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斯廷說，林肯這句吸引人的口號建立在兩個基本前提之下。首先，虛假和真實之間有清晰明顯的分界，煽動者用來欺騙人們的謊言和永存的真理之間界限分明。第二，人們喜愛真實勝於虛假，當必須要在單純的真理和做作的形象間作選擇時，他們會選擇真理。然而在圖像革命（即人類製作、保存、傳輸並發布清晰圖像的能力獲得了爆炸性增長）之後，這兩個前提再也不符合事實了。

美國滑向一條向下的軌跡，讓民眾面臨「非現實（unreality）的威脅……我們可能是史上第一群有能力把幻覺變得如此多彩、如此有說服力、如此『真實』以至於可以生活於其中的人民。我們是地球上最沈溺於幻覺的人民」。由於美國人「愛上了自己的形象」，因此註定會遭受挫折。雖然他們努力擴大自己的世界，讓生活變得更有趣、更多樣化、更激動人心、更多姿多彩，但從長期來看，這些努力都只有反效果。這一現象被布爾斯廷稱作鏡像效應。「我們孜孜不倦、費盡心思地擴充自己的體驗，卻在不知不覺間把它變得狹窄了。在瘋狂追求意料之外的事物時，我們卻只找到了自己為自己準備的意外驚喜。……現在，我們所有人都和自己糾纏在一起。無論在哪里，我們看見的都是自己在鏡中的倒影。」

誰是罪魁禍首？布爾斯廷將大部分責任歸咎於肆無忌憚的炒作，或者說歸咎於H. L.門肯（H. L. Mencken）所嘲笑的「空談」（buncombe）。他斷言：廣告的興起帶來了整個社會對真相概念的重新定義。「重要的不再是真相，而是逼真度。」因此，「比起真實，更重要的是聲明要可信」。這種轉變使得騙局更容易得逞。真相與謊言之間界限的消失是文化喪失的症狀，是對廣告真相概念的投降。

2004年布爾斯廷去世時，《衛報》的訃告將《幻象》評價為「一部關於廣告和公共關係的黑色藝術和腐化影響的精彩原創」。布爾斯廷用大量篇幅論述了廣告人的幻覺藝術。他引用了P. T.巴納姆（P. T. Barnum）的例子，稱其是第一個發現「公眾多麽喜歡被欺騙」的廣告商，也堪稱偽事件的最初創造者和商業化者之一。巴納姆深知認知不穩定的深遠力量。他憑直覺理解到，美國人認為有很多事情比現實更令人愉快。所以，並非欺騙公眾有多麽容易，而是公眾樂在其中，不僅被欺騙所吸引，而且還被「舞臺機械、捏造和投射形象的過程」所吸引。布爾斯廷將欺騙和自我欺騙置於現代性的核心。

「製造這些充斥我們體驗的幻覺，成了美國的生意，而且是美國最有誠意、最不可或缺、最受尊崇的生意。我指的不僅僅是廣告、公關和政治說辭，還有那些意圖告知、安慰、完善、教育、提升我們的一切活動。」而所有這些活動的有力展現是「形象」（image），在布爾斯廷的概念中，「形象」既是字面意思（圖片、照片等）上的，也是比喻意義上的：它是形象在文化上的首要地位的簡稱，也是一種以輕率的巴納姆式假設來對待現實本身的方法的簡稱。嚴格來說，形象是現實的復製品，無論是電影、新聞報道還是廣告海報，它都比現實所希望的更加有趣、戲劇性和誘人。

因此，形象不僅如布爾斯廷在書中所說是「合成的、可信的、被動的、逼真的、簡化的、曖昧的」，而且從根本上來說它是民主的，這是大眾反復為自己選擇的一種幻覺，直到不再將其視為一種選擇。布爾斯廷認為，形象創造出「把我們與生活真相隔離開來的非現實叢林」。它們不一定是謊言，但總有可能是——這就是我們的焦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