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史學以敘事為歷史的呈現與構成方式，歷史敘事的本義指向敘事的歷史。模糊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的界限，是西方對敘事史學解構的主要達成路徑，這種認識在國內史學界並未引發更多反饋，其對國內學術研究產生影響，敘事學理論是重要媒介。將歷史敘事等同於文學敘事，是基於西方歷史文本得出的認知，是一種缺少宏觀觀察的當下考量：倒置了歷史敘事與敘事發生的先後順序，忽略了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曾經的包含關係，也是對中國古代文本中強烈時間意識的漠視。中國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之間，具有明確的“時間”界限。

歷史敘事即以歷史的方法敘事

尋找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的界限，首要在如何定位歷史敘事。要而言之即：是將歷史敘事視為“敘歷史事”，還是將其視為以歷史的方法敘事。前者是站在當下的立場上用後起的敘事理論觀照既有文本，後者是追溯敘事始於敘史的書寫傳統從而確認歷史敘事在形式和內容上的獨特性。在中國古代文本中，歷史敘事是敘事的最原始形態，敘事這一概念以歷史敘事為基礎發展或擴大，不能影響歷史敘事作為一種既有形式存在的事實。

 西方有關歷史敘事的認識，是以現代的敘事認知為參照的，這決定了其對歷史敘事概念所作的規軌，本質上是將歷史敘事視為“敘歷史事”，強調的重心指向現代意義上的敘事。這樣的討論無疑弱化了歷史在討論對象中的中心地位，也就弱化了歷史敘事的特殊性。西方學界的歷史敘事認知，無法逾越的障礙之一是敘事與歷史敘事發生的先後關係。敘事的概念大於歷史敘事，但並沒有一種先於歷史敘事的敘事實踐存在。

 歷史敘事與敘事的關係，類似於歷史與歷史學的關係，現代學術體系下後者的範疇大於前者，但在產生時間上前者早於後者。所以，用當下歷史學中記錄與解釋的狀態，用當下敘事中真實與虛構的異同，去考察業已存在的文本，必須謹慎。這種考察尤其不適合史官文化和述而不作學術傳統中蘊養的中國歷史文本。史官文化，是早期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史通》認為“史官之作，肇自皇帝，備於周室”，據《呂氏春秋》所記，中國在夏朝已有“太史”，甲骨卜辭更無可辯駁地展示了殷商時期的史官分類，三禮等著述則顯示了周代史官系統的成熟。發達的史官文化造就了歷史記錄、歷史敘事、歷史反思及解釋等中國歷史記述的獨特存在形態，也決定了中國歷史敘事以歷史之真為核心的內涵基礎。歷史敘事，即以歷史的方法敘事，其重心在歷史。

中國文學敘事衍生於歷史敘事

“敘事始於敘史”這一命題，不只具有事與史字義相通的自證邏輯，更是中國經典文本實際存在狀態的體現。對中國經典文本的另一種應有認知是，歷史是內容，文學是方法之一，而且這些所謂的文學方法，包含有近代學科劃分等影響下的闡釋意味。對此，可以看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發生的時間：中國文學敘事衍生於歷史敘事乃至記事。這裏使用“衍生”一詞，是對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方法部分重合的基本解釋，也為明確歷史敘事中包含有文學意味的非主觀性。

文字是歷史敘事的載體之一，書面文本也是本文討論歷史敘事的立足點，在這一層面上，我們會看到歷史敘事的方法與文學敘事的方法存在部分重合，但這種重合並不影響歷史敘事方法的獨立性。其一，中國早期文本中存在與歷史敘事相對應的文學敘事系統，《詩經》中的敘事詩之外，我們仍強調更廣泛的“詩具史筆”，而學界更傾向於將詩學納入文學範疇，歷史敘事則是另一種獨立的存在。其二，以“散文”為形式的文本中，歷史敘事的方法與文學敘事的方法在產生時間上具有明確的先後關係，一些原本屬於歷史敘事的方法，其後為文學所借鑒，乃至於再反向影響歷史敘事的方法，都與“歷史的方法”的獨立性無關。其三，退一步講，即使歷史敘事的方法在文學敘事中完全適用，也不能構成歷史敘事等同於文學敘事的充分條件，因為文學敘事的方法顯然不能在歷史敘事中完全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