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作為“消費者”的受眾是否是積極主動地、充滿熱情地、心甘情願地進行“二次創作”並樂在其中，從結構上來看，這種創作總是已經作為必不可少的勞作而參與進了由版權方和平臺——它們總是在貌似中性的技術層面上出現——規定的經濟生態體系之中。而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法律上，進行“物語勞動”的數量龐大的創作者們都沒有得到任何保障。在諸如YouTube或bilibili等視頻網站上，每天都有大量用戶自主上傳自己創作的視頻。就這些點擊量或多或少的視頻而言，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有望通過廣告收益或與平臺方進行其他合作獲得經濟回報；大部分上傳者無法從視頻的流量數據中得到任何回報。不僅如此，平臺甚至還會對包括這些創作者在內的用戶設置“會員”門檻，仿佛觀看他人的義務勞動成果倒成了平臺賦予的一項權利。大塚指出，如果要求平臺按流量如實支付所有視頻創作者以相應報酬，那麽這些平臺馬上就會倒閉。“這裏發生的是教科書般的資本對於勞動者的剝削，但在現狀下這一點是‘不可見’的”。我們的日常生活本身已經成為“無償勞動”的一部分——而不同於血汗工廠或種植園，如今這個經濟生態體系恰恰是我們習焉不察的。不僅如此，由於平臺或系統根據我們的個人信息給予的“回饋”通常是以“便利”或“幫助”的形式呈現，以至於我們無法意識到自己的舉止構成了“勞動”。

上述不可見的剝削不僅僅發生在“同人創作”或視頻上傳者、“直播”者那裏；毋寧說，這些突出現象恰恰透露著如今在網絡和移動平臺上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事情：從關鍵詞搜索、地圖導航到網絡購物，消費者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都被各個平臺的數據庫記錄在案並根據特定算法向消費者“回饋”他或她可能感興趣或需要的信息。同時，大量消費者在不經意間的點擊或瀏覽痕跡也在幫助平臺建立吸引其他用戶進一步參與的形式、內容乃至客觀性（例如豆瓣上給某部電影的評分、亞馬遜上對某個商品的評價）。“如今在網絡上，人們的一切行為都是透明的勞動”。 

另一方面，大塚指出，消費者在各個平臺上的參與和自我表達，似乎恰恰說明人們仍然生活在據說已經被克服或超越了的“現代性”狀況中：人們仍然未能逃脫“對於‘自我’表達的欲望”。促使用戶上傳視頻、評價、評分、感想的，既不是什麽塊莖狀思維，也不是什麽“分人”（dividual）式自我，而恰恰是最“保守”、最符合通俗意義上的“經典現代性”定義下的“個人”觀念。而眾所周知，這種“個人”觀念所包含的種種側面——內心、深度、欲望——都是被各種制度“發明”的產物，哪怕是、或尤其是平臺同時存在著一種以禁止面貌出現的審查機制的時候。（“壓抑”恰恰生產了所謂“被壓抑”的東西，這也早已不是什麽新鮮的知識了。）對於這種不斷催促人們進行表達乃至表演的言說環境，大塚寫道：

在這種“不得不自我表達”的環境中，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在大多數場合下，人們並沒有什麽要自我表達的東西（我基本上也沒有）。雖然沒有什麽要表達的，但網絡上存在著的“現代”一直在悖論性地誘導著用戶：“自我表達吧！”（119頁） 

事實上，這種看似是滿足人性需求的、最為屬己的“自我表達”，恰恰是最不具有人性、最機械的東西：只要看一下如今在（例如）微博上充斥著的“控評機器人”便足矣。問題從來不是“（所謂的）人工智能模擬真實用戶在進行評論和辱罵”——相反，問題從來都在於：這些機器人的行為表明，用戶在平臺上的“自我表達”始終是內容上扁平化、感情上單一化、語法上去人性化了的。請註意：重點不是如何更深刻、更本真地“自我表達”（有什麽東西需要一個人每天不斷地、幾乎是排泄般地進行表達？），而是這種不斷得到再生產的“欲望”及其滿足，最終在現實上通向的是平臺的經濟生態體系和人們在其中無意識的無償勞動。（原載：2021.10.14 Artform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