節目、做任何創作都非常有幫助。我覺得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有目的，創作如果有目的，那沒有達到那個目的的話，你所有的過程都是痛苦的。如果你做一個創作，只是一直都很熱忱地想講這個事情，到最後也許會出來很多種結果，每一種結果對你來講都是不期而遇的，也蠻好。
　　許戈輝：一個人的人生軌跡，往往是他年輕的時候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目標，才能比較成功地走到一定的位置上，然後他的境界開始轉變，再說我不那麽在意目的，我享受的是過程。
　　王偉忠：講得非常有道理。可是對我來講，對我們南部眷村的小孩來講，我們小時候是什麽都沒有。那時候在臺灣，電視行業還是非常不得了的行業，是最高的一個行業，我們能到電視臺是很了不起的事。
　　所以我為什麽那麽拼命，大學二年級就到電視臺打工，當小助理，打雜賺學費；我特別開心，因為我看到的都是明星，開心得不得了，可以一天不睡覺地幹活，反正我什麽都沒有。因為沒有，有一點你就開心了。
　　上世紀80年代初，大陸提出和平統一對臺方針後，采取了一系列緩和兩岸關系的措施，相繼提出通郵、通航、通商的“三通”原則，而蔣經國則提出“三不”（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但在老兵的強烈呼籲下，一場轟轟烈烈的返鄉省親運動在島內展開，使兩岸探親問題成為臺灣各界普遍關註的焦點。1987年11月2日，蔣經國為“向歷史作交待”，宣布開放島內民眾赴大陸探親。於是，王偉忠有了陪伴母親返回北京的機會。
　　王偉忠：1988年我到北京左家莊看我姥姥。我是從新加坡進來的，我媽比我提前一個禮拜進來。本來我沒有計劃那麽早來，但怕我媽進來之後一個人孤單，就從新加坡進來了。到左家莊之後，我敲門，裏面我媽喊：“誰啊？”我說“兒子”，我媽嚇一跳。開門看見我姥姥坐在炕上，我腿就軟了。
　　許戈輝：你根本沒見過你姥姥？
　　王偉忠：我看過照片，“姥姥”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張泛黃的照片。本來剛去的時候，1949年到1952年還互相有通信，1952年之後就完全斷了。到後來我們都不知道她還在不在，太久了。
　　後來因為探親聯絡上，那張泛黃的照片才鮮活回來。所以看著姥姥坐在炕上，我腿就軟了，那就是親人。腿軟是很難解釋的一件事，後來我自己拍紀錄片——1989年，我帶了一群老兵從琉球（日本沖繩）坐探親船回上海，船進上海，我先下船去拍親人，轉頭再看每一個下船的老兵腿也是軟的。
　　他們有莫名其妙的委屈。他們那時候都是五六十歲，甚至六七十歲的人了，跟孩子一樣地嚎哭。可是很可惜，我們拍了這麽多東西，帶回臺灣過海關的時候被壓壞了，到現在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那個探親團是1989年的事。
　　雖然一直自稱“北京人”的王偉忠直到1988年才終於到了北京，但他對這個城市卻一點沒有生疏感。那一年的7月，還留著長發的王偉忠騎著自行車、斜挎個攝像機滿城亂晃，既有一點外來人的好奇，卻也像久離故土的孩子重新回了家鄉。他說自己跟舅舅長得很像，第一眼看到舅舅時，他竟誤以為那是他哥哥。親緣瞬間聯系了彼此。
　　他也看到了一向堅強的母親在姥姥面前仿佛突然變回了當年16歲的小姑娘。
　　在北京，王偉忠陪著母親四處遊走，去前門、去大柵欄，吃炒肝、切糕，喝豆汁；但對孫紹琴來說，故鄉的滋味固然讓人沈醉，卻“怎麽什麽味道都跟當年不一樣了？”她只能使勁使勁地哭。
　　對她來說，“家”已經成了千裏之外那個海島上的另一個地方。她所居住了40年的眷村，才寄托了她最多的感情。當眷村開始拆除後，她一趟趟地拉著女兒和兒子回到廢墟裏，走動著、摸索著，直到突然在殘垣斷壁裏找到自己的“家”——她曾經生兒育女、艱難生存並一天一天老去的地方。
　　當初那個把她“騙”來臺灣的人已經不在了。她讓兒子拆下了舊屋的藍色門牌“建國二村民國路四巷25號”，並把它貼在新屋的墻上，“為的是爸爸的魂魄，還能找到回家的路”。
　　許戈輝：在你女兒這一輩人身上，還有這種眷村情結嗎？
　　王偉忠：本來我一開始做眷村的時候，拍了一個叫《偉忠媽媽的眷村》的紀錄片。這紀錄片只是拍給自己的後代慢慢看的，別人寫族譜都是用筆寫，我們幹影音的就用影像，讓孩子看看我們到底是怎麽回事，怎麽來到臺灣的。
　　拍完之後在電視上播，引起了很大的回響，我就開始做關於眷村接下來的所有計劃。我的女兒，我帶她回眷村，讓她看到眷村怎麽拆，讓她知道是怎麽回事。
　　我在眷村快拆的時候——這個戲裏也有演——做了一頓最後的大年夜飯，大家都在巷子裏，我們在上面唱歌，下面的人在吃點心。這個年夜飯吃完，沒有兩三個月眷村就拆了。
　　許戈輝：當眷村和眷村情結不復存在的時候，你覺得是喜還是憂，是好事還是壞事？
　　王偉忠：我在戲的最後說，第一代的眷村人雕零了，有我們這代來說故事，我們希望這個民族的故事能夠世世代代地在中國人的社會裏傳下去。這是我們的希望，但能不能做到不得而知。
　　許戈輝：戲上演了之後，你觀察到觀眾得到的東西有什麽不同？比如臺灣人怎麽看，大陸人怎麽看，眷村人又怎麽看？
　　王偉忠：對眷村人來講，看了之後會感同身受，因為我們長大的過程都差不多。對其他族群的人來講——其實我覺得族群之間要完成互相融合，一定要了解對方族群成長的故事。很多本省朋友看了之後才發覺，原來你們這種所謂的國民黨後代，也不都是咬著金湯匙出來，每一個人都過得很權勢的。
　　跟隨國民黨撤退到臺灣的這些人住在眷村裏，守著嚴格的軍隊等級，拿著部隊分發的糧票領口糧過活；本省人們住在眷村外，說著他們聽不懂的閩南語，過得比他們更加一貧如洗。雙方都不了解對方，又因為“二二八事件”，臺灣本省人對這些外來者充滿了戒備和仇視——但人心，總能相通的。
　　王偉忠的眷村裏，第一個走出村門跟本省人打上了交道的便是他父親。那是1950年，村裏有人過世，卻沒有人敢出去買棺材。20來歲的王誌剛便奮勇地騎了自行車出去了，這一趟，不但買回了棺材，還交到了第一個本省人朋友。這一交就是一輩子，那位朋友過世時，葬禮是老王操辦的；老王過世時，睡的棺木是這位朋友家送的。這實在不失為一段族群交融的佳話。
　　孩子們更是不受禁忌的束縛，早早地就開始了和本省同學的來往，雖然數量不多，卻沒有長輩間的緊張和敵對，只感慨於朋友家中的貧瘠，作業也只在條凳上寫。另一種交融則源於那些嫁進眷村的本省女人們，比如《寶島一村》裏融合了女大大故事的朱太太。她聽不懂錢奶奶那一口天津話，也對那番說著“我家、我老家……”的黯然神傷似懂非懂，但這些都並不妨礙她後來做得一手好天津包子，並在這個“外省人”的世界裏紮下根來。
　　眷村的存在也許本是族群隔離的標識，但相互的了解和交融，卻並不會因為隔離而停歇。
　　許戈輝：他們曾經對你們是這樣的印象？
　　王偉忠：會呀，因為他對你不了解，看了之後才說，原來你們小時候也這麽苦，你們也這樣過日子。如果國共兩邊要互相了解、和平相處，也該去看看對方的故事。
　　我們也看看那個時候大陸的故事，大陸也看看臺灣那個時候的故事，相互會比較了解。小時候，我們會說大陸在吃觀音土，大陸會說臺灣吃香蕉皮。都吃香蕉皮，那香蕉到哪兒去了？
　　因為一些因素而互相不了解，隔閡越來越大。所以透過戲劇，透過音樂，透過任何的文藝表演，族群之間才會互相了解對方的故事。那種融合才真正很好，而不是高官出來講“你們和好吧，握手吧”。不是，要靠這些東西而融在一起。（收藏自 2011 中國重慶出版社《素描台灣》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