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也像日本人一樣，只不過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全力以赴、全心應戰。美國人時刻保持充沛的精力，隨時準備迎接挑戰。別人挑起這場戰爭，攻擊我們，我們一定要給對方一點顏色看看。所以美國的發言人談及珍珠港、巴丹半島的潰敗時，考慮安撫大眾的情緒時，會說："這是敵人的肆意挑釁，我們要以牙還牙。"而決不會說："這些都是我們早就料到的。"日本人則寧願生活在凡事都有預先安排的狀態之中，他們覺得未曾料到才是生活中最大的威脅。
　　日本人在作戰行動中經常宣傳說"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投向我們"，他們處在世界的中心，所以，他們必須好好發揚日本精神，這顯示了日本人的與眾不同之處，關系到他們的國際形象，而對形象的重視是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日軍指揮官在美國登陸瓜達爾卡納爾島時，向其部隊下達命令說，全世界都在看著我們，我們必須表現出男兒本色，不能丟大日本帝國的臉。日本海軍官兵也有一條誡令，如果遭到魚雷攻擊，上司命令他們棄艦時，他們必須以最完美的姿態撤退。否則"會遭世人恥笑，美國人還會把你們的醜態拍成電影，拿到紐約去放映"。
　　在關於日本人的態度中，更多人關註的是對天皇陛下的態度。天皇對其臣民到底擁有多少統治權呢？有美國權威人士指出，在日本七百余年的封建統治中，每個人所盡忠的對象是各自的直屬上司——"大名"[4]，以及大名之上的軍事統帥——將軍[5]。天皇一直是有名無實的傀儡，根本沒什麼統治權，所以對天皇忠誠與否幾乎根本無人關心。對於日本一般老百姓來說，有沒有天皇都無關緊要。因為天皇被幽禁在深不見人的宮廷，日常活動和各種儀式也都不自由，被將軍制定的嚴格的規章制度限制著。如果一個有地位的封建諸侯對天皇表達敬意，就會被視為是對上司的背叛。一些美國學者認為，只有了解了日本的歷史，才能了解日本。這樣才能了解，為什麼一個對老百姓來說印象模糊、默默無聞的天皇，能夠成為日本的中流砥柱，成為凝聚這個保守民族的力量源泉？那些反復強調天皇對其臣民有絕對統治權的日本評論家，實際上誇大了事實，這只能證明他們論據的脆弱。美國不必禮待天皇，恰恰相反，這種邪惡的元首觀念，我們應該施以猛烈的攻擊。天皇是日本神道的核心，如果我們向天皇的神聖進行挑戰，我們就可以摧毀日本的整個價值結構。
　　許多熟悉日本的美國人，特別是了解前線狀況或讀過日本文獻報道的，是不會同意上面的說法的。他們不認為，攻擊天皇就是攻擊軍國主義。在日本生活過的人都非常清楚，如果口頭上侮辱天皇或者攻擊天皇，很容易刺痛日本人，激起他們的士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們親眼看到，軍人外出來到東京市區時，都要換上便裝，謹慎行事，因為那時"德謨克拉西"[6]很盛行，而軍國主義名聲很臭，但就是在那些年代，軍人對天皇的崇敬照樣是狂熱的。這些在日本待過的人士說，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與高呼"希特勒萬歲"根本不同，因為後者與法西斯的罪惡相聯系，只不過是納粹黨興衰的一種反映。
　　日軍俘虜的口供也印證了上述觀點，因為日軍與西方軍人不一樣，他們並沒有受過相關的教育，被俘後哪些話該說，哪些不該說，顯然缺乏統一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前幾個月，當然還要歸咎於日本一直以來的不投降主義，但那時只限於一部分軍團和部隊。我們之所以這麼重視俘虜的證詞，是因為它能代表日本軍隊意見的一個橫斷面。士氣低落會導致投降，而投降的日本士兵就可能不再具有典型性。但是這些戰俘幾乎都是在受傷或失去知覺後，無力抵抗而被俘的，不是因勝利無望而投降的。
　　對所有的日本人來說，天皇就是一切。那些頑抗到底的，說他們的極端軍國主義是為了天皇，自己是在"謹遵聖意"，"為天皇而獻身"，"天皇鼓勵國民參戰，服從是我的天職"。然而，那些反對這次戰爭及日本"大東亞"計劃的人，也把他們的和平主義歸於天皇。厭戰者稱天皇是"愛好和平的"，"始終是一位和平主義者，是反對戰爭的"，"是被東條欺騙了"，"在滿洲事變時，陛下還表示反對軍部"，"天皇是不允許讓國民卷入戰爭的，戰爭發生的時候，天皇並不知情，也沒有許可。天皇也並不知道，他的士兵正處在水深火熱中"。這些證詞完全不同於德國戰俘，德國戰俘認為，盡管他們對希特勒的部下背叛首腦很不滿，他們仍然認為戰爭必須由最高決策者和教唆者——希特勒來承擔。日本戰俘則明確表示，對皇室的忠誠與對軍國主義及侵略戰爭的態度完全是兩碼事。
　　對他們來講，天皇和日本密不可分。"沒有天皇，日本就不是日本"，"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征，是國民生活的中心，這種信仰是超越宗教的"，"縱然日本戰敗，所有的日本人仍會繼續尊崇天皇"，"百姓不會譴責天皇，也不會認為天皇有什麼責任。這都是內閣和軍部領導的錯，天皇是無辜的"。

在美國人看來，世人都不能免於懷疑和批判，這些認為天皇超越一切的論調，簡直是欺人之談。但是直到戰敗，日本這些論調也從未改口。審訊戰俘有經驗的人，會發現沒有一個戰俘願意誹謗天皇，這些人也包括那些和盟軍合作、甚至替我們向日軍喊話的人，所以沒有必要在每份口供上寫下"拒絕誹謗天皇"。從各地匯集的審訊戰俘的口供，只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對天皇，其中一份說："保留天皇在位將是一個錯誤。"另一份則說天皇"意誌薄弱，只不過是個傀儡"，第三份則只是猜測天皇可能會讓位皇太子，讓位之後，如果日本廢除君主制，青年女性也許能像她們羨慕已久的美國婦女那樣，獲得自由。
　　因此，日本軍部的統領很善於利用日本人這種對天皇的崇敬和忠誠。他們會把"天皇恩賜"的香煙分賞部下，會在天長節時，率領部下向著天皇所在的東方三叩首，高呼"萬歲"。會在"部隊受到轟炸時"，和部下一起誦讀天皇在"軍人敕諭"中親自頒發的"聖旨"，"誦讀聲在森林中經久不息"。他們還號召部下要"唯命是從"，"免除聖慮"，要"以崇敬之心報答陛下"要"為天皇而獻身"。但是，這種對天皇"唯命是從"的做法也有兩面性，許多日本戰俘說，"天皇有令，我們必然遵從。我們可以單槍匹馬地戰鬥，也可以立刻放下武器"，"如果天皇下詔，我們會立刻繳械投降，連最驍勇善戰的滿洲關東軍也不例外"，"只有天皇的聖旨，才會讓我們心甘情願地承認戰敗，再鼓起勁來重建家園"。
　　日本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就是對天皇的無限忠誠，和對天皇以外的任何人的無情的批判，這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日本的報紙雜誌或戰俘的口供中，就有不少人對他們前線的指揮官破口大罵，尤其是那些不能與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對那些坐飛機逃跑，而不顧士兵死活，讓他們頑抗到底的指揮官更是恨之入骨。他們對日本的人和事可謂是明辨是非的，常常贊揚一些軍官，嚴厲譴責另一些軍官。國內的報紙雜誌也在指責"政府"，他們要求有更強有力的領導，並能和他們同舟共濟，還指責政府沒有做為，甚至抨擊政府限制言論自由。最好的例子就是1944年7月的一次會議，東京一家報紙刊登了這次由新聞記者、前國會議員、日本極權主義政黨——大政翼贊會領導人參加的座談記錄。其中有位發言者說："我認為振奮日本民心有很多方法，但最重要的就是給大家言論自由。近幾年來，日本國民不敢坦露心聲，他們害怕一不小心就會招來禍害。就算他們心存疑問，也只是表面應付，不敢直說。沒有言論自由，還談什麼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另一位發言者更進一步說道："我幾乎每晚都和我們選區的選民座談，一聊就到大半夜，想問問他們關於一些事情的意見，但他們卻吞吞吐吐不肯開口，這哪還有什麼言論自由。特別是有了所謂戰時特別刑法和治安維持限制令，國民簡直像封建老百姓一樣，變得膽小如鼠，本能夠發揮的戰鬥力，到現在也沒發揮出來。可見，限制言論絕對不是一種激發鬥誌的好辦法。"
　　日本人並沒有無條件地承認等級制的優越，因為即使在戰時，他們也會批判政府、大本營甚至是他們的頂頭上司。然而，唯獨天皇是不受批判的。天皇的至高無上在近代才得以確立，為什麼會如此受到尊重呢？這是日本人的一種怪癖嗎？日本所說的只要天皇下令，他們可以單槍匹馬戰鬥至死，也可以老老實實舉手投降，這些話是真的嗎？會不會是故意騙我們而編的謊言？
　　有關日本人作戰行動的這些重要問題，從反物質主義的偏見到對天皇的態度，不僅關系到前線，也關系到日本國內。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在戰爭中暴露出來，就是日本對戰爭中人員損失的獨特態度。當美國把海軍勛章授給臺灣海峽機動部隊指揮官喬治·愛斯·麥肯因將軍時，日本的電臺對此表現出與美國人截然相反的態度，他們感到非常的驚訝，廣播內容如下：
　　雖然尼米茲公報已宣稱他擊退了日軍，但美國向司令官喬治·愛斯·麥肯因授勛的官方理由並不是他擊退了日軍，而是因為他成功地救了兩艘損壞的美國軍艦，還安全地把它們護送到基地。我們也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但是這則小報道的重要性在於它不是編造的，而是實實在在的事件。我們並不懷疑麥肯因將軍確實救了兩艘軍艦，只是希望你們了解一個奇特的事實："在美國，救了兩艘軍艦就能受勛。"
　　一切救援行為，對倒黴蛋的一切幫助，都能深深地感動美國人。比救人行為更加英勇的，就是成功地救回了活人。日本人所謂的勇敢則排斥這類救援，他們甚至說，如果在B29轟炸機和戰鬥機上配備救生器材，那就是"膽小鬼"的行徑，而且他們的報紙、廣播不厭其煩地談論這個話題。他們認為只有視死如歸才是英雄行為，而小心謹慎就證明自己無用。所以他們對待傷病員和瘧疾患者也是這種態度，他們認為這些士兵簡直就是廢物。日本醫療服務很差，更不用說維持正常的戰鬥力了，補給也跟不上，時間一長，本來就匱乏的醫療設施更加難以維持。但這還不算什麼，他們還在這時宣傳蔑視物質主義。他們教導士兵說，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而我們對病患的照顧反而成了對英雄主義的幹擾，就好比轟炸機上配置安全設備是貪生怕死一樣。首先，日本人平時不習慣像美國人那樣去看醫生。連和平時期來美國旅遊的歐洲人也經常談到，與其他福利設施相比，美國更關心同情傷病患者。而這些對日本人來說是陌生的。總而言之，在戰爭中，日本軍隊沒有訓練有素的救護班，能在戰火中搶救傷員，也沒有前線救護所、後方野戰醫院，以及遠離前線的康復醫院這樣系統的醫療設施，更不用說醫療品補給了。他們根本沒有優先轉移傷病員的習慣，情況緊急時，幹脆殺掉傷病員。尤其是在新幾內亞和菲律賓，日本人常常被迫在有醫院的地點撤退。當部隊進行真正"有計劃的撤退"時，敵人已經近在眼前了，他們這時才會有所行動。負責的軍醫往往會在臨走時槍殺傷病員，也可能給傷病員留一顆手榴彈，讓他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