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當代藝術話語轉向下的鄉建選擇

藝術，是由藝術家推動的藝術鄉建行動的基礎表征工具，也是藝術鄉建充分必要的類屬性。因此，對「藝術」的定義、實踐和思考，不斷觸發和建立著藝術與鄉村的新關系結構。「藝術介入鄉村，重要意義並不是藝術本身，而是藝術與鄉村之間的關系開始建立。」(25)「到農村去，不是避世，不是在桃花源里悠然度日，而是迎向比城市更為殘酷的現實。」(26)「意圖在對日常經驗進行的表達中『重建藝術和生活的連續性』」(27)「村莊令藝術更加日常，藝術會讓村民過上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28)藝術家對自己鄉村創作行動的定位、闡釋及調試，並非個性使然，而是受到中國當代藝術(29)話語轉向所提供的美學依據與評價標準之影響，這也是理解本土藝術鄉建二十年生產方式和行動特質的關鍵所在。

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當代藝術首先是通過「85美術新潮」運動，投入西方現代主義的思想觀念及形式表達中。隨著自由和批判精神被全面激發，本土藝術創作自教條化的政宣形式中松綁，「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專製走向自由、由學院主義的壟斷走向藝術創造的多樣化」(30)。20世紀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開始以「前衛」姿態進入後現代轉型期。全球化藝術機製幾乎完全遏製了本土藝術的線性歷史沿襲，並從藝術內部彌散到整體社會生活當中。

一方面，以國際雙年展為代表的新的藝術市場生態模式，宰製著中國前衛藝術家大多繞開本土，以獲得國際主流肯定和商業利益為目標預設，藝術現實成就的標準是被人接受，文化上普遍地被困在被動的「殖民地心態」中。(31)文化的不自信，致使「都市化」風潮全面覆蓋中國傳統鄉土文脈。而全球化藝術市場中所謂「中國身份」的建構，也多是采用西方藝術語言去挪用或轉換本土傳統符號性題材，以此迎合「流行化」需求。

另一方面，西方當代藝術理論迅速占領中國藝術闡釋與批評的製高點。在後現代主義框架下，現代主義藝術所關心的語言、形式、材料等個性化審美問題被解構，藝術與生活一體化及民主化主張，使得藝術的文化批判立場和針對現實社會的問題意識成為聚焦點。由於藝術的定義從「感覺」轉為「思維」，除了「藝術文本」多樣性的拓展——任何技藝或題材都可以成為藝術，當代藝術還尤其強調「行動過程」之於多元動態社會結構的重要性。暗合著西方當代藝術思潮的發展軌跡，1990年後大批中國藝術家主動超越傳統形式主義的架上藝術，以具有強烈現場幹預性和互動性的「實驗藝術」(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觀念藝術等)和「公共藝術」樣態，進入以都市為重心的公民社會的合作對話領域。

但由於「先鋒」「前衛」的美學身份在中國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支持，所以當代藝術在中國社會生活中一直處於「非主流」和「邊緣化」的尷尬境地。而隨著全球化機製下文明普適性與文化民族性沖突在世紀之交的尖銳對立，警惕文化上全球主義對本土的侵蝕整合，在藝術上堅持「本土性」的文化內涵，探索美術的「當代性」，成為中國藝術在新世紀面臨的新課題。(32)在後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語境中，當代藝術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角色、地位、作用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它不再被視為藝術的「內部事物」，轉而成為中國形象、中國意識、中國身份總體建構的重要方面，(33)也因此被要求承擔更多的政治、道德與社會教化功能。與此同時，中國當代藝術家的文化身份定位，亦在反思與責難中自覺調整。(34)

所以21世紀初中國當代藝術發生的「鄉村轉向」，其實是藝術內部與外部、國際國內宏觀政治經濟環境共同著力的結果。在「中國當代藝術是誰的藝術」的發問之下，如果將中國農民、農村排除在當代藝術的視野之外，我們就沒有足夠的理由在當代藝術的前面冠上「中國的」這一字樣。(35)從文化批判的立場上看，鄉土中國的「文化自覺」成為加強文化轉型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自主地位和進行跨文化交流之必須。(36)從針對現實社會的問題意識出發，當時中國社會內部面臨的最大矛盾是城鄉結構嚴重失衡，「三農」問題引發了一系列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是以當代藝術從「城市」向「鄉村」的滑動，不僅能夠將原來脫域的本土化創作拉回到文脈中，從而以「鄉土化」作為中國當代藝術從「他者化」回歸傳統的逆行方式，在國際對話中取得自主權，同時也能透過藝術與鄉村的互聯共振，打開當代藝術在本土的深入發展之門，獲得主流社會認可的合法性及話語權，甚至在理論方法上，亦能對應契合關系美學、社會參與式藝術等國際理論前沿。 

渠岩發起的山西和順「許村計劃」(2007年)、廣東順德「青田計劃」(2015年)，靳勒發起的甘肅秦安「石節子美術館」(2009年)，歐寧、左靖發起的安徽黟縣「碧山共同體」(2011年)，孫君發起的河南信陽「郝塘村營建行動」(2011年)，焦興濤發起的貴州桐梓「羊蹬合作社」(2012年)，左靖發起的貴州黔東南「茅貢計劃」(2015年)、雲南翁基村「景邁山計劃」(2016年)，金江波發起的浙江湖州「鄉村重塑莫干山再行動公共藝術創作計劃」(2018年)等項目提出的理論探索和行動創新，引起了國內外當代藝術界的廣泛關注。國內各高校和研究機構也迅速發起跨學科的理論跟進，如2016年7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召開了「鄉村建設及其藝術實踐」學術研討會，同年中國藝術研究院和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連續四年發起舉辦了「中國藝術鄉建論壇」，2018年10月四川美術學院成立藝術與鄉村研究院，下設鄉村建築與環境研創中心、藝術與社會創新中心等。

(24)習近平《把培養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人民日報》2014年2月26日，第1版。

(25)渠岩《藝術視界——渠岩的文化立場與社會表達》，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39頁。

(26)歐寧《碧山共同體：烏托邦實踐的可能》，《新建築》2015年第1期，第22頁。

(27)焦興濤《尋找「例外」——羊蹬藝術合作社》，《美術觀察》2017年第12期，第22頁。

(28)靳勒《藝術可以改變村莊》，《畫刊》2020年第6期，第45頁。

(29)現代藝術(Modern Art)主要指從1860年到1960年間出現的藝術，它打破古典藝術的寫實特征和美學定義，主張自由創造和批判精神，強調藝術獨立；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卻是一個邊界模糊，且手段任意的定義，不僅沒有一個確定的風格，也不存在共同的美學主張，其唯一的統一就是強調觀念的做法。王瑞蕓《西方當代藝術理論(一)》，《美術觀察》2010年第7期，第122頁。

(30)易英《從英雄頌歌到平凡世界：中國現代美術思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98頁。

(31)朱青生、王林、王南溟《中國當代藝術的國際處境》，《讀書》1998年第11期，第107-116頁。

(32)範迪安《中國當代藝術的文化情境與語言資源》，《美術》2003年第11期，第31頁。

(33)王嶽川、丁方《當代藝術的海外炒作與中國身份立場——關於中國當代先鋒藝術癥候的前沿對話》，《文藝研究》2007年第5期，第63頁。

(34)羅一平《藝術家的文化身份》，《美術觀察》2003年第4期，第8頁；王敏《從「挪用」和「轉換」看中國當代藝術的文化策略》，《美術觀察》2006年第4期，第15頁。

(35)孫振華《當代藝術與中國農民》，《讀書》2002年第9期，第70頁。

(36)費孝通《反思·對話·文化自覺》，《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第15-22頁。

（本文作者簡介：張穎，博士，四川美術學院中國藝術遺產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原刊2022 年 01 期《民族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