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不僅有持續的市場驅動，同時也有悠久的探索歷史。早在德宗貞元年間，唐廷便派遣楊良瑤率眾出使黑衣大食，其行程由隨行的鴻臚卿賈耽的記載而得以明晰。這支唐朝使團從廣州出發，沿中南半島東岸一路南行，過新加坡海峽後經天竺（印度半島）、師子國（斯里蘭卡），至弗剌利河（幼發拉底河）換小船至末羅國（巴士拉），最後陸行抵達縛達城（巴格達）。這條記錄清晰的航線直至今天仍令人為之心動，而它也在同一時期波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的《道里邦國志》中得到印證。可以看到，鄭和下西洋無論從技術還是指導思想上，都有深遠的歷史可據，而以往那種陸路廢而海路興、漢唐駝隊以及宋元海船的機械式、片段化絲路印象可以休矣。

想像異邦與彼此塑造

絲綢之路的形成，同樣也離不開東西方各自世界觀念的最初萌發，中國的「天下觀」與西方的世界觀彼此塑造著對方的形象，「東」與「西」的觀念逐漸形成。這種東西之間的彼此塑造，在近代前夜的傳教士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本書第六章「神聖的邊界」和第七章「想像的異邦」尤為精彩，填補了以往關於大航海至殖民擴張之間長達數百年的歷史空白。　

傳教士的到來，在兩個彼此對應的維度增進了這一時期的中西交流。首先，對中國來說，傳教士帶來了較古典時期更為豐富的西方知識，包括歐洲的政治制度、宗教思想以及科學技術。繼「佛郎機」之後，中國進一步知道了「紅毛番」（荷蘭）。借助香瓷貿易所積累起來的關於南洋的認知，明朝士大夫如王士禎等已清楚沿臺灣海域向南可到荷蘭。事實上，王士禎所謂的荷蘭不過是巴達維亞（雅加達）而已，但這恰恰表明了中國人對於「泰西」認識的深入。明朝後期，利馬竇的《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使中國在堅持自古以來「天下」觀念的同時，也初步建立起「大西洋」的粗略概念。受利馬竇的影響，徐光啟開始對中國傳統的倫理、科技予以反思，希望以「天學」改進中國，實為「中體西用」的最早嘗試。在《職方外紀》中，艾儒略將世界劃分為五大洲，亞洲部分則包含此前不為中國熟知的一些國家，甚至還提及「閣龍」（哥倫布）若干行狀事跡。盡管直至乾隆年間，紀昀、張廷玉等人仍僅以「廣異聞」「荒誕不經」視之，但這種最初的沖擊無疑是開創性的。

另一方面，西方的傳教士將中國大量的思想文化介紹到歐洲，由傳教士編寫的《中國圖誌》《中華帝國全誌》等書則成為西方認識中國的重要工具。傳教士在接觸漢字後，感受到它與古埃及文字的相似之處。《字匯》等中國字書被介紹到歐洲，經過基爾謝、門澤爾等西方學者的研究，將之歸為「初民語言」，他們試圖從中印證《聖經》的記載，連偉大的數學家萊布尼茨也曾試圖從漢字中抽取出語言的普遍規律。與漢字被賦予的宗教意義不同，中國的文學作品如《趙氏孤兒》則被啟蒙時代的歐洲賦予更多倫理和人性意義，《今古奇觀》中的故事、才子佳人小說《好逑傳》等被伏爾泰、珀西等人吸納進自己的作品中，並突出其所體現的道德價值。事實上伏爾泰走得更遠，他從儒家思想中尋求典範，借此鼓吹開明君主專制，抵制海峽對面的英國議會制度。1688年，法文版《國王們的科學》出版，匯集了自利馬竇以來幾代傳教士苦心翻譯的《論語》等儒家經典，出版者意欲從儒家的道德觀念中尋求開明專制主義的依據。這種對於西方制度與儒家思想的聯結，甚至影響到英國當時的兩黨鬥爭。　

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近代前夜的中西認知，是一個「從認同到識異」的過程，而這種轉變背後，其實是一種「反觀諸己的鏡像」。不可否認，啟蒙哲學家們心中的東方制度和倫理是一種特定政治語境下的有意識選擇，即如作者所舉出的有關中國歷史紀年的爭論，又如關於中國人性格的認知，其實無不帶有鮮明的西方自身政治文化訴求。這種對於東方的想像隨著19世紀歐洲的進一步劇變而成為歷史，然而它所遺留的思維模式卻一直影響著今天的西方社會。

（原題：千年絲綢香瓷路 一部文明交匯史——讀《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作者系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王炳文；來源：光明日報；發佈日期：2019-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