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必要恐懼或憧憬，問題在於尋找新武器——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美學與政治

政治問題是美學問題，反過來也一樣：美學問題就是政治問題。我用的「美學」一詞指代廣義上的美學，希臘語aisthésis指的是感覺（sensation），美學問題就是感官的問題，也是更為普遍的感性（sensibilité）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必須從美學與政治的關係之角度來重提美學問題，並邀請藝術界人士一起重新思考藝術的政治角色這個問題。藝術界放棄政治思考是一個災難。 反過來說，政治領域將美學問題留給文化工業和商業領域，這本身也是一個災難。

我並不是想說藝術家就必須介入（政治）。我的意思是，他們的工作從一開始就介入到他人的感性體驗中去。然而，政治問題從根本上就是一個在共同感知的環境下的人我之間的關係問題，也就是說，是一種同-感（sym-pathie） 。

政治問題就是學會共存，學會與他人一起生活並互相支持。共存的前提是保存每個人的獨特性（這比我們的「不同點」更為根本）並超越集體的利益衝突。政治是一門求同存異的學問，古希臘城邦（cité）要成為共同（commun），就需要這門學問。而共存的需求就意味著某個共同的美學基礎。共存是感知的集合。一個政治共同體就是一個感知的共同體。如果我們不能共同愛護如風景、城市、物件、作品、語言等事物，我們便無法互愛。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友愛（philia）就是這個意思。互愛即共同愛護自身以外的東西。

當前，「文化」問題（其主要構成就是藝術）前所未有地成為了經濟、工業和政治的核心問題：感知的共同體（la communauté sensible ）在今天已經完全被德勒茲所說「控制社會」（les sociétés de contrôle）中的科技所操縱。而國際經濟競爭的重點亦在於此。 傑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 ）告訴我們，「政治」（lapoliticité ）是感知的（sensible），言下之意是，政治問題就是美學的問題。不過他卻忽略了一點：在工業時代，感知（la sensibilité）越來越受到市場營銷的控制，已經成為了一場戰爭的關鍵。在這場戰爭中，武器就是科技，而受害者則是個人或者「文化」團體的獨特性。

隨著戰事愈演愈烈，嚴重的符號貧困（ la misère symbolique）正在蔓延。

在今天的調控社會里（les sociétés de modulation）——或者說控制社會中——美學武器變得尤為重要（也就是Rifkin[1]所說的文化資本主義）：它控制各種感官科技（例如影視或者數碼技術），通過調節流量進而調控人類身體與思想的意識和潛意識時間。與此同時，營銷學還在近期發展出了一套關於「生命時間價值」（life time value）的理論（即個人的生存時間成為一種可計算的經濟價值，這是對個體內在價值的去個性化）。

十九世紀，（畫家）馬奈 (Édouard Manet，1832－1883) 與傳統（繪畫）的決裂標誌著一種全新的感知方式的誕生，這種新的感知在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美學糾紛。

這些發生於社會工業化大轉型時期的美學糾紛推動了同-感（la sympathie）的建立，而人類美學正以這個共同情感為基准，它是一種創造力，是一種為建立新的共同感知而改變世界的創造力，而構成未來美學共同體的我們（le nous interrogatif）是具有質疑精神的。於是，藝術引發了美學試驗，這就好比科學試驗：我們從中發現感知的相異性與影響未來的因素。然而，我相信在今天這個時代，這種美學的探索精神幾乎已經消失殆盡。這是因為大部分人已經和美學實驗徹底絕緣，他們完全被置於由市場營銷學所營造的某種美學禁錮（conditionnement）中，這種市場美學霸權控制了全球絕大多數人口，而那些仍在探索的少數人則在哀悼所有迷失在市場美學控制之中的大多數人。

（原題：斯蒂格勒·論符號的貧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恥辱；翻譯：許煜；校對：王舒柳；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du contrôle des affects et de la honte que cela constitue，本文節選自《論符號的貧困》第一冊：超工業時代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Tome 1. L‘époque hyperindustrielle，Editions Galilé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