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照德勒茲對此的解釋是⑤，必須通過文學來抗爭，因為那種微弱的、無法直接顯現的，那些必須自我辯護、自證清白的等等，都只能而且必須通過文學來呈現，這就是不寫之不可能，寫乃是不可替代的行動。不寫之不可能，也是詩人這一主體形式的不可替代，是弱的普遍性之不可替代，套用格洛伊斯的表達則是： 「成為詩人不再是一種獨特的命運，而是成為一種每日實踐——一種弱的實踐，弱的姿態。然而為了維持這種弱的、每日生活層面的藝術，人們就必須不斷地重復藝術的減法，去抵制那些強的圖像，去擺脫那長久作為強圖像交換場所的現狀。」⑥

所謂用德語寫之不可能，這是對現狀的感嘆與焦慮，當下的德語是與民眾脫節的，以一種非歷史化的方式，是一種人工的、控制論的、為了發表而寫作的語言，它失去了歷史的驅力而毫無目標；寫之不可能，是對歷史的絕望，也是對語言的絕望，現在所寫的必須被擦去，被替代置換，被將來所遺棄，寫因而是臨時的和應急的。沒有比這更艱難的表達，用本雅明的說法，這是對失敗以及失敗所呈現真實的贊頌。

事實上， 「一種從所有方面看來都不可能的文學」，並不意味著文學的無能，恰恰相反，此種不可能性乃是文學的新生，其中必然蘊含著一個新的開端，文學向來是不可能性的實現，而非「日日新」的差異原則，一種不可能之實現即意味著一種歷史之發端。

1917年以來的新詩，不正是古典詩的不可能性嗎？新詩的每一次自我革新以至於成就歷史，不也是不可能性的突破嗎？在《當代詩的政治性與古典問題》中，正是抱著這樣的想法，我將近百年的現代漢語詩歌勾畫為三個相對獨立的系統階段或者說三種不可能性的實現：1917-1949的新詩、1949-1976的社會主義詩歌、1978年開始至今的當代詩，並試圖指出一個古典的維度內含於新詩發展的始終。

這里·所談論的古典，並非僅僅是古典文學所描述的古典，它首先強調的是與現代的對立，尤其是現代所尊崇的內在性的、個體性的原則，具體表現為非社會性的個人主義，也就是政治哲學所描述的占有性個人主義或系統性的個人主義；其次強調的是與現代主義的「日日新」原則相反的維度，它所尋求的是建立歷史的關聯以及民族的教化，而不僅僅是語言的花樣翻新，這個古典維度著眼於詩與共同體、詩與總體性世界的關係，因此所謂歷史的關聯以及民族的教化，就是歌德所說： 「一個知道自己使命的詩人因而需要不懈地為其更進一步的發展工作，以便使他對民族的影響既高貴又有益。」⑦同時也是米沃什宣稱的，詩人必須站在「人類大家庭」的一邊，在這個意義上， 《詩的見證》蘊含了一種新詩學的最初原則。

但是比米沃什設想的還要更為艱難，這種古典維度在我們今天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一個技術-邏各斯的情境中，詩歌因為無力而必須屈服於強普遍性的邏輯，諸如技術、資本、權力等等，技術-邏各斯的當下性超越以往任何時代，今天的詩人擁有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不曾有過的「現代性」，此乃是本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這一主題的延續，但本雅明的視域也不能完全認識到我們今天的歷史情境，一種新的歷史詩學仍然必須在當下的歷史情境中重新被發明。

阿蘭·巴迪歐的《哲學與欲望》表述了與詩歌同樣的歷史境遇，哲學面對著同樣的一種不可能性： 「我認為，當代世界，我們的世界，我們努力思考和改造的世界，對哲學的四個維度施加了極大的壓力；以至於所有四個維度都在世界面前走上一條艱難漆黑的道路，哲學的命運，甚至它的存在，都陷入危險之中了。」⑧

也就是，從當代性的角度，詩的不可能性也深刻地顯露出整個人文學科深陷其中的歷史困境。在這個意義上，卡夫卡的問題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如此真實和貼切，在這一問題之下，時代的晦暗與複雜、急難與困境、脫節與失衡因此分外明了， 「一種從所有方面看來都不可能的文學」，是對過去的背棄與展開，它敦促我們尋求在當下歷史中對這一問題的重新理解與再闡釋，從而探究與發明詩與歷史、詩與時代的關聯。


⑤見吉爾·德勒茲，菲力克斯·迦塔利《什麼是哲學》，張祖建譯，湖南文藝出版社， 2007，第34頁。

⑥鮑里·斯·格洛伊斯《走向公眾》，蘇偉，李同良等譯，金城出版社，2012，第153頁。

⑦《歌德談話錄》，1827年4月1日，轉引自《巨 人與侏儒》，張輝選編，華夏出版社， 2003， 第113頁。

⑧阿蘭·巴迪歐《哲學與欲望》， 《激進哲學：阿蘭·巴丟讀本》，陳永國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125頁。

（本文作者：張偉棟；原題：朝向一種未來的詩學——基於當代詩歷史問題的準備性討論；原載：《詩刊》2022年3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