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面臨一個巨大的困境，首先是詞語的，其次是現實的，我們無法想像另外一種語言不同於此時此地的。詞語的困境在於，我們的詩中充滿了無關痛癢的「主觀性」話語：基於個人經驗的平鋪直敘，不知道現實與歷史為何物的臆想言辭，表演自我的遣詞造句和誇誇其談，不知所雲的神話虛構與歷史戲說，充當各種現代主義詩學代言人的博學雄辯，以及為各種立場與意識形態所占據身心的詞語實驗等等。

這是「主觀性」寫作大行其道的時代，越是個人的、內心的、私密的，越是晦澀的、特殊性的，越被認為是真實的。人們並不在意所謂「客觀性」為何物，以及事物的真理性內涵為何，愈是個體性的，愈被認為是具有真理性的，新即真， 「日日新」就是真理本身，可是這個「個體」實際上是因失去了與總體性歷史的關聯，而帶有「歷史分裂症」的特征，人與人之間因而有無數的對立與差異，自行運轉於區隔的禁閉中。

現實的困境以巨大的壓力和焦慮烙印在每個人身上，其最真實的景象並不是無路可走，而是我們根本無法把握和真實地理解這一切，我們的思想和語言以孱弱的形象示人，並執著於有限的修修補補。

真實可見的是，現實中通用的歷史感是「小處敏感，大處茫然」，用列奧·施特勞斯的表述則是： 「按照我們的社會科學，我們在所有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上都可以是聰明的，或者可以變得聰明起來，可是在頭等重要的事情上就得退回到全然無知的地步。我們對於我們據以作出選擇的最終原則、對於它們是否健全一無所知；我們最終的原則除卻我們任意而盲目的喜好之外並無別的根據可言。」③與之相伴隨的是，對「後真相」的依賴，即事情的真實與否取決於我們對其投入的情感與信念。

回過頭來看，姜濤2010年發表的《巴枯寧的手》，可以看作是向著歷史突圍的重要一步，試圖使當代詩回到歷史的現場，加入到當下價值重構的戲劇之中。2011年5月，姜濤組織的「重建詩歌的出發點」研討會，則是尋找重回歷史現場的具體路徑，是對歷史困境的直接回應，尤其是試圖應對詩歌批評的頹勢。我對當代詩「詩歌體制」的反思，對其貧困的現代主義邏輯的指認，對帶有「歷史分裂症」特征的歷史意識、語言的本體論意識等問題的探究，正是在姜濤的《巴枯寧的手》啟發之下而變得清晰的。

我的思考是回到歷史現場的艱難或者說不可能性，並期待那正在發明、尚未發明的詩歌來實現存在、語言、主體和歷史之間的循環流通。我後來將這種詩稱之為「作為一種普遍性知識的詩歌」，來反對作為特殊性知識的詩歌。歐陽江河的《當代詩的升華及其限度》、臧棣的《後朦朧詩:作為一種寫作的詩歌》、張棗的《朝向語言風景的危險旅行》等文章中均可看到對這種「作為特殊性知識的詩歌」的不同表述。

二

2010年，我在參加上海大學與《天涯》雜志社合辦的「首屆博鰲青年思想沙龍」時，切身地感受了這一問題，更為直接地觸發了我對上一問題的思考。為期三天的密集會議討論中，學者們在奮力爬梳各種文獻，煞有介事地解決各種問題，回應現實與歷史，引經據典，但卻是重復著既有的結論和主張，無意義地消耗於立場之爭，重要的是對當代存在境況、對歷史以及主體與真理模式構建的總體性觀照一直是缺席的，或者說是無思無慮的。當我們將頭轉向窗外時，現實的荒謬與荒涼和意志的挫敗感以綿延而爆破的形式凸現著。

歷史的思想應對尤其需要完整的現實視野，正如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顯示的，完整的現實視野和對這一視野的批判，是思想的前提，總體性觀照就是在這樣的遭遇中生發出來的，唯有如此才能打破學術機器的空轉，以及對我們的損傷，因此著眼於現實與歷史的困境，新的詩歌發明才有可能。

③列奧·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 彭剛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第4頁。

（本文作者：張偉棟；原題：朝向一種未來的詩學——基於當代詩歷史問題的準備性討論；原載：《詩刊》2022年3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