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Boorstin）在《幻象》（The Image, 1962）一書中試圖通過「我的個人經歷：我看到的廣告牌、我讀過的報紙雜誌、我聽過的廣播節目、我看過的電視節目、我看過的電影、我每天收到的郵寄廣告、我在店里見過的商品、對著我講過的銷售話術、我聽過的對話、我在身邊感覺到的種種渴望」，總結美國的當代生活，使之變得通俗易懂。他十分坦誠地承認，「20世紀美國所具有的傾向和弱點，也是我自己身上的」。因此，《幻象》如他所說，旨在為新的美國荒野描繪一份粗略的地圖，而所有的美國同胞都為此提供了一手資料。最終的要旨在於：「美國人日常經歷中雞毛蒜皮的小事，回答了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所相信的真實是什麽？」

在眼下這個信息如洪流呼嘯而來的時代，讀者或許會懷疑六十年的歲月是否黯淡了布爾斯廷觀察的光澤。事實上，《幻象》中蘊含的真知灼見是如此精辟，以至於我們觸目所見的風景似乎都是布爾斯廷式的（歷史學家史蒂芬·惠特菲爾德語）。當年他所追蹤的剛剛冒頭的、令人惱火的現象如今像浮油一樣持續在美國場景中蔓延，並早已越出美國的水域而造成更大面積的「汙染」，因此我們似乎不得不對此加以新的說明：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出了「景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提出了「擬像與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翁貝托·艾柯（Umberto Eco）提出了「超現實」（hyperreality），更不必說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人們遭遇無處不在的「後真相」（post-truth）和「假新聞」（fake news）。

布爾斯廷本人則不那麽老練。他一開始就承認：「我不能描述什麽是『現實』，我知道這有可能讓我成為更淵博的哲學家同行眼中的活靶子。但我可以自信地說，今天宰製美國經驗的，並非現實。」其實他大可不必如此自謙，因為自從海德格爾大行其道，那些淵博的哲學家後來都成了布爾斯廷的同類。在拒絕了真理的符合論之後，這些同行中的許多人自己也放棄了定義「現實」的努力。

相反，布爾斯廷在書中大膽宣稱自己只知道「現實」不是什麽。當代美國人生活在一個「同義反復的經驗時代」，寧願選擇代用品而非真實，人工而非自然，遙遠而非直接。由於再現經驗和傳播圖像的便利性日益增強，布爾斯廷所稱的「圖像革命」（Graphic Revolution）削弱了人們直接面對生活的能力，並使其容易受到那些創造事件（「偽事件」）的人的操縱，這些事件旨在鎖定人們的生活。現在所有人都置身於一個迷人的鏡廳之中。因此，「使我們憂心忡忡的，不是現實，而是我們用以取代現實的形象」。難怪在《幻象》出版後的幾十年內，美國四到六歲的孩子被問到他們更喜歡電視還是父親，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回答喜歡電視。

《幻象》的前半部分是圍繞歷史衰退的主題組織的。關於新聞、名聲和旅行的章節建立了一個歷史基線，作者將其定位在幾個世紀或更早之前。那時沒有新聞代理人或采訪員，沒有公關人員或旅行社，沒有明星的代筆作家或政客的演講撰稿人。偉大的光環是建立在模範行為和傑出才能的基礎上的。新聞往往是有文化的人的專利，而那些沒有權勢和財富的人不會出國旅行或參觀博物館。但是，由印刷機引發的圖像革命，後來進一步被大眾傳播的魔力和大眾文化的誘惑所增強，將經驗轉變為合成和捏造的東西。因此，美國的史詩變成了對承諾的違背。這一承諾來自亞伯拉罕·林肯那句廣為人知的格言：「你或許可以暫時欺騙所有人，你甚至可以永遠欺騙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這成了美國民主信仰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