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與相關學者或是冀望以批判協商、能動黏合的前沿理念讓作品發生革命性突破，使作為「自律實體」的藝術生產與「社會事實」達成本質上的辯證統一；或是將中國鄉村視為未受現代化汙染的精神烏托邦，懷揣對文化身份確立和重新書寫的追求；或是受權威機構和城市過度集中的藝術資源的擠壓，到鄉村去尋找一個施展才華的新場域……2000-2020年二十年間，中國當代藝術的鄉村轉向實踐，在形式上逐漸形成了主體多元化、媒介復雜化、內容事件化、實踐形態項目化等特點，並基本形成了藝術運動之規模。

二、中國藝術鄉建的本土化問題與方法論困境

如果說，2000年前後由藝術家零星發起的鄉村文化建設活動，其姿態和方法多少還保持著開放性、多樣性的話。在2010年之後，這一實驗性探索行動在國家全面啟動「美麗鄉村」創建活動的助推下陡然升溫，轉變為政府主導推動、社會機構和民間資本積極介入的社會運動。「藝術鄉建」成為一個自帶光環的品牌，不僅宣示著鄉村建設過程中多主體民主平等的「參與性」，同時也表征著當代藝術羼入的「高級感」。

但與此同時，在如火如荼的藝術綜合項目、藝術節、空間營造、產品設計大潮中，藝術鄉建的範式特征、實踐形式甚至創作手法也一再被知識權力話語規約。似乎沒有西方參與式藝術、公共藝術等前沿理論武裝到牙齒，沒有預期的社會功能性標簽和經濟收益目標，藝術作品就扛不住形式，撐不起情懷。雖然藝術家大多擯棄「自律性」論調，主動調整身份意識和創作慣習，但藝術鄉建在功能與形式上的沖突、認同與區分上的糾葛卻愈發明顯，審美評價和社會評價往往差強人意。下文嘗試循著「百年鄉建變遷」和「當代藝術轉向」的歷史線索，對中國藝術鄉建當下的問題意識與理論體系加以檢視反思。

(一)「啟蒙」還是「復歸」？「賦權」還是「賦能」？明確中國藝術鄉建的「本土化問題」

2014年7月，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周韻在新浪微博上發表《誰的鄉村？誰的共同體？品味、區隔與碧山計劃》，質疑該計劃是精英階層對農村建設的一廂情願，將真正的村民排除在外。在雙方激烈的網絡論戰後，村民的反應是：「看不懂，反正藝術家與學生都和我們沒關系，農民是種田的。」(37)細加思酌，這一事件中因各種身份對立、價值爭端，裂變幻化出眾多的「他者」。但無論是「主體權力」還是「啟蒙姿態」，攻駁各方對中國藝術鄉建理想化、模型化的論述和理辯，仍未脫出西方認知與行動的窠臼——家國二分、城鄉二分、美用二分。而村民的回應卻發人深省：「藝術家」與「農民」無涉？「種田」與「藝術」無關？這兩個問題不僅促使我們直面當代中國現實生活中民眾生存與交往的社會問題，亦直接叩問著本土的文化形態、審美感性和藝術精神。

如想更深一步地理解「美學」，最吃緊的關鍵詞應該是「文化」，而如想更深一步地理解「藝術」，最吃緊的關鍵詞則應當是「社會」。(38)近代中國「社會事實以演自中國數千年特殊歷史者為本，而社會意識以感發於西洋近代潮流者為強」，這樣的倒錯致使「事實所歸落與意識所傾向，兩不相應」，自不能不產生沖突。(39)作為西方沖擊下的中國反應，「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紛紛以他者化的目光審視著歷史經驗與生活現場。「愚貧弱私」的鄉村，被視為阻礙中國文明進步的最大問題。在救濟農民和解放農村的抱負之下，以啟蒙者姿態自居的精英階層，不斷對鄉村施以現代化改造、文化植入和理想附加。

因而中國百年鄉建行動的本土問題意識，一直被規約在西方現代性的文化模式和社會運行機製之下。「民族國家區隔」「城鄉分峙矛盾」「民主權利爭奪」，這一系列有權勢的啟蒙思想和表述，使我們的心智幾乎完全脫離了具體的本土歷史經驗，而陷於異質性原理所宣稱的普遍性模式當中。雖然現代性的當代批判，在西方也蔚為大觀，但無論「批判」「協商」或「擾動」，其美學問題和美學革命，始終都圍繞著鮮明的平等政治色彩。但若從文化的角度理解「現代性」，它其實是以西方歷史為標準化發展路徑的理性思考和社會運作。而「可選擇的現代性」才是歷史的實存，也是文化新生的基礎。(40)

(37)邢曉雯《爭議「碧山烏托邦」——藝術家主導鄉建，陷入「脫離群眾」紛爭》，《南方都市報》2014年7月16日，第AA36版。

(38)[美]霍華德·S.貝克爾《藝術界·序》，盧文超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1頁。

(39)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3-284頁。

(40)Charles Taylor,Two Theories of Modernity,Public Culture,1999(1),pp.153-164.

（本文作者簡介：張穎，博士，四川美術學院中國藝術遺產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原刊2022 年 01 期《民族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