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之檢視體察中國當代藝術鄉建在理論與實踐中的狀態軌跡，本土化問題的「錯位」顯而易見。首先需要糾偏的是：

1.「啟蒙鄉村」的權力話語

在現代性所帶來的「都市眼光」尋視下，一直以來作為正面象征的鄉村在20世紀轉趨負面，本不是「問題」的鄉村在現代成為「問題」。(41)而中國社會之「鄉土性」命題，其實是針對本土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及其對社會構造原理的影響。它指涉著「禮俗傳統」「差序格局」下的文化邏輯和社會運行機製，絕非強調二元對峙的城鄉之別或農工之別。

2.「主體賦權」的藝術目標

以「當代」作為藝術之前綴，並非標示與「傳統」或「本土」的決裂。如何在一種互文性競爭中，適應情境，依靠協商，使較舊的和較新的元素被賦予形式並(或和諧或不和諧地)共同起作用的問題，才是「當代」的本質。(42)因而藝術與鄉村當代關系的本土建構，在全球「賦權」話題及針對性行動之外，也應具有自己特殊的文化邏輯和藝術語言。

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理查德·H.托尼指出，「中國，正是在她自己，在她自身的歷史文化中，我們才能根據她的現代化需要，作出重新發現和重新闡釋」(43)。與西方因個人本位、階級對立而以法為本，強調權利的社會秩序不同，「個人生物體—集體—共識」即「人—社會—文化」，在中國文化里是重要的連續體，而非各自區分的主體與客體。(44)本土文化傳統主張從倫理本位的社會構造出發，倚重禮俗，讓人人向里用力，(45)著重民生觀照。而倫理本位，又尤其倚重「情義」方式聯結人神物事。因此中國社會之權責輕重，與西方契約關系中每課其分子以義務的「硬性」「機械」要求不同，表現得更為「軟性」和「感性」。所以，若我們一味因循西方當代藝術的夢想與旋律，執拗於「權利」「邊界」等問題，無非是成為他者有關鄉村和藝術「現代化」的合法證明者及捍衛者。但這些想象與復製，又會被本土異質化的、微觀的現實生活世界所檢驗，露出馬腳。問題意識的錯位，還會導致藝術行動中主客雙方身體感官的全方位失靈，即「共感」或「移情」能力的嚴重喪失。

我們必須把握著中國問題所在，而後才有工夫好做。外於世界問題而解決中國問題，外於根本問題而解決眼前問題，皆不可能。(46)西方當代藝術試圖激活資本主義民主危機下的參與行動，因而著重強調「主體賦權」問題。與之相較，本土藝術鄉建所面對的最要緊之處(根本問題)，卻是縫補因近代社會裂變造成的「文化失調」與其波及的社會整體失能問題。如何圍繞天人合一、城鄉一體、美用一如的傳統價值觀念和審美特性，以西方為他者、以中國為根據、以社會團結和人性完整為旨歸，在保存中國鄉土社會主體性和完整性的基礎上，(47)通過「賦能授權」(Empowerment)(48)的自發共享方式實現社會整體和諧，理應是中國當代藝術鄉建的價值旨歸和實踐目標。

也只有明確樹立「整體賦能」的問題意識，才能夠幫助中國藝術鄉建在天下觀的「心胸之知」(49)下，成就本土特型化的觀念流派、行為機製與價值關懷，同時佐證文化多樣性提供的動力效應、結構關系和體製生態。

(二)農本—鄉土—藝道：建構中國藝術鄉建的理論「元敘事」

一旦我們明確了中國藝術鄉建「整體賦能」的本土化問題，方法論重構便成為當務之急。誠如魯迅先生所言：「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50)一方面我們仍需繼續厘清西方藝術介入、參與式藝術等前沿理論方法的脈理及踐行，在對其話語權力和局限性保持清醒認識的基礎上，加強理論對話與交流合作；另一方面，世界不等於西方，我們也必須站在「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51)的立場上，從中國文化思想史與民眾日常生活經驗中尋求可能的理論來源，並凝練出邏輯化的穩定結構，為解決本土現實問題提供新的理論範式，進而向全球輸出多樣性的學理資源。

(41)梁心《都市眼中的鄉村：農業中國的農村怎樣成了國家問題(1908-1937)》，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2012年，第12-13頁。

(42)[美]保羅·拉比諾《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高丙中、康敏譯，王曉燕校，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3頁。

(43)[英]理查德·H.托尼《中國的土地和勞動》，安佳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208頁。

(44)費孝通《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思想戰線》2004年第2期，第2頁。

(45)(46)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37、第20-21頁。

(47)費孝通《費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81-270頁。

(48)賦能授權(Empowerment)理念最早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現代管理學領域，指一種團隊管理從集權向分權方式的過渡。主張個人權利並不來自組織中心的讓渡，而是以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發與共享行動，實現逆向授權。Handy,C.The Empty Raincoat:Making Sense of Future,New York:Random House Business,1995,pp.1-5.

(49)「天下賦予了人對世界的整體思考。僅僅停留於中西、中外等地域界限，是一種『耳目之知』，而『天下』實屬『心胸之知』。」錢穆《國與天下》，錢穆《晚學盲言》(上)，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第418頁。

(50)魯迅《墳·文化偏至論》，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6頁。

(51)[日]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年，第131-1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