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斯蒂格勒为例，谈谈法国技术哲学家对“艺术危机”的看法。斯蒂格勒所谓的“艺术危机”指的是什么？他有否想过该如何解决这一危机？这得先从他如何看待技术与艺术的关系说起。

斯蒂格勒主张“泛”技术，他认为“人的行动即是技术”，舞蹈、语言、文学、诗歌、音乐乃至政治，无一不属于技术领域。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技术”一词指称人类行为中只有优秀者掌握的专门技能，如声乐技术——虽然人人都会唱歌，但只有歌唱家才掌握声乐技术。而艺术则是技术的最高级形式，特定技术最终升华为艺术。

斯蒂格勒对技术的理解如此之“泛”，根源在于他对人之本质的理解。他曾用故事“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来隐喻其人性论：爱比米修斯负责给动物安排技能，结果忘记了人类，所以人一开始就是被遗忘的、有缺陷的。后来，普罗米修斯盗取技术和火给人，才让人类能生存下去，因此，人从源头上便是依赖技术的有缺陷的存在，人离不开技术。技术之于人并非简单的工具，而是类似于义肢或假牙的代具（prothesis）——没有技术就没有人，没有人就没有技术，人性就是技术性或代具性，技术代具与人的缺陷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简言之，人本质上是工具制造者（homo faber）——这是在法国技术哲学家中非常流行的观点。双手灵巧的人创造出同源的技术物和艺术物，都是代具制造与运用的产物。

古人类学家古尔汉（André Leroi-Gourhan）认为，人类身体内部的进化在石器时代已停止，只能突破内部而向外进化。斯蒂格勒认为，技术进化便是人类外在化的（exosomatic）进化形式。因此，没有技术，人类不仅不能生存，也不能进化。人类的文化传承以技术为条件，技术是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斯蒂格勒把技术进化视为人类器官进化的新阶段，将技术学称为“器官学”。

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性就是时间性。动物世界没有时间，只存活于当下，而人可以借助技术记忆通向过去和未来。他提出人有三种记忆：遗传记忆、后生成记忆和后种系生成记忆。遗传记忆由遗传基因传承，后生成记忆经人的后天经历获得，后种系生成记忆则由技术保存下来。

第三种记忆（即技术）使人超越个体生死，跻身于整个人类文明的长河之中。换言之，技术是人类时间或记忆的“固化”。艺术属于技术中特殊的记忆术。斯蒂格勒所谓的“记忆术”，是指专门保存人类记忆的技术，与一般所谓的“传播技术”有很多重合。比如，远古时期的洞穴壁画，古代的护身符、雕刻、文身和结绳，后来的文字、符号，以及现代的录音、摄影、电影、收音机、电视机及计算机、互联网等，均属于记忆术。

从记忆的时间性上来看，斯蒂格勒区分了三个持留（retention）：第一持留是即时记忆，第二持留是回忆，第三持留是技术物对人类记忆的保存。“我们所说的第三持留指的是‘客观性’记忆的所有形式：电影胶片、摄影胶片、文字、油画、半身雕像，以及一切能够向我证实某个我未必亲身体验过的过去时刻的古迹或一般实物”[1]，所有的艺术品均属于第三持留。

在工业时代，艺术产业化使得所有艺术品均可被复制。斯蒂格勒将杜尚的《泉》视作复制时代艺术品的开端。他认为，进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所有的艺术品都具备超复制性，这使得大规模的艺术超工业化成为可能。这就是数字艺术、AI（人工智能）艺术兴起的大背景。所谓超复制性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数据化艺术品的复制不会损失任何数据；二是数字复制品可以随意被处理和计算；三是不同复制艺术相互利用，融为一体；四是数字化复制与生物复制（生物科技与基因工程对DNA的复制）相结合，可复制性达到极高的自动化层次。

（原題：技术如何解决“艺术危机”？——斯蒂格勒的“技-艺”反思；信睿周报《信睿周报》官方澎湃号2020-10-30；作者：文 /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