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匯背後的政治風雲

誠如作者所說，一部絲綢之路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歐亞大陸的政治經濟史，這條古老商道的每一次變遷，都不乏波譎雲詭的政治湧動。這種政治的動因，分別在陸、海兩條道路上得以充分體現。就陸上絲綢之路而言，其興起之初便充斥著政治的功利性。

我們素來熟知的胡人，入華以後的活動領域遠不止於商業，像改寫唐朝歷史的安祿山和史思明，最初均起於邊鎮互市牙郎，借此逐漸進入唐朝軍事系統。此外，出土墓誌也印證了唐朝曾多次前往骨利干、回紇等地市易馬匹以充軍用。

杜甫《黃河二首》詩云：「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群。」可以說，中古千年間，政治始終是驅使無數駝隊穿行大漠的重要因素。

宋代以後，陸上絲綢之路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尋找契丹，而這次的動因則源於西方。1246年，新即位的教皇英諾森四世遣往東方的使者柏朗嘉賓來到上都和林，在那里謁見了蒙古帝國的貴由汗，並於次年返回後呈上一份完整的行紀。這份以刺探軍情為目的的行紀對中國的方位氣候、風俗信仰、政治制度等作了詳細記載，其對於被稱為「契丹」的東方的探索成為此後魯布魯克、鄂多立克諸人東行的先聲。而在這些後繼者中，影響最為深遠的無疑是馬可·波羅。《馬可·波羅遊紀》讓歐洲見識了諸多東方風物人情，這些記錄連同鄂多立克等人的記載一起，構成了著名的《加泰羅尼亞地圖》東亞部分的知識來源，更在隨後激起了達·伽馬、哥倫布等眾多探險家的興趣，轟轟烈烈的大航海時代隨之啟幕。

如果說陸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離不開政治因素的話，新航路的開辟則無疑為政治在東西方交往中的作用作出絕妙注釋。一個長期困惑我們的問題是，既然成吉思汗的鐵騎已遠至歐陸，而鄭和的船隊也曾到達非洲，那麽為何中國終究未能在大航海時代開啟後占得先機？本書給出了兩個層面的解答。從地緣政治來講，在於蒙古汗國營造了一個更為寬鬆的海陸貿易通道，而中亞、西亞地緣政治又隨著帖木兒與奧斯曼兩帝國的崛起發生變化，遂使得馬可·波羅的東行成為可能，也客觀促使歐洲人探尋新的航道。就內在動因而言，這與歐洲信奉的「保教權」密切相關。長期以來，葡萄牙人認為沿海岸南行繞過非洲再往東行駛，便可到達印度，獲得黃金與香料。而西班牙王室則受哥倫布影響，希望向西航行到達印度。隨著好望角和美洲大陸的相繼發現，葡、西兩國在教皇見證下簽訂了《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在經濟利益驅動的同時，以「保教權」為借口開展殖民活動。這群被明朝稱為「佛郎機」的殖民者於16世紀中葉在澳門建立定居點，並與明朝政府達成一致。在明朝官員看來，這是「互市」的一種形式，並可通過「抽分」使朝廷和當地官民獲益。就這樣，在葡人對東亞貿易的向往、對海外保教的信奉以及明朝官員因時因地制宜的政策混雜作用下，澳門逐漸發展成葡萄牙遠東貿易的轉輸中心。更為重要的是，它為傳教士的西來打開了缺口。

需要指出的是，在絲綢之路三千年的歷史中，經濟與政治兩大要素從來就無法劃清界限，它們綜合在一起，體現為東方與西方之間持續的文明衝撞與交融。近年來，以加州學派為代表的歷史學界強調15世紀以來經濟的全球化。事實上，如果我們以絲綢之路為線索加以追溯，會發現以歐亞大陸為中心的人類文明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交流。「全球化」只是一種相對的表現，它的背後是人類歷史持續的發展與不竭的動力，而這或許也是本書帶給我們更為深遠的思考。

（原題：千年絲綢香瓷路 一部文明交匯史——讀《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作者系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王炳文；來源：光明日報；發佈日期：2019-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