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如此對待自己受傷的同胞，那麼，他們也會這麼對待美國戰俘。按我們的標準來看，日本人不管是對戰俘，還對他們自己的同胞，都犯了虐待罪。前菲律賓上校，軍醫哈羅魯得·格拉特里說，他曾經在臺灣被當做戰俘關了三年，在那期間，"美軍戰俘所受的醫療護理甚至比日軍士兵都要好，因為俘虜營中的盟軍軍醫會照顧盟軍俘虜，而日本士兵卻連一個軍醫都沒有。有一段時間，唯一給日軍看病的醫務人員是一個下士，後來升了中士。"這位菲律賓上校一年只能看到一兩次日本軍醫。（1945年10月15日《華盛頓郵報》報道）

日本對戰爭中人員損失的態度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他們的不投降主義。西方任何軍隊在竭盡全力卻寡不敵眾、毫無希望時便會向敵軍投降，但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是光榮的軍人，而且根據國際協議，將讓其通知本國，讓其家屬知道他們還活著。無論是作為一個軍人或平民，在自己的家中，他們都不會因此而矮人一等。然而，日本人卻認為榮譽就是戰鬥到死，就算走投無路，他們也不會投降，只會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或者赤手空拳出去跟敵人同歸於盡。萬一受傷昏迷，不小心被俘，他就會覺得"回國後再也沒臉見人了"，喪失了名譽，他就是個死人了，再也不是以前的他了。雖然日本軍中會有上述內容的命令，但是在前線卻顯然用不著特地強調了，他們一直都老老實實地用行動詮釋這條規則。在北緬會戰中，被俘者與戰死者的比例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除少數人以外，這142名被俘者大都負傷或昏迷，一個人單獨或兩三個人一起"投降"的就更少了。而在西方，陣亡者如果達到全軍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他們就會考慮投降。投降者和陣亡者的比率大約是4比1。而在霍蘭迪亞，日軍的第一次大規模投降，其比率為1比5，與北緬的1比120相比，已經是巨大的進步了。

許多美國人都談到，美國戰俘在俘虜營裏連笑都不敢笑，他們怕刺激到看守他們的日本人。在日本人看來，當了戰俘就已經夠可恥的了，就算沒有受傷、得瘧疾和赤痢這些疾病，他也已經是個廢物，不算個"正常人"了，這些美國人居然恬不知恥，還笑得出來，他們簡直忍無可忍。日本軍官給美國戰俘下的命令，就連一些俘虜營的日本看守也必須遵守，急行軍或是乘坐像沙丁魚罐頭似的運輸船轉移，對日本兵來說是家常便飯。有些美國戰俘說，日本哨兵會要求他們幫忙隱瞞自己的違章行為。在俘虜營中，最重的罪就是公開抗命。在俘虜營的戰俘，白天外出築路或上工廠做工，是不允許從外邊帶回食物的，但是只要把水果、蔬菜包起來就可以蒙混過關。這個規定也就成了擺設，但是如果被發現，就意味著美國戰俘蔑視哨兵的權威，那絕對是重罪。在日本生活中和軍隊中，哪怕是一句"頂嘴的話"都等於是公然向權威挑釁，都要受到嚴懲。俘虜營中確實有暴行和虐待，但我們只是想區分文化習慣行為和暴虐行為，並不是想寬恕暴虐行為。

開戰初期，日軍士兵確信敵軍將會虐待俘虜，最終還會殺掉他們，所以他們更覺得投降是恥辱。當時在日本有一個廣泛流傳的謠言，說美軍用坦克碾死了瓜島上的俘虜。或許有些日本士兵是打算投降的，但美軍懷疑他們投降的動機，而且認為懷疑是有理由的，美軍謹慎起見便將其殺害。就像一個日軍戰俘所說："既然已下定決心要把自己獻給勝利的祭壇，如果不能以死報效祖國，那才是奇恥大辱。"一個除了死亡別無選擇的日本士兵，常常會選擇與敵人同歸於盡，並且引以為傲，所以他被俘之後也有可能這麼做。這種可能性使我軍倍加警惕，同時也減少了日軍投降的人數。

"以投降為恥"這一信條已經在日本人的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卻與我們的戰爭慣例截然不同。同樣的，他們也無法理解我們的行為。他們實在無法明白，美國人為什麼絲毫不以被俘為恥，還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國政府，以便讓家屬知道自己還活著，這種做法讓日本人既吃驚又非常蔑視。所以，日本士兵想不到巴丹半島的美軍會向他們投降，他們以為美軍會像日軍一樣奮戰到底。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間存在一種最戲劇性的差別，那就是，日軍被俘後竟與盟軍合作。剛開始，他們完全不能適應已經成為階下囚的事實，也沒想著去適應新環境。他們覺得喪失了名譽，也就沒有資格做一個日本人。直到戰爭快要結束的前幾個月，才有極少數人要求回國，這時戰爭結局對他們而言已經無關緊要了。但有些人則要求處決自己，說："如果這不符合你們的慣例，那就允許我做一個模範戰俘吧。"有些老兵和曾經頑固的軍國主義者完全倒戈相向，他們給我們指出彈藥庫的位置，仔細說明日軍兵力的配置，幫我們寫宣傳品，還跟我軍飛行員一起坐在轟炸機上指明軍事目標。這些表現，就好像他們已經獲得了新生，他們的生命跟過去無關，而且他們願意忠誠於現在的生活。

當然，凡事皆有例外。就算以利相誘，也有少數戰俘頑固不化。有些美軍指揮官很警惕，不敢輕易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協助，所以有些戰俘營根本沒指望日軍戰俘會幫忙。但是如果接受了日軍戰俘的合作，戰俘營對日軍的態度必須由懷疑逐漸過渡到信賴。

美國人從沒想到日本戰俘的態度會有如此大的轉變，這與我們的信條是格格不入的。但日本人的行為準則好像就是這樣：擇定一條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敗，就另作打算。那麼，我們能不能在戰後考慮利用他們的這種準則呢？或者這只是個別士兵被俘後的特殊行為？此外，除了日本人特殊的戰時行為值得我們思考，有關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種制度的實施，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動習慣等諸多問題，也都值得我們探討。

第三章·各就其位

要想理解日本人，必須要先弄清他們所說的"各就其位"是什麼意思。他們信仰秩序和等級制度，就像我們信仰自由平等一樣。日本人對等級制的信賴，是建立在對人與其同伴，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認知之上的。但是，我們並不認為等級制合情合理，更不要說在現實生活中實施了。我們必須清楚他們關於家庭、國家、宗教信仰及經濟之類的民族習俗，才能了解他們對生活的看法。日本人考慮國際關系問題時，也像對國內問題一樣離不開等級觀念。他們在過去的十年間，認為自己處在國際金字塔的頂端，現在這種順序已被西方各國所取代，但他們就算接受了現狀，也時時刻刻不忘等級觀念。日本在外交文件中也不遺余力地表明他們對這一觀念的重視，1940年日本簽訂的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前言中說道："大日本帝國政府、德國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確信，只有各國‘各就其位’了，世界才能長久地和平。"天皇在此條約簽訂時所發的詔書，也再次談到了這一點，詔書說：

弘揚大義於全宇，締造世界為一家，實乃我皇祖皇宗之大訓，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動亂不知胡底，人類蒙禍不知何極。朕所珍念者，唯早日勘定禍亂，光復和平……襲三國盟約成立，朕心甚悅。唯萬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業，此乃曠古大業，路漫修遠，前途尚迢……

在偷襲珍珠港的當天，日本特使向美國國務卿赫爾遞交聲明，其中也極為明確地提到這一點："使萬邦各就其位，乃帝國之基本國策……如有與帝國根本國策背道而馳之事，不能使萬邦各就其位，帝國政府斷難容忍。"

這一聲明是針對數日前赫爾的聲明而作的回應，赫爾在聲明中強調了美國的四項基本原則：各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內政；信賴國際合作及和解；各國平等的原則。這些原則對於美國的重要性，等同於日本的等級制，是美國人奉行平等及不可侵犯權利精神中的主要內容。我們認為，不管是在國際關系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要遵循這樣的準則。對美國人來說，平等是最崇高、最道德的，它意味著自由，不受專制壓迫，不受干涉；也意味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了平等，人們就擁有了改善自己生活條件的權利，可以追求更美好的世界。平等也是當今世界竭力實現基本人權的必經之路。即便我們有時破壞了這一原則，但我們依然支持平等，所以，我們是絕對不會向等級制妥協的。

美國始終都堅持平等這一觀點，傑斐遜把它寫入獨立宣言，後來寫入憲法的《權利法案》也是以此為基礎。平等反映了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完全不同於歐洲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才會被寫入美國這一新生國家的法定文件中。年輕的法國人阿列克斯·托克維於19世紀30年代初期訪問美國，寫了一部有關平等問題的著作。托克維成長於法國上流社會，在很多仍然健在並有影響力的人士的記憶中，貴族階層曾經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沖擊，又受到《拿破侖法典》的影響。對他來講，美洲大陸完全是另一個世界，他聰明敏銳又善於觀察，在美國這個陌生的國度，發現了許多亮點。他以一個法國貴族的眼光，高度評價了美國新奇的生活秩序，並且表現出寬容的態度。他還展示了即將來臨的新事物，他相信，美國的發展很具有前瞻性，就算會有些差異，歐洲也會像美國一樣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