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一日[2]的第二天，上述問題在我的腦海里突然變得明了起來，明了得幾乎有些可怕：那些投票給讓－瑪利・勒龐（Jean-Marie Le Pen）的人是我感覺不到的，仿佛我們之間絲毫不存在任何共同的美學體驗。在我看來，這些男男女女和年輕人感覺不到社會上正在發生些什麼，也因而感覺不到自己屬於這個社會；他們被困在某個區域(zone)里（可能是商業的，工業的、各種所謂「治理」范圍的、甚至是農村的，等等），而這個區域不再是一個世界（monde），因為它已經在美學上被隔絕了。

四月二十一日是一個政治－美學大災難。這些處於嚴重符號貧困的人憎惡現代社會的生成，他們尤其憎惡與現代社會配套的美學（一旦這種美學不是工業性的）。因為這種美學禁錮幾乎將這些區域填滿並封閉起來，使得美學試驗無法進行。

我們必須知道，當代藝術、當代音樂、戲劇、當代文學、當代哲學和科學正在折磨著這些（文化）隔離區（ghetto）。這種貧困不僅在社會底層蔓延：整個電視網絡像麻風病一樣散佈到每個角落，這正是尼采所說的「沙漠擴張」（die Wuste wächst）[3]。然而，人們接觸「疾病」的程度是不盡相同的：絕大部分住在城市的人並沒有享受到任何城市文明應有的體驗，只有極小的一部分人才真正享受到了所謂的城市文明。

要知道，這些新時代的貧困者並不是可惡的野蠻人，相反他們才是消費社會的核心。他們構成「文明」（civilisation）。可是，這個文明的心臟卻變成了一個文化貧民窟。這個貧民窟遭受到生成的羞辱和摧殘。而我們這些所謂的文明人、學者、藝術家、哲學家、既有洞察力又消息靈通的人，我們必須明白這個社會的絕多數人生活在這種符號貧困當中，時時遭受羞辱和侵犯。而這些都是市場霸權統治下的美學戰爭造成的破壞。社會的大部份人都生活在美學災區，他們既無法生活也無法互愛，因為從美學的角度看，他們都被異化了。我是了解這些地方的，因為我就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地方。我還知道，這些地方充滿了讓人意想不到的能量。但是，如果我們對這些區域不聞不問，那麼再大的能量也只能是破壞性的。

二十世紀，一種新的美學產生了，它將個人的情感和美學需求功能化，由此把個人變成消費者。被功能化的方面有很多：有些是為了制造信徒，有些是為了制造權力的贊美者，也有一些自由的思考者是開拓者： 開拓一種當與世界及生成（devenir）的感性相遇時身體產生共鳴的無限性[4]。這並不是要否定（遠非如此）人類越來越工業化的前景。相反，為了能夠實現這個前景，我們必須明白當下的形勢，美學禁錮就是這種形勢的產物，而倘若我們無法超越當下的形勢，就會引發消費的毀滅和普遍的厭倦心理。

我們要區分至少兩種不同的美學，一種是心理-生理的（psycho-physiologue），這種美學研究感覺器官；另一種研究藝術、人為現象、符號和作品的歷史。心理－生理美學看上去相對穩定，而人為現象美學則隨時間而變化。然而，感官的穩定是一種幻覺，它被納入到一種無休止的去功能化（défonctionnalisation）和重新功能化（refonctionnalisation）的過程中，這正好與人為現象的演化相關。

人類美學的歷史包括了一系列連續的失調（désajustement），這些失調存在於三個構成人類美學力量的大型組織之中：生理組織的身體，人造器官（比如技術、物件、工具、儀器、藝術品）以及由前二者相互協調而構成的社會組織。我們必須想像一種普遍器官學（organologie générale），這門學科專門研究人類美學三大方面的歷史，並研究三者相互關聯所引發的衝突、創造和潛力。以上這些就是我正在構思的理論的主要框架。只有這種系譜式的研究方法才能讓我們理解美學的演變，當代的符號貧困就是美學演變的產物－從中，我們應該希望並且肯定，技術和科技所帶來的無限可能中蘊含著一種新的力量，而這種力量也同樣隱藏在（飽受符號貧困）之苦的情感之中。

（原題：斯蒂格勒·論符號的貧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恥辱；翻譯：許煜；校對：王舒柳；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du contrôle des affects et de la honte que cela constitue，本文節選自《論符號的貧困》第一冊：超工業時代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Tome 1. L‘époque hyperindustrielle，Editions Galilé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