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開始的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民經濟內外關系上，存在服務貿易不平衡、民營企業大量轉移產業和資金，以及貪腐等不法資金外流等形成三大方面的對外經濟漏損，導致投資和消費流向國外，而流回國內的海外國民凈收入又很不理想，從而減少國內儲蓄、投資和消費，影響了經濟景氣。

一、 服務貿易逆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增加值從1982年的33%，一直在快速下降，2014年降低到9.2%；第二產業增加值則從最高1980年的47.9%，緩慢下降到2014年的42.6%；而第三產業增加值則從1982年的22.2%，更快速地上升，2012年增加值規模超過第二產業，到2014年占GDP比例達48.2%。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數據看，第三產業增加值比例將持續上升，最後第一、二、三次產業結構穩定在5∶25∶70比例上，其中第二產業中制造業與采掘建築等工業的比例為4:1。未來的趨勢，中國經濟結構將向服務業部分持續擴張，實物貿易比例下降，加大服務貿易的進出口，是一個必然。因此，中國在對外貿易方面，存在著結構性的轉型。如果服務貿易規模不能適應國民經濟結構轉型的趨勢，不能順利地擴張，從出口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就會大大減弱。

（一）對外貨物貿易出口的下行態勢

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方面實施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特別是進入21世紀加入WTO後的多年裏，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從農村進入城市，從中西部流動到東部沿海地區，而加工產品則向外出口。便宜勞動力、較強的制造業產品競爭力、強勁的出口需求，使國民經濟高速增長。

2006年以後，GDP貨物貿易依存度開始下行轉折，到2014年為41.5%，下降了23.5個百分點。從內部看，這與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放緩，甚至負增長，中國制造業的勞動力工資快速上升，社保征收力度加大，土地及房租價格上漲，以及環保條件嚴格化等有關；從外部看，美歐日等國2008年以來，相繼使用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施再工業化和重振制造業戰略，包括各自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加上全球經濟不景氣，一些發達國家進口需求減少，中國制造業產品的出口，正遇到嚴峻的挑戰。

表1說明了2001年以來貨物貿易進出口情況與經濟增長速度的關系，2001年GDP進出口貿易依存度只有38%，隨著中國加入WTO，增長速度加快，最高的2006年時GDP進出口貿易依存度達到65%，2007年的GDP增長速度達到14.2%。

如果中國內部城鄉居民的收入和消費占GDP的比例在50%到60%之間，國內消費需求增長能夠順利地消解出口需求增長下滑而形成的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則會實現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向消費內需主導發展的戰略轉型。如遲福林等學者也提出，中國需要從外需主導的發展模式，轉向內需主導，特別是消費主導的發展模式轉型。[①]然而，由於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的比例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55%到近63%間，長期以來處於下滑態勢，2013和2014年已經降到42%到44%之間，[②]從2009年到2014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看，目前無法順利地實現這一發展模式的轉型。

（二）對外服務貿易的漏損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由於傳統的工業化過程行將結束， GDP結構中服務業增加值比例則會逐步上升。這就意味著在我們的對外經濟中，還面臨一個新的問題，即服務貿易出口能否隨著GDP結構的輕型化而同步增長，甚至快速增長？服務貿易進出口能否平衡？如果一個GDP結構向第三產業擴張的國家，其服務貿易出口增長緩慢，並且服務貿易進出口長期逆差，甚至逆差過大，也會成為拖累經濟增長下行的越來越重要的因素。

首先，我們看出入境旅遊貿易逆差。入境遊客，由於空氣和水等環境汙染，對食品安全的擔心，再加上一些地方門票價格過高、套票過多、綁架銷售，旅遊秩序混亂和宰客現象時有發生等，從2005年的1.2億次，上升到2007年的1.3億人次後，負增長了兩年；隨後到2011年入境旅遊最高規模達到1.35億人次，2012年開始又負增長，到2014年下降到1.28億。同樣是上述原因，加上到國外旅遊生態環境優美、性價比合適等，導致一部分國內遊客棄國內市場而出境遊，人數激增，從2005年的3100萬人次，規模快速增長到2014年的1.16億人次。估計2015年國內出境遊人數有可能超過國外入境遊人數。

因此我國在旅遊貿易方面，造成了巨額的逆差。中國大陸出境遊客與國外入境遊客的一個區別是，除了欣賞景觀、休閑度假外，購物支出在旅遊消費占比較大。如2013到2014年，中國大陸出境旅遊總支出為1290億和1550億美元，而同期境外遊客人數雖然多於中國出境遊客，但是其旅遊消費總支出僅為517億和515億美元；逆差分別為773億和1035億美元。而英國金融時報旗下的研究機構估算，2014年中國遊客在外支出總規模竟然高達4980億美元，當年僅旅遊貿易逆差一項，就為3430億美元之巨。[④]

其次，教育貿易也存在著巨額的逆差。中國的高等教育存在著許多問題：（1）學生所學與以後就業、職業和事業無關無用的知識，占所學全部課程比例過大，浪費了大學珍貴的學習時間。（2）教師灌輸，死記硬背；案例教學和啟發討論式授課少；一些學校教師再培訓和再學習缺乏，教材陳舊，所授知識不能及時更新。（3）大學黨務行政教輔勤雜等人員比例過大，學生交費中，這些人員所占用消耗的部分過多。家庭對子女的高等教育投入成本並不小，但是，獲得的教育效果較差。（4）國內大學生畢業，許多學生所學知識與社會所需脫節，實操和創新能力不足，就業難，在家待業啃老的不少；一些就業大學生的工資報酬水平，比農民工的收入水平還要低。因此，許多中國居民，選擇將子女送出國接受高等教育。從趨勢看，不僅規模不斷擴大，並且正向低齡化發展。

2014年，中國大陸出國留學在校生167萬人，而在中國大陸留學的在校生只有39萬人。中國學生在國外留學，學費、交通費、居住、生活等費用，大體人均在年40萬人民幣；而來華留學學生，其學費和生活費等，最高人均年10萬元。中國在外留學生總支出折美元約為1078億美元，而來華留學生部支出折美元則僅約為63億美元。按此計算，每年我國的教育貿易逆差為1015億美元。

中國留學生除了本人在外消費支出外，相當多的，其家人入學陪送，期間探望，甚至有的陪讀，畢業參加典禮，甚至有的家庭在留學地購置房產，使其居住。以上所列支出規模至少為留學費用的10%到20%。因此，2014年中國教育貿易逆差在1200億美元左右。

再次，在其他服務貿易中，逆差規模也很大，而且趨勢不容樂觀。（1）信息與互聯網服務貿易中的服務器租賃費用，由於是美國為主的單極網絡體系，域名虛擬空間資源不在我們手中等，我們每年需要支付巨額服務器租用等費用。（2）健康醫療等服務貿易中，國外健康養老醫療服務銷售正在通過各種渠道快速上升，許多中國高端企業家、銀行家和白領高管，聘請國外保健師和醫生，還有的出國養老。（3）文化產品貿易方面，雖然現在是順差，但是規模很小。2013年，我國文化產品進出口總額達274.1億美元。其中出口251.3億美元。但是，中國對國外文化產品的潛在需求卻十分強烈。如果文化產品進出口放開，國內體制導致的文化產品出口競爭力較差，包括國內競爭力也較弱，可能會受重創。（4）金融和其他衍生品貿易方面，人民幣還不是國際貨幣，得不到發行的鑄幣稅利益，發行人民幣國債的成本較高，外匯儲備中各種國際貨幣對人民幣貶值的風險較大；期貨等貿易，許多產品定價權不由中國主導；許多國際金融投資，不成功的交易也不少。

實際上，對國內服務產業領域，創業、投資、建設、經營的體制障礙諸多，國有為主壟斷模式，活力不足、效率較低、競爭力較差，造成的貿易逆差，以及進一步放開服務業後如果不改革造成的重創，目前國內經濟學家們可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投入精力去研究，也可能還沒有引起高層決策者的重視。但是，在實體經濟比例在GDP結構中下降，畢竟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如果這樣的演變過程中，服務貿易的逆差越來越大，那麽，肯定會嚴重拖累和影響國內經濟增長的速度。比如，目前僅旅遊和教育貿易逆差就高達2200億美元左右，就是將其他服務貿易逆差最保守估計1000億美元，總計就是32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占2014年我國GDP總額63.65萬億人民幣的3.12%。如果按照英國金融時報對中國2014年在外旅遊消費的規模計，則逆差會高達7200億美元之巨，則占GDP比例高達7%左右。

毫無疑問，雖然我國貿易統計不完整，但服務貿易也是國民經濟進出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服務貿易出口大於進口，將形成出口需求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如果服務貿易中進口大於出口，甚至是巨額的逆差，則表明中國相當大的消費沒有在中國內部，而是在國外得以實現。實際上也可以看作是，按中國保守估計19840億人民幣消費需求，或按國外一些研究機構數據44640億人民幣消費需求，向國外的凈漏出。從表2和表3中的數據看，2008年以來，旅遊和教育逆差規模增長在加速，說明國內向國外漏出的消費需求規模越來越大，成為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拽力量。

二、企業家資金轉移的增長推動力漏損

國民收入的一部分和折舊計提等變為儲蓄，而儲蓄形成的投資，是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如果一個國家，從外部得到的投資越多，其經濟增長就會得到越強的動力；而一個國家其國民收入形成的儲蓄和投資，流出國外的過多，而國外流入國內的過少，則會發生經濟增長的不同程度投資推動力的喪失。

（一）民營企業資金轉移的原因

21世紀前10年的後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前後，江浙等省及蔓延至全國，一些民營企業家，開始移民國外、轉移自己的產業，並轉移資產；甚至有少數民營企業家將工廠抵押銀行套取現金後轉移國外，將瀕臨破產的工廠形成銀行的不良資產。

這一現象背後的動因，首先，是人身和資產安全方面的擔心導致資產出逃和外流。黨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發展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兩個方面經濟的兩個毫不動搖，是改革開放以來個體私營等民營經濟發展迅速的重要體制保證。進入21世紀後，從理論上看，不搞私有化，民營企業家第一桶金來源的原罪，是否存在著剝削等等的討論和文章陸續不斷。特別是十八大前，許多民營企業家對未來黨對私營經濟的方針政策會不會變化心存疑慮。

從實踐上看，（1）重慶等一些地區針對民營企業的“唱紅打黑”，政府司法等機構和其中辦案人員，對民營企業資產進行了觸目驚心的非法吞並。比如在重慶打黑過程中，許多“涉黑”企業家的古玩、字畫、黃金等大量消失。所謂“黑老大”陳明亮，在2010年9月27日被執行死刑。當地法律界人士稱，他的起訴書中，除了現金、股權外，並未提及任何古玩文物收藏。比如重慶希爾頓酒店股東彭治民被逮捕後，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各項罪名，在2011年5月4日被重慶市第一中級法院判處無期徒刑。被凍結和沒收的財產估值約80億元。[⑤]（2）辦案經費提成，是有的公檢法各機構對一些民營企業抓捕、偵察、起訴、判刑入獄擴大化，甚至無罪冤做、輕事重判、法人責任捕判自然人的一個重要成因。學者田文昌指出，“公檢法機關辦案從贓款中可以提留很大一部分作為經費，這是非常可怕、非常嚴重的問題，可以推動辦案機關去‘制造案件’。我認為必須把案款提留制度徹底廢除，辦案機關怎麽能從贓款中提留錢做經費呢？這個問題希望能得到解決。”[⑥]（3）對涉腐行賄企業責任人的過度追究也引起民營企業家的恐慌。反腐敗是廉政，以及消除官商勾結深得民心的非常正確的選擇。從中國絕大部分創業、投資、建設和運營等看，因為過去到政府行政機構和事業機構辦事太難，貪腐成了風氣，再加之稅費負擔太重、稅收和收費罰款隨意、社保交費率太高、執行標準高低裁量空間大，又有抽逃註冊資本金罪等不合理法條，幾乎沒有不行賄的企業家，幾乎沒有不偷逃稅費和抽逃註冊資金等違法的企業。企業家面臨著隨時被起訴和幾乎100%可獲罪入獄的極高風險。

上述輿論和實踐方面的不確定，無不形成相當多民營企業家恐懼未來和保全其資產的心理和動機，從而直接導致其應對行為就是家庭移民、縮小和停辦國內企業、向國外轉移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資產。

其次，是經營環境惡化。農民工工資上升過快，社保資金費率較高，是許多企業聘用職工的成本上升，特別勞動密集出口企業，利潤日薄，甚至虧損；國民經濟日益高利貸化，銀行信貸高利率成本擠壓掉實體經濟利潤，也使一些民營企業難以為繼；而稅費罰款等居高不下，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讓回落，經濟下行稅收受到影響的情況下，更加加大了對企業收費罰款的力度；國內市場需求不旺和制造業過剩，生產能力閑置，固定成本不能被消化。這一系列原因，使得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家，收縮業務、甚至關門，守住自己所積累的資產，不被消耗掉。

從與政府有關的營商環境看，前幾年企業註冊難，審批越來越多，工商稅務質檢消防交通電力燃氣等相當多部門辦事難、亂收費罰款多、吃拿卡要日益嚴重；十八大反腐以來，一部分企業家反映，許多政府和行政事業性機構及辦事人員，門好進了，臉也好看了，不敢明顯吃拿卡要了，但是辦起事來遙遙無期了。

這種情況下，許多民營企業家考慮將國內的企業和投資項目縮小和停止，到海外一些國家和地區尋找投資機會。家庭移民，轉移產業，資金外投，到國外實現自己和家族事業的繼續發展。

再次，一些民營企業家看到國內投資的領域有限，將積累的資金轉移國外投資。時至今日，雖然我們多次頒布了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條例，描述了放開民營經濟進入的領域，但是，實際上民營經濟投資進入許多領域，有其各方面的困難：從外部環境體制方面講，這些有關放開民營經濟投資的文件，好看不好用，從政府各部門和行政性事業單位的許多規定看，這些文件與其不能接軌；一個部門的文件規定，與另一個部門的文件有矛盾；政府的文件與銀行等部門的規定不協調。如此等等，使大量的民營企業家無法克服投資進入領域最後“一公裏”的各種障礙。比如，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未來服務業發展的空間很大，但是，民間資本進入養老、醫療、旅遊和教育等領域，仍然在市場和投資準入、人員、經營範圍等等各個方面，存在著限制和歧視。壟斷嚴重，競爭不足，供給較差，衛生、民生和教育領域，上學、養老、看病等難和貴，旅遊亂、宰、差和貴等成了總也解決不了的頑癥。這形成了對國內民營企業家投資的向外擠出機制。而從投資方面的體制看，企業家大都想自己投資創業，資金散而規模小，不願意以基金和股份公司等代理制度去集中投資，投入規模較大的一些領域；我們還沒有找出吸引國有與民營願意合作、順利結合、決策便捷、運營順暢、保值增值的混合所有制投資和公司體制模式。於是一些民營企業家，到國外投資超市、餐館、加油站等小型項目，轉移了我國發展服務業急需的資金。

（二）民營企業家移民和資金向外轉移的估算

民營企業家們對於人身財產安全的擔心，其應對就是向外移民。如2012年約60%的高凈值人士表示自己正在考慮或已經完成投資移民，與2011年的調查結果相似；超高凈值人群中該比例超過70%。[⑦]2011年，雖然浙江省有關部門出來否認，杭州萬事利集團總裁李建華透露，全省1000萬元註冊資本以上的企業主，已經有24%辦完國外移民手續，正在辦理的有32%。[⑧]截止2013年，中國海外移民存量已達到934.3萬人，23年增長了128.6%；進入21世紀後，移民數量大幅度增長。中國從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輸出國，上升為第四大移民輸出國。移民更傾向流向發達國家和地區。[⑨]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投資移民。

那麽，到底漏出了多少呢？從國家統計局和商務部的國際直接投資實際到位資金，2007年為783.39億美元，2014年為1196億美元；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007年為265.07億美元，2014年1029億美元。雖然，從統計的外部投資和中國對外投資看，還是投資凈流入。但是，一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要遠高於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二是中國許多民營對外投資，從地下錢莊匯出或者邊境攜帶出去等方式流出，並沒有進入國家的統計。[⑩]

2014年深圳查獲的26個地下錢莊的資金主要在港粵兩地流通，一些也流向國外。地下錢莊的經營範圍包括匯兌、支票提現等。地下錢莊手續簡單、快捷，資金周轉快，而且能夠逃避銀行、稅務、工商等部門的監管。地下錢莊的幾臺電腦、電話和傳真就可快速完成境外賬戶和境外賬戶資金的劃轉。[11]

中國對外的FDI除了從正規渠道走的資金，進入大的礦業投資、工程、企業並購、工廠建設等等外，一些資金大量地從地下錢莊、邊境攜帶現金等非正規渠道流出，進入境外加油站、超市、餐館、小型企業投資，以及住宅等不動產。甚至一些民營企業的大中型投資，其資金也通過地下錢莊方式進行。

與一些民營企業家、國家工商聯國際合作商會有關人士的訪談認為，通過其他各種渠道向外轉移資金和投資，沒有進入商務部統計的金額，大約是統計公布數的2倍甚至3倍。

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問題看：（1）可能從2008年開始，考慮地下錢莊出去的資金，實際上投資流入就小於投資流出， 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凈流出為862億到1891億美元（地下渠道按兩倍計算）之間，即國內凈減少投資規模5344億元到11724億元之間，占當年國內投資規模502005億元的1.1%到2.3%之間。後面還將分析，加上不法資金的外逃，實際上國內凈減少的投資和消費，要遠遠大於此規模。（2）與境外投資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不同的是，許多民營企業家對境外直接投資，由於本人和家庭移民和產業轉移，在外的利潤留在了境外，並不匯回中國大陸，形成大陸對境外直接投資的相當比重國民收入的損失。（3）從中國的產業結構看，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產能過剩，而服務業發展滯後和不足，理因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投資大於服務業投資的流出；但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64.6%投向了服務業。[12]這說明，服務業投資在國內受到體制等種各限制，逼迫其流向國外。

國內民營企業家大規模向外移民，縮小生產和服務規模，關停國內企業，有的向國外轉移生產能力，有的將所積累利潤轉移國外，甚至有的押抵套現後投向國外。從流程上看，實際上是國內一部分儲蓄和投資的流出，如果向外直接投資大於國外對我直接投資，即投資凈流出，則會對國民經濟增長形成負作用。而中國近幾年，正式渠道和地下渠道的對外直接投資總和，實際上大於境外對華直接投資，不能不是一個致使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因素。

三、不法資金外逃的國民經濟損失

不論何種原因，上面已述，國內資金的流出，實際是儲蓄、投資和消費的流出，如果到國外後不因投資企業而國民經濟流回，則是一種國民經濟的純粹漏損。貪腐和其他不法資金的流出，也不例外。因貪汙受賄及其他詐騙經濟罪犯，為了躲避追究和非法財產不被追繳，許多采取了本人出逃國外，資金通過洗錢、地下錢莊等多種方式轉移其他國家和地區，簡稱不法資金外逃。這些國內資金向外流出，其規模大小的不同，也將程度不同地影響國民經濟的投資和消費，涉及國民經濟的景氣程度。

（一）失蹤和外逃了多少人

2001年初的一項研究表明，1991到2000的10年中，不包括失蹤（實際外逃的），能查到名錄的中國外逃貪官4000多名，[13]僅廣東、河南、福建三省失蹤和外逃官員就多達2030、1366和1000人，其中外逃為1240、854和586人。[14]21世紀以來，貪汙腐敗和其他經濟犯罪暴發式增長，失蹤外逃人員多少，沒有找到文獻披露的數據。2000年至2011年底，檢察機關共抓獲在逃官員為18487名，[15]假定5個出逃人員能抓獲1人，外逃人員規模為92435人；如果10人中抓獲1 人，外逃規模為18487萬人，如果是50人才能抓獲1 人，則規模為92萬人；如果抓獲的是百分之一，則外逃人員規模為185萬人左右。根據以上估計，判斷可能外逃的貪腐人員至少在50到100萬之間。

2012年十八大前後，因反腐風聲加大，失蹤和外逃人員更是增多，2014年第四季度開始，外逃人數因加強了出境和證件等方面的管理，大幅度下降。因此，從改革開放到2014年底，估計，不包括其他行賄和詐騙等經濟犯罪，僅貪汙受賄外逃人員保守規模估計在20萬人左右。這些罪犯的主要外逃去向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公安部2014年7月22日啟動的獵狐專項行動，截至11月23日，從57個國家和地區緝捕勸返在逃經濟犯罪嫌疑人318名。其中，緝捕169名，勸返149名，涉案金額千萬以上的88名。[16]由於受案子金額大小、案金與他國分成、追逃成本比較、辦案人員有限、他國法律限制等因素，這與失蹤和外逃人員數量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二）到底轉移了多少非法資金

關於中國貪腐人員外逃，包括其他經濟犯罪人員，改革開放到2014年底，向國外轉移了多少資金，一直是個搞不清楚的數據。先是最小口徑外逃資金規模：按中方有關部門數據綜合推算：為2420億美元，15000億人民幣。看到最小的（不包括2011到2014年）數據是：中國央行2011年發布的關於貪官外逃報告，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可能到2010年底），外逃的黨政幹部、事業單位和國企高管為16000至18000名，攜款超過8000億人民幣。[17]假如，2011年到2013年，是個外逃高發期，再加2014年，估計7000億人民幣，則累計規模在2420億美元，合15000億人民幣。

其次是根據國際中立機構保守的數據，加上現金方式流出部門的估計，以及近兩年的測算：外逃資金規模為23117億美元，約143328億人民幣。2014年，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全球金融誠信組織公布題為“發展中國家非法資本流動：2003—2012”的報告計算，10年間有6.6萬億美元非法資本從發展中國家流入發達國家或者避稅天堂，年增速為9%。其中，這10年間約1.25萬億美元資金從中國內地非法外逃（包括避稅、犯罪和腐敗等行為）。其中，2012年中國外逃資本為2495億美元，比上一年增加53%。除了2011年外，中國非法離境資本在全球151個發展中經濟體中一直居首位。資金外逃最常見的非法手段包括在貿易交易中用偽造發票、逃稅漏稅等。今年是該智庫連續第6年公布調查結果。全球金融組織稱，公布的這些數字是“保守估計”，不包括現金結算等手段。[18]後面提到，1988年~2002年的15年間，資金外逃額共1914億美元；[19]由於反腐，2013年是一個外逃加劇期，即使按平均增長速度9%計算，為2720億美元；2014年加大了打擊資金外逃的力度，假定降低一半，為1360億美元。1988年到2014年，估計外逃轉帳資金累計規模在18494億美元，為114663億人民幣，再加25%左右的現金流出，為23117億美元，約143328億人民幣。

再次是根據一些網站搜集和透露有關部門的數據，綜合推算較高的一個規模：外逃資金32000億美元，合198400億人民幣。根據最高法院前院長肖揚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貪報告》中曾引用有關部門的統計稱， 1988年~2002年的15年間，資金外逃額共1913.57億美元；中紀委通報引述不完全統計稱，2010年中國非法資金外流是4120億美元，2011年達6000億美元。[20]由於反腐將開始，2012年估計突破8000億美元。假如2013年也是8000億美元，2014年4000億。加上2003到2009年間，保守估計6000億美元，則外逃資金總規模在32000億美元。

第四，57600億美元，合357120億人民幣，這是估計的外逃不法資金最大規模。公布美國安全局竊聽事件的斯諾登，2013年8月7日於躲藏之地俄羅斯披露了美國安全局掌握的情況，即中國官員在國外僅存款就高達4.8萬億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加拿大、澳洲、歐洲和南亞。這部分存款之外還要再外加最保守估計的約為其20%的證券、黃金、股權和房產等其他資產。[21]

分析下來，最小外逃資金規模2420億美元，顯然是不可信的；而所傳的斯諾登公布中國官員在國外有48000億美元存款的數據，也真假難辨。綜合上述分析，外逃資金規模大體在15到20萬億人民幣之間，可能符合實際情況。從平均數據看，1988年以來，年外逃不法資金占各年GDP的比例平均在3%到4%之間。而十八大前後的三四年間，是一個出逃的高峰期，嚴重影響了這幾年國內的投資和消費。

四、結語和政策含義

經濟學界在討論2011年來經濟下行原因時，主流的意見都忽視和沒有註意到國民經濟對外以上三個方面的漏損原因。但是，從數據上看，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發生著的國民經濟財富的內外流動。首先，我們在觀察進出口貨物貿易順差時，不能不考慮服務貿易巨額的逆差，加大對服務業出口的改善和調控。貨物出口增長率的下降，勢必對經濟增長下行形成壓力，而隨著國民經濟結構中服務業比例的不斷提高，服務貿易出口不力，而進口過大，將成為影響國民經濟增長速度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因此，改革和完善進出口統計體制，形成完整的貨物和服務統一的統計體系，整體考慮出口增長速度和貿易平衡；特別是註重國內服務業體制的改革，打破一些服務業的壟斷，放寬民間資金對教育、醫療、養老、健康、旅遊等服務業的準入，對於自身服務業的發展和增強國內外服務業市場的競爭力，加大中國服務業的出口，平衡服務業逆差，對於調控國民經濟健康增長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其次，由於討論民營企業家移民、產業和資金轉移，對國民經濟景氣的影響，較為敏感。學術界主流學者在分析增長速度下行時，對此閉而不談。但我認為，這不符合經濟學研究客觀真實、數據說話的原則。為數眾多的民營企業家移民和向國外轉移資金，也勢必影響國內的投資和消費，進而涉及國內經濟增長的速度。因此，為了國民經濟穩定增長，學術討論和新聞宣傳，要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要保護民營企業產權，繼續簡政放權，減少審批，減稅清費，降低貸款利率，創造實體經濟發展的營商環境，使民營企業家安心、放心和有信心在國內投資和發展。2015年4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政治局會議，會議重申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方針沒有變。對外經濟三方面的漏損與經濟增長速度下行5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要重視和團結好“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如今，“創一代”逐漸到了退休年齡，到了“創二代”接班的高峰期，如何引導他們接好班，用好財富也是統戰工作的重點。[23]這從黨的思想路線和大政方針上，統一基調，為扭轉民營企業家庭向外移民和資金外流的局面，創造了有利的氛圍。

再次，貪腐資金通過各種渠道的外流，從國民經濟流程講，實質是一國財富的向外漏出，直接減少國內的積累、投資和消費。大規模的不法資金在一段時間內集中外逃，不可能不影響相應時期的經濟景氣。因此，加大反腐力度，完善制度建設，形成不想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體制環境；需要加強護照、邊檢等方面的管理，堵住國門，防止貪腐人員外逃；強化資金流出監管，特別是打擊地下錢莊、周邊賭場、邊境現金攜帶等非法活動；在逃必追，與有關國家緊密合作，加大對在逃貪腐人員和資金的國家通輯和跨國追逃力度。這樣通過以上手段綜合治理，把貪腐資金外流對國民經濟景氣的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

總之，國民經濟內外關系正處於一個轉型和較為復雜的時代，宏觀上，需要時時監控國民經濟收入的流出和流入，及其對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的影響，做到心中有數，科學調控，促使國民經濟穩定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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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遲福林：“消費主導的改革與中國前景”，《人民論壇》，2012年第9期。

[②] 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網站有關數據的整理計算。

[③]“ 中國出境旅遊總開支居2013年世界第一”，中國日報網， 2014年10月13日。

[④]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15年4月29日報道，《金融時報》旗下研究機構《中國投資參考》估算2014年中國遊客在外支出總規模為4980億美元。

[⑤] 記者孫華：“報道稱重慶眾多企業家財物在打黑運動中消失”《濟南日報》，2012年12月24日。

[⑥] 田文昌：“新形勢下司法改革與中國法治願景”，《京都對外經濟三方面的漏損與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律師》，2014年第1期 總第107期。

[⑦] 招商銀行與貝恩公司：《2013中國私人財富報告》，2013年5月21日發布，見百度文庫。報告指出，將可投資資產超過1000萬元的個人定義為高凈值人士，將可投資資產超過1億元的個人定義為超高凈值人士。

[⑧]楊曉音：“浙江企業家移民成潮 跑路之前資產家庭早已轉移”，中國經營報，2011年10月22日。

[⑨]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國際人才藍皮書：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2月版。

[⑩] 據2014年11月15日 東方早報報道，2014年2月，北京警方發現一姚姓男子連續收取人民幣後，再利用多個賬戶兌換成美元向境外匯出，每次兌換數額均為國家規定的個人年度購匯額度上限5萬美元，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姚某兌換並匯至境外500余萬美元。警方根據這條線索深入偵查，發現隱藏在北京市的多個地下錢莊團夥。 經過7個月的偵查，警方於9月18日淩晨出動400余警力展開集中抓捕，共抓獲涉案人員59名，扣押銀行卡800余張、網銀數字證書100余個，同步凍結涉案銀行賬戶264個。警方發現這些錢莊近年累計交易金額已近人民幣1400億元，僅今年3月至6月，對境外支付就超過1億美元。

[11] 全良波：“深圳摧毀26個地下錢莊”，羊城晚報，2010年05月12日。

[12] 見商務部網站。

[13] 社科院：“中國4000名外逃貪官每人卷走近億元”，廣州日報，2011年07月27日。

[14] “中國各省外逃人員名單”，環球軍事網，2015年1月10日。

[15] 記者姚冬琴：“最高檢：12年抓18487個在逃貪官 5年繳獲541億” 人民網-中國經濟周刊，2012年06月05日。

[16] 王麗娜 等：“獵狐2014”，財經網，2014年12月1日。

[17]“外逃貪官攜款超8000億 中國已與38國簽引渡條約”，北京青年報，2014年08月25日。

[18] 王渠：“10年超萬億美元非法資金逃離中國 流入發達國家”，環球時報，2014年12月18日。

[19] 按軍情觀察網整理的國內有關數據，並以縮小。見http://www.jqgc.com/jmda/41567.shtml，2013年11月19日。

[20] 按軍情觀察網整理的國內有關數據，並以縮小。見http://www.jqgc.com/jmda/41567.shtml，2013年11月19日。

[21] “斯諾登今天公布中國官員在國外存款達4.8萬億美元”，可可黃金網，http://www.kekegold.com，2015年1月7日。對外經濟三方面的漏損與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政治局會議：中央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方針沒有變”，財經網，2015年4月30日。

[23] 新華社電“習近平明確三類人將成重點團結對象”，中國日報網，2015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