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的確是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不僅是因為有了自覺的經典標準，而且這種文學經典是與相應的文化區隔相聯系的。自東漢末年曹氏父子和鄴下文人集團等精英社會的文學活動興起，文學藝術創作和經典審美標準都成為文化區隔的標志。士大夫多以能文標榜高致。《世說新語·文學》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孫興公作《天臺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應是我輩語」顯示出文學評價與優越身份的關係。這種身份並非僅指家族門閥地位。在《世說新語·賞譽》中孫興公譏訕衛君長：「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可見個人的氣質修養和品位更為重要。

可以看出，中國和西方早期的文學經典都是精英文化傳統生成的概念。這種經典概念影響到文學史和美學史研究中的審美標準和價值觀念。典型的文學史敘述中把鄉土文學視為低級的質樸狀態，有待提高到完美的境界，經典就是金字塔式審美傳統的完美標準。這種經典觀在西方造就了文藝復興後的古典主義美學思潮，中國則形成宋以後的崇尚古典傾向，直到明代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極致復古主張。

然而，經典標準之外的民間文藝其實從未遠離主流審美思潮發展的進程。人們熟悉的中國文學史敘述中通常把詩歌從詩經乃至更早的詩樂舞一體到漢代五言「古詩」成形，更有「滋味」、格律嚴整的純文學性詩視為文學從質樸到高雅的進步。然而，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高雅」文學的發展中總會周期性地又返回歌謠、曲子等民間文學形態吸取營養生成新的文學藝術風格與類型，從而形成了詩與歌往復「振蕩」的發展形態［8］。

就連明代復古派代表人物李夢陽最後也不得不喟嘆：「真詩乃在民間。」這種審美觀念的反轉，意味著在主流的經典美學傳統之外，民間文藝的美學價值並非作為原始形態在經典的生成發展進程中衰亡，而是在不同的層面繼續存在、生長，並且與經典相互影響交替繁榮發展。

西方審美觀念中對經典詩學的懷疑起於 18 世紀的德國民族主義思潮。如熱衷於從事德國民間文化研究的赫爾德認為，作為經典的拉丁語和法語教育讓人幾乎認不出自己的語言，只有在民間詩歌中保留了原始的美，只有從更早的文學作品或民間詩歌中才能找到靈感：「《莪相的詩歌》讓赫爾德堅信，莎士比亞的許多作品都是創造在古代流行的民歌、故事和神話之上……德國文學，甚至德國民族，都沒有活力，因為德國的詩人，不像英國詩人一樣，他們不再保持本土傳統。」［9］赫爾德對莎士比亞與民間文化關係的看法在當代文化詩學研究者格林布拉特的莎士比亞研究中得到了響應：

我們先來想像一下少年時代的莎士比亞，那時他迷上了語言，迷上了人生中千奇百怪的
事物……這種迷戀情結開始得很早，可能始於他的母親在他的耳邊低吟兒歌的那一刻：

小公雞，小公雞，坐在土墩上，它只要不他往，就靜坐不聲張。

（這首獨特的搖籃曲多年以後尚在他的腦海中回響，那時他正在創作《李爾王》，劇中那個可憐的瘋子湯姆唱道：「小公雞坐在土墩上。」）［10］民歌、民謠、戲曲、說唱等等屬於草根文化的審美遺產因為按照精英階級的審美觀看來粗糙稚拙，因而從來就被排除在經典美學之外。然而，如果不了解莎士比亞腦海中回響的那支「小公雞坐土墩」，批評家們可能永遠也無法真正認識他的戲劇中任意突破經典藝術法則的獨特精神特質。

［8］參見高小康《 在「詩」與「歌」之間的振蕩》，《文學評論》2002 年第 2 期。

［9］威爾森：《赫爾德：民俗學與浪漫民族主義》，馮文開譯，《民族文學研究》2008 年第 3 期。

［10］格林布拉特：《俗世威爾：莎士比亞新傳》，辜正坤等譯，第 2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文學評論》2021年第2期)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非物質文化遺產美學研究」（項目編號18JZD01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