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個別動漫展、個別視頻網站、個別社交平臺、個別購物和外賣平臺的問題。因為上述不可見的經濟生態系統及其對人的剝削，已經在範式意義上構成了我們的政治視野。對此，大塚嘲諷式地寫道：

後現代本來應該意味著從“現代式個人”那裏解放的時代。的確，我們將自己作為“個人”的尊嚴讓渡給平臺化的國家，不斷地自己選擇將自己變成一個設備。（125-26頁） 

面對日本政府打算推行的“智能城市”計劃——個人生活的大數據化、個人身份在不同平臺上的規範化管理，等等——大塚以犬儒主義式的口吻說道，人們也許會為了電子個人身份卡上的幾個積分而毫不猶豫地向政府公開自己的各種私密信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國家從來都不是某種外部的存在；而世界各地實際正在發生的，也許恰恰是國家與平臺經濟之間的耦合或整合，盡管這一過程常常會吊詭地以對抗或管制的面貌出現，同時披上各種古老時代的英雄外衣。

如果說這一情形很容易讓人想到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邁向世界共和國》等著作中批判的“資本—國家—民族”的“三位一體”，同時又激起另一部分知識人坐在躺椅上開始他們關於創新的治理技術、管理模式的玄思，那麽真正在現實中發生的事情，或許並不符合後者充滿激情的、科幻小說式的暢想，卻無時無刻不在將我們重新帶回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對於資本擴張所帶來的貧窮和剝削的揭示。無論是外賣平臺上的“騎手”還是經營網店的小店主，抑或是一整天坐在電腦前玩遊戲的“主播”，又或是我們每個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的所有這些平臺和數據庫一方面不斷在想像（the imagin-ary）的層面上把我們牢牢投射為現代意義上的“個體”，不斷要求我們的言行舉止與這種形象相吻合；另一方面，以技術性的、中性的、去中心化的面目出現的整個經濟生態體系，又在所謂創新的工作模式、生產和消費模式的話語中，不斷強化“責任的個體化”——仿佛資本家們突然發現，與其向勞工承諾一系列社會保障（並進而在法律訴訟的程序上做手腳），不如直接在言辭上給他們起一些新穎的名號來得省事。 

大塚針對“物語勞動論”給出的解決方案並無新意，甚至可以說非常陳舊：他認為，現在我們更應該恢復那些已經在理論上被反復批判、甚至在現實生活中也遭到許多人嘲笑的政治觀念——

能夠將正在發生、即將發生的“異化”予以言語化的，如今就只有舊世界的“人權”、“民主主義”等概念了。（162頁） 

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給大塚的上述認識戴上“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帽子。作為對於日本共產黨在戰後一系列民眾運動中的表現，以及1960年代末左翼學生運動所導致的殘酷而荒唐的結果心灰意冷的知識人之一，大塚重新回到被馬克思主義批判過的“人權”、“民主主義”等觀念上來，並不難理解。與此同時，揭示“人權”、“民主主義”等觀念的歷史性和它們所掩蓋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這一點在過去的歷史中已經反復得到了知識上的操演——無論“左”“右”。而問題始終是接下來才開始：在批判了這些觀念的意識形態性（不管它是什麽）之後，我們是打算繼續回到關於新型治理技術的宏論，還是打開手機看看近一個月來自己的社會信用評級？——階級分析？是的，這裏就是羅陀斯，就在這裏跳吧。（原載：2021.10.14 Artform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