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方20世紀初的民族誌理論、20世紀70年代的民族誌詩學理論及20世紀末的文學人類學轉向研究的綜合影響下，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話語理論越來越普遍地被用於概觀中國少數民族詩歌的創作和文本特征。從「文化書寫」層面看，民族誌關於遠方異地某個民族、地方的田野調查及文化「深描」，民族誌詩學對部落的、口頭的詩歌進行翻譯實驗及詩性構建，與少數民族詩人「浸潤」於本土、本民族、本文化的民族詩歌創作與轉譯有著本質的重疊和共通性。考察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理論與少數民族詩歌創作及文本的「嵌合」關聯，對消減當前學術界對少數民族詩歌創作和文本經驗性、感性的民族誌和民族誌詩學觀念，構築現代漢語詩歌中少數民族詩歌作為一種「文化書寫」的詩學特征具有重要意義。

新世紀以來，民族誌和民族誌詩學是學術界研究少數民族詩歌(文學) 創作、文體風格及話語特征時常用的概念和視角。美國學者馬克·本德爾(Mark Bender) 指出，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詩人的漢語寫作是一種「民族誌詩歌」; 何小平認為，苗族作家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具有民族誌特征; 耿占春認為，彜族詩人吉狄馬加的長詩《我，雪豹……》「包含著一種民族誌詩學的意味」; 丹珍草指出，藏族作家阿來的長篇地理文化散文《大地的階梯》「具有現代民族誌詩學寫作特征」; 對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李翠芳認為其「表現出明顯的民族誌詩學特征」。

從表面上看，學術界對少數民族詩歌的這種認知，雖然是直接、感性、主觀甚至是想象性的，但從「文化書寫」層面上看，無論是西方民族誌致力於描述、解釋遠方異地某個民族和地方的田野調查及文化「深描」，還是民族誌詩學對部落的、口頭的詩歌進行翻譯實驗和詩性構建，二者都與少數民族詩歌作為一種民族和地方的「文化書寫」有著本質的重疊和共通特性。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細分為現代少數民族詩歌和民間詩歌兩種類型的中國少數民族詩歌，以民族成分、語言、題材三項基本要素為標準的「文化書寫」和傳統的民間長詩、史詩等民間詩歌演述、翻譯，不僅與西方民族誌書寫和民族誌詩學探索有著內在的對應關係，而且共同建構著少數民族詩歌作為一種「文化書寫」的架構。

一、民族誌視域下少數民族詩歌的「文化書寫」

民族誌也即科學民族誌，誕生於20世紀初，其標誌為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美拉尼西亞新幾內亞群島土著人之事業及冒險活動的報告》(1922 年) 一書的出版。一般而言，「民族誌是關於民族/族群社會文化的記述與描寫，其研究對象就是民族(nation/nationality)或族群(ethnic group) 」。為了最終完成和呈現關於遠方異地某個民族和地方(people and places) 的文化文本，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環節即是開展田野調查。馬林諾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美拉尼西亞新幾內亞群島土著人事業及冒險活動的報告》一書指出，開展民族誌田野調查的方法、原則主要有三條: 首先，開展調查的人應受過專業的民族誌訓練，了解民族誌的價值和標準; 其次，民族誌調查最佳的工作條件是住在土著人中間; 最後，必須用專業方法收集、處理及呈現田野調查的過程、數據及結論。馬林諾夫斯基認為第二條最重要，因為「住在土著人中間」，即是處於一種「浸泡」式的參與觀察當中，這對詳細了解和科學呈現某個民族和地方的社會及其文化十分關鍵。這一最重要的方法、原則後來演變成科學民族誌「需要六個月至兩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田野作業」的規定，以確保田野調查的科學、客觀及嚴謹性。

（本文作者：董迎春 覃才；原題〈民族誌書寫與民族誌詩學——中國少數民族詩歌的文學〉;見：2020年04月13日 人類學考察；來源：《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作者簡介】董迎春，江蘇揚州人，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少數民族詩學、文學人類學研究; 覃才，廣西柳州人，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助教，主要從事少數民族詩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