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产业化意味着艺术被商业逻辑俘虏，艺术为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服务。艺术品是技术物保存的人类意识，使得艺术可以被用来交换而商品化。在斯蒂格勒看来，艺术产业化意味着艺术的衰败。斯蒂格勒常举泰勒主义者[2]的例子来说明艺术如何为商业所俘虏：他们使用摄影记录方法（chronocyclegraph）来研究工人劳动，即在被测者的关节和身体某些部位装上小电灯泡，用摄像机拍摄工人劳动的过程并进行研究，目标是提高劳动效率，实现科学管理。

而“艺术危机”的真正到来，是从记忆术成为当代技术体系的主导技术开始的。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记忆术自古就有，但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才占据了技术体系的主导地位，即整个技术-工业系统是以记忆术为基础运转的。

由于技术与社会之间一直存在冲突，而当代技术的加速发展极大地加剧了这种冲突，因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必须想方设法让社会接受新技术，才能让消费主义经济顺利运转。包括电影、电视、电台和数码艺术等艺术形式在内的记忆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为它们可以在不同的观众和听众中形成共同意识，甚至塑造某种全球性共识。“在文化工业的演变过程中，被销售的是意识本身。”[3]

斯蒂格勒特别界定了一类时间性艺术，以说明艺术在塑造当代意识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音乐、电影、电视和广播都是时间性的，这些艺术形式属于时间客体——“当某一客体的时间流与以该客体为对象的意识流相互重合（如音乐旋律），那么该客体即为‘时间客体’。”[4]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的意识也是时间性的意识流，与时间性艺术（尤其是电影）同构。他甚至认为，人的意识就是电影，因为人的意识处理信息的方式和电影类似，并不止于简单地接受，而同样要进行剪辑、蒙太奇、删减等“后期处理”。所以说，时间客体对观众或听众的意识流影响非常大。斯蒂格勒尤其关注电影的力量，经常把当今称为“电影时代”。

记忆术产业越发达，技术被接受程度越高，技术体系发展越快。此时，包括艺术在内的记忆术成为资本主义技术-工业体系的核心，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斯蒂格勒所谓的“超工业化时代”（hyperindustrial era）。其中，美国被斯蒂格勒认定为世界技术接受竞争中的优胜者。在美国，艺术和文化工业成为推销新技术产品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最佳工具，是技术接受和商业战的重要手段。换言之，艺术已被完全异化，成为控制当代社会的权力形式，卷入全球资本主义商业战、信息战和思想战的漩涡之中。这就是斯蒂格勒所谓的“艺术危机”。

同时，斯蒂格勒将“艺术危机”称为“象征的苦难”（symbolic misery）。文化是象征的事业，“象征的苦难”等同于当代文化的苦难，而艺术作为文化的精华，必然是苦难的主角。由此，斯蒂格勒指出，象征的苦难是当代艺术遭受的某种“美学苦难”：

• 美学调节压倒美学经验。后者是人的本真体验，前者则以艺术为社会控制术，前者压倒后者意味着工业-技术逻辑左右象征-符号逻辑；

• 美学调节成为社会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消费主义彻底俘获艺术，工业-技术完全征服艺术；

• 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竞争被激化为经济战争，经济战争变成美学战争，美学战争导致“象征的苦难”；

• 当代社会运用象征维持社会秩序，文化产业颠倒、败坏和简化象征，象征被生产过程所吸纳，象征的生产被简化为计算；

• “象征的苦难”导致西方社会个体化丧失或非个体化，当代个体化被程式化（gramma-tization）的新样式（即数码化）完全左右；

• 非个体化的结果是每个人失去个性和自我，整个社会成为德勒兹所谓的“控制社会”，或斯蒂格勒所谓的“蚁丘”（anthill），即个体成为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就纯粹审美艺术而言，当代社会已经成为艺术的沙漠，或斯蒂格勒所谓的“贫民窟”（ghetto）。

（原題：技术如何解决“艺术危机”？——斯蒂格勒的“技-艺”反思；信睿周报《信睿周报》官方澎湃号2020-10-30；作者：文 /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