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天，我就要去九州的天草島短期旅行，是為看望我在《山打根八號娼館》中所寫的“阿崎婆”去的。迄今為止，我大概到天草島去過六、七次了。前兩次是有關南洋姐的研究旅行，我因此寫成了一本書。後幾次則既不是為研究也不是為去天草旅行，而只是為了親眼看看“阿崎婆”是否安康。

我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由於阿崎婆是位獨居的老人，又不識字，無法親筆把自己的情況寫信告訴我，還有由於她知道我忙，為不使我擔心，在代筆人的信中有關她的健康狀況也總是寫得很少很輕的緣故。雖說不放心時我也親自去看望她，但我們離得很遠，在這七年中代替我照顧阿崎婆生活的是我的兩位恩人。

一位是在“阿崎婆”鄰村開業的醫生。對一位獨居的老人來說，最令人擔心的就是生病。幾年前的一天，我只好叩開這位醫生的門，說明理由，請他定期地為她做健康檢查。幸好阿崎婆不久前曾到這兒看過病，大夫取出那次的病情記錄對我講述了她的健康情況，並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

一句話，這位大夫簡直就可以說是黑澤明導演的電影中的“紅胡子”大夫——專為窮苦人無償奉獻的醫生的天草版。由於那是附近唯一一家醫院，所以，正像我拜訪他時所見到的那樣，原是內科、小兒科大夫的他卻無論皮膚病、沙眼凡病都得治。病人大多數是老人和孩子，這是人口過疏地帶常見的現象。雖然有護士的幫助，但這些比普通患者更需費心費力地診斷和治療都得他一個人來做。大夫的年齡我雖沒有問過，但從頭上的白發看，恐怕也有六十多了。聽說他有兩個當醫生的兒子，都在城市裏工作。看來這位大夫是為維持這個偏僻地區的醫療而每天竭盡全力地工作著。如果他也放下聽診器，那麽周圍幾個村子的人們就是再痛苦也只有乘車到遠處的醫院去看病了。我想，這位大夫不啻於是這些弱者的救命恩人。

我請這位本來就很忙的大夫照看阿崎婆的健康，據由人代筆的阿崎婆的來信說：“A大夫幾乎每天都要來家看看，你盡管放心。”

另一位恩人也是住在阿崎婆附近鎮子上的一位五十多歲的B女士，她和妹妹一起開著一家小食堂。我和阿崎婆最初就是在這個食堂相逢的，B女士是我們相識的活的證人。我托B女士照顧阿崎婆的夥食。當然，由於阿崎婆的家離食堂很遠，一日三餐送飯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當阿崎婆來食堂時，在當天的食譜外再加上醬湯、蔬菜、水果和她喜好的燒酒。此外，還找了一個送飯的孩子，只要孩子來食堂，就把阿崎婆和孩子兩份兒飯菜裝到飯盒裏，讓孩子給她送去。

十歲時就被賣作南洋姐的阿崎婆對一般女人都會的家務——尤其是做飯很不擅長。我曾請食堂的B女士給她家裏安過一個液化煤氣爐，還特意從東京給她寄去肉、菜、調味料等等。可是年輕時沒有掌握的烹飪技術，阿崎婆始終沒能學會。所以我只好考慮如何讓她更多地吃到“好味道食堂的飯”。

食堂的B女士不負我和阿崎婆的期待，為阿崎婆做飯已有三年了。為了糾正老人常見的偏食習慣，她一面給阿崎婆講道理，一面給她提供營養均衡的美味飯食，每周還要精心地給她做幾回內容不同的飯盒，這決非一般的好意可以做到的。

因不是聽她們親口說的，不知是否準確，據說由於B女士姐妹的祖先中有天主教徒，所以她倆兒雖已屆中年，仍舊過著單身奉教的生活。我第一次進B女士的食堂就吃驚地看到，只有三、四張桌子的小食堂的墻上，醒目地掛著教會的照片和入會指南。我和B女士的談話也是除了阿崎婆外就是教會和花。不過，據最近從天草的來信說：“B女士是《中央公論》在那一帶唯一的一位自戰前至今的讀者，還有個‘知識婦女’的綽號。”

迄今為止，我是靠A先生和B女士的幫助才解決了阿崎婆的健康管理中最基本的醫療和飲食兩大問題。當然，A先生和B女士的立場和觀點都不盡相同，二人的個性差異也清楚地反映在他們偷閑寫來的報告阿崎婆近況的信中。但是，他們倆兒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在對我的態度上。

我向二位提出想請他們幫助照顧阿崎婆時，曾分別對他們說了我的地址、姓名、職業，還對我為什麽要照顧阿崎婆的原因也做了簡單的說明。兩位都是靜靜地聽完我的話，便很痛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然而，對我寫的有關阿崎婆的書和以此為基礎改編的電影卻只字未提。

一位是醫生這樣一位天草島屈指可數的知識人，一位是《中央公論》多年讀者的女性。要說他們不知道有關天草的《山打根八號娼館》，我不相信。據我的直觀判斷，他們二人都是村裏最早把這本書買回來讀的人。盡管如此，他們在我面前卻從未提到過那本書，我想這是因為他們已經覺察到我不願涉及這個話題的緣故。

事實上，像我這種性格的作者，當別人提到自己的工作時往往會有一種羞得無地自容的感覺。更何況是隱瞞著職業和目的在此滯留了三周多才寫成的書了，如果聽到當地人的評論，即使是贊揚，也會陷入一種復雜的感慨中而心情難過起來。我一向以為作者的這種微妙感覺旁人是無法得知的，可是他們兩位卻深深地察覺到了我的內心。而且，正是出於對我的理解，他們才這樣代替我來照顧阿崎婆的。

我在《山打根八號娼館》這本書中寫了“阿崎婆”這位底層女性的偉大人格，但在同阿崎婆身邊的這兩位的交往中，我感到自己見到了真正有教養的人。雖然幾天後我就要再次見到阿崎婆、A先生和B女士了，但他們三人微笑的面孔早已一刻不停地輪流出現在我的眼前。 （原載《國語展望》一九七五年六月號 / 插圖：山打根日本墳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