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說來，一種不可能的詩學，仍是在思考某種艱難與不可能性，著眼於時代的晦暗與複雜、急難與困境、脫節與失衡，探索新的歷史契機與奇跡，以激進的想像力來構築某種新的語言空間，詩的困境也正是歷史的困境，那麼，語言的拓展必定暗中挖掘歷史的通道。在這個意義上，不可能的詩學相似於諾瓦利斯所說，詩首先必須被當作嚴格的藝術來追求，而不僅僅是一種寫作，或者德勒茲的「少數的文學」（Minor Literature），一種文學內部的革命力量，是對未來的革命機器的接續。而這一切都立足於這樣一個命題：詩在我們時代的異常艱難，在於詩之真理的晦暗不明。

關於詩的真理，很容易就淹沒在哲學關於此問題的各種討論之中，因為人文學科的從業人員解決問題的辦法大多是尋求理論的幫助，但實際上任何哲學理論並不能給出最終的答案。訴諸於詩歌的經驗，首先，詩的真理是一種感官與知覺的真理，是在歷史情境中生成的真理，它對既成與僵化保持距離；其次，詩的真理顯示為一種歷史驅力，它是對歷史困境和時代難題的探究與回應，並在自身之中回答了詩人何為與詩歌何用，從而將自己標記為必不可少的歷史元素。

再次，從時代角度，詩的真理與科學的真理一樣，就在於其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力量，正如阿多諾所言，它不僅僅是個人的經驗和情感，它證明自己的普遍性。此種普遍性能夠塑造主體的行動，通過審美、倫理和政治的維度，並因而能夠創造歷史。只不過相對於科學與技術、政治與經濟的強普遍性而言，詩所具有的是一種弱的普遍性，它通過感性的分配而實現。然而，這樣一種普遍性也是隱而不顯的。我在《對「個人化歷史想像力」的校對與重置》中，曾有過這樣的思考：

詩歌作為一種普遍的知識， 「成為影響當代人精神的力量」如何可能？這是「個人化歷史想像力」所蘊含的最核心的問題， 但也必然是引起詩歌爭論和分裂的問題， 因為我們已經太習慣於「詩歌到語言為止」，或是詩歌是情感、形象的表達等等諸如此類的定義，而太久忽略詩歌與真理的關係， 正如我們對「真理」一詞已經漠不關心或者抱有敵意。

因而，詩在我們時代的異常艱難並非是重復詩的無用或邊緣的古老話題，就像奧登所說： 「詩不能使任何事情發生。」也不是在談論詩歌的小眾或無人問津。波德萊爾對此有「信天翁」之喻，令人印象深刻，事實上，波德萊爾和奧登都無法意識到這個問題在我們時代的困境。今天看來，異常艱難是指一種詩歌寫作的不可能，詩在重復著它的過往，它無力開拓新的疆域，套用拉庫-拉巴特的話， 「我們不必再處在詩歌的熱望之中。」因為到處是人工的、控制論的、提線木偶般的、材料加工的， 「對人和動物來說很陌生的那種自動化的摩擦聲」的詩，配合著技術與資本無窮算法的全面統治。在這里，文學史的權力高於詩歌的主權、詩人的聲名大於詩歌、詩歌運動高於詩人的獨創、現狀大於歷史。

優秀的詩人比比皆是，但一種真正的詩歌寫作幾乎是不可能，猶如保羅·策蘭在1950年代不得不使用德語寫作所面對的不可能性，也就是除了重新開始，似乎並無別的道路可走。最重要的理解應是啟用卡夫卡的說法，1921年他寫給好友馬克斯·勃羅德的信中，坦誠真正寫作之艱難，在於時代與歷史的巨大壓迫以四種不可能性圍困著我們，即「不寫之不可能、用德語寫之不可能、用其他語言寫之不可能。幾乎可以加上第四種不可能性，即寫之不可能」④，這是每一代人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都會面對的難題和絕境。

（本文作者：張偉棟；原題：朝向一種未來的詩學——基於當代詩歷史問題的準備性討論；原載：《詩刊》2022年3月上半月刊）

④卡夫卡： 《卡夫卡全集》（第7卷）， 葉廷芳主編，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第4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