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言之，在民族誌視域下，通過對少數民族詩人的民族身份、民族經歷、文化結構等先天條件與民族誌田野調查理想的工作條件、狀態及「文化書寫」的對比分析可知，少數民族詩人對本土、本民族、本文化的把握和認知，在很大程度上與民族誌關於遠方異地某個民族和地方的文化描述及解釋重疊。

在「民族誌……即文化書寫」這一層面上，由於少數民族詩歌與民族誌田野調查在審美對象、處理材料、意義構造等方面具有諸多的共性，我們可以說，少數民族詩歌創作和文本表現的「本土」「本民族」不僅對應民族誌田野調查和文本記錄的「遠方異地」，民族誌關於民族和地方的「文化書寫」更是少數民族詩歌作為一種民族書寫的本質追求。將少數民族詩歌創作和文本與民族誌書寫並置討論，不僅可以顯示二者的共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少數民族詩歌和民族誌在「文化書寫」層面的本質性聯系，並相應地呈現了少數民族詩歌在當代詩歌史當中的本體性話語特征和詩體價值。

在《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斯蒂芬·A．泰勒指出: 「後現代民族誌是詩——不是指它的文本形式，而是說它回歸到了詩的最初語境和功能; 憑借與日常言談的表述行為的斷裂，詩喚起了共同體關於民族精神(ethos) 的記憶」。對少數民族詩人而言，他們的詩歌創作很大程度上是民族生活經驗和情感的創造，他們的民族身份、生活體驗、審美情感及精神信仰，不僅直接構成了詩歌創作的日常和經驗，更建構了他們具有民族特征、地域特征的「文化書寫」情感、意識及思維特征。換句話說，就少數民族詩歌的創作和文本而言，民族文化即經驗、情感、意識的集合體，這種帶有理性和感性綜合特征的民族文化集合構成了少數民族詩歌創作與文本的生成力和推動力，更建立了少數民族詩歌創作和文本是一種詩歌民族誌和「文化書寫」的本體性價值譜系。

二、民族誌詩學傳統與民族文化的「深描」

科學民族誌自誕生伊始就試圖建構其作為人文科學研究的科學性、客觀性及權威性，民族誌的田野調查和「文化書寫」也是盡量準確、客觀地描述某個民族和地方的人及其文化，以呈現參與觀察所得到的文化意義。然而，這對民族誌工作者和人類學家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對馬林諾夫斯基來說亦是如此。因為開展某個民族和地方(即「他者」或異地)的民族誌田野調查過程並非總是一帆風順，民族誌工作者在實際的田野調查過程中，有時會遇到假裝配合、抵觸甚至拒絕，或由於現實情況與理想狀態相差太大，從而產生對田野調查的厭煩、挫敗、失落等情緒。這些田野調查過程中產生的情緒一般都會被寫入民族誌工作者的日記、回憶錄或專著的序言、後記當中。

這種帶有個人情感和情緒表達的田野記錄不僅呈現了科學民族誌隨意性、文學描述性的一面，還引發了學術界對其客觀性、權威性的反思。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日記《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1967年)、保羅·拉比諾的《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1977年)、奈吉爾·巴利的《天真的人類學家:小泥屋筆記》(1983年)、詹姆斯·克利福德和喬治·E．馬庫斯匯編的《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與政治學》(1986年) 等著作的出版，西方學術界開展了民族誌、人類學與文學、詩學的交叉思考，並相繼產生了「民族誌是一種文學和人類學的雜交品種」的觀點。盡管民族誌田野調查具有科學、專業、準確的特征，但也必然地帶有寫作者個人的情感、風格及立場，這種情感、風格及立場創造了民族誌的文學性，即「民族誌具有文學品質」。

（本文作者：董迎春 覃才；原題〈民族誌書寫與民族誌詩學——中國少數民族詩歌的文學〉;見：2020年04月13日 人類學考察；來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作者簡介】董迎春，江蘇揚州人，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少數民族詩學、文學人類學研究; 覃才，廣西柳州人，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助教，主要從事少數民族詩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