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塞爾的《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與狄爾泰的回應　　

發表於1911年的《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以下簡稱《邏各斯文》），以自然主義和歷史主義為批評對象，是胡塞爾為了表明現象學哲學的獨特立場所寫的一篇戰鬥宣言。在《邏各斯文》的上半部分中，胡塞爾對自然主義心理學的批評與狄爾泰相當接近。（cf. Biemel，S.XVI）狄爾泰作為歷史主義的代表，出現在胡塞爾對世界觀哲學的批評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胡塞爾並沒有反對狄爾泰在《世界觀的類型及其在形而上學系統中的形成》（以下簡稱《世界觀的類型》）一文中的論斷，即「世界觀的最後根據是生命」。（Dilthey，1931，S.78）胡塞爾認為，狄爾泰之所以犯了歷史主義的謬誤，是因為他把世界觀作為所有哲學思考的出發點（terminus a quo），把哲學當作在歷史意識中的個體生命自身的概念式表達。（cf.Staiti，p.229）簡言之，胡塞爾反對把哲學相對化為具體歷史情境中的世界觀表達。 

以此為出發點，胡塞爾在《邏各斯文》中把世界觀哲學和他所倡導的科學性哲學區別開來。胡塞爾認為，世界觀哲學追求的是某種「智慧」，甚至是「相對整全並且具體地側顯了人性的理念」。（Husserl，1987，S.50）然而，世界觀哲學依賴的是「個體人格性的習得和天才」，而科學思考依賴的則是「跨越數代的集體工作的成果」。（ibid.，S.59）

相比之下，「世界觀哲學是在爭吵中的，而唯有科學是一錘定音的，科學的決斷之上帶著永恒真理的印章」。（ibid.，S.57）因此，胡塞爾認為，哲學應當恢復對自身科學性追求的清醒認識，從世界觀式的哲學理解中走出來。如果哲學滿足於以世界觀哲學的形態存在，那就無異於把科學概念拱手讓與了精確科學。 

在胡塞爾看來，狄爾泰恰好給這種世界觀哲學提供了助力。他肯定了各種生命形式的歷史相對性，使得「任何絕對有效的單一形式，無論它是生命解釋的、哲學的還是宗教的，都煙消雲散了」。（ibid.，S.42）胡塞爾斷言，狄爾泰將從這種歷史主義跌入主觀主義的懷疑論中。因為，自然主義把包括心靈現象在內的所有世界對象都還原到物質（Stoffe），歷史主義則把所有對真理的訴求還原為歷史性事實，並且是相對的、偶然的歷史性事實。

在胡塞爾看來，狄爾泰試圖通過再體驗（nacherleben）的方式，從歷史上的各種精神事件中抽象出生命結構本身，因而實際上陷入了一種對「事實的迷信」（Aberglaube der Tatsache）。囿於事實而研究精神，在原則上不可能獲得普遍有效的結果。世界觀哲學一定意味著對普遍科學的有效性的放棄，兩者不可兼得。 

胡塞爾的批評令狄爾泰錯愕。狄爾泰沒有預料到，胡塞爾會在《邏各斯文》中把他作為歷史主義-相對主義的代表。對此，狄爾泰在給胡塞爾的書信中回應道：「我一生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於建立一門普遍有效的科學，這門科學應當給精神科學奠定堅實的基礎，並且給諸精神科學創造一個內在的整體性關聯。這是我在《精神科學引論》第一卷中規劃的畢生任務。因此，一般而言，我們都認為存在一門普遍有效的知識理論。」（Dilthey，1984，S.110）不僅如此，早在《世界觀的類型》一文中，狄爾泰已經在為彼時「日漸增長的歷史意識與哲學普遍性追求之間的爭執」憂心忡忡。（Dilthey，1931， S.76）（愛思想 2022-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