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住在土著人中間」作為科學民族誌最重要的方法、原則，在創造最佳的田野調查工作條件之時，也暗指了田野調查的最佳田野狀態即是「浸泡」於某個民族和地方當中。因為開展田野調查的目標及最終的民族誌文本即是「理解土著人的觀點、他和生活的關係，認識他眼中的他的世界」，所以民族誌工作者在開展田野調查的過程當中，都會采取借力中間人或直接與當地人交流或訪談的方式，觀察、記錄當地人的民俗、儀式、制度、文化等，以求在一定時間內能夠較客觀、全面地觀察、記錄某個民族和地方的人及其生活。

可以說，民族誌工作者的田野調查即是在一種「浸泡」式的最佳田野條件和文化狀態下，觀察、記錄某個民族和地方的社會結構和價值世界。

就少數民族詩歌而言，民族誌工作者極力渴求的最佳工作條件和狀態，少數民族詩人可以說是與生俱來。因為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詩人，他們不僅自出生就具有某個少數民族的身份，而且大多生活於某個特定的少數民族地區。在成長過程中，他們耳濡目染本民族的文化，經歷著本民族年復一年舉辦的各種民俗節慶、儀式，共享和傳承著本民族的情感、精神及價值世界。


另外，少數民族詩人將本民族的風俗、儀式、制度、文化等經歷轉化為文本情感、精神及價值方面的詩歌創作，也與民族誌關於遠方異地某個民族和地方的「文化書寫」有著本質的相通性。顯然，少數民族詩人的生活條件、民族經歷正對應了民族誌田野調查「住在土著人中間」的要求，少數民族詩人具有民族、地域「文化書寫」特征的詩歌創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吻合民族誌田野調查全面、系統觀察某個民族和地方的社會結構和價值世界的希望。 

克利福德·格爾茨在《文化的解釋》一書中，從符號學角度將民族誌關於某個民族和地方的田野調查稱為「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和需要借助中間人完成的「解釋之解釋」的工作。對於民族誌的性質，格爾茨不僅認為「它所解釋的是社會性會話流(the flow of social discourse) ; 所涉及的解釋在於將這種會話『所說過的』從即將逝去的時間中解救出來，並以可供閱讀的術語固定下來」，而且將這種解釋分為三個等級。

在他眼裏，民族誌工作者和人類學家的「解釋」是第二或第三等級的，只有「本地人」的解釋才是第一等級的，因為這是「他」(也即「他者」)的文化，理應「本地人」才最清楚。由於少數民族詩人具有某個少數民族的身份，並生活於特定的少數民族聚居區，他們即是民族誌當中「他者」的對應人，也即格爾茨所說的第一等級解釋者和「本地人」。

這種「本地人」的身份和實際情況，使他們不存在民族誌工作者田野調查過程中面臨的語言阻礙，他們對儀式、制度、文化等的觀察也無須借助中間人，這些現實條件保證了少數民族詩人在詩歌創作過程中對本民族及其文化的理解、體驗及觀察是直接的和帶有民族誌性質的。

（本文作者：董迎春 覃才；原題〈民族誌書寫與民族誌詩學——中國少數民族詩歌的文學〉;見：2020年04月13日 人類學考察；來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作者簡介】董迎春，江蘇揚州人，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少數民族詩學、文學人類學研究; 覃才，廣西柳州人，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助教，主要從事少數民族詩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