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現代轉化有諸多領域、層面，有理論與實踐兩大領域，在實踐領域有國家、社會、家庭、個人諸層面。

我們很重視理論層面的建樹，面對現代社會人心的問題，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我們對儒學的精義要旨，需有凝練並創造性地發展，而且還要面對人們的誤解，特別是五四、文革以來的曲解，予以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在理論層面上，應特別重視儒家政治哲學與治理社會的資源、安邦治國之道，生態環保智慧，人生修養的體驗等，結合現代性的理論與實踐，加以檢討與推進。儒家的內聖之學與外王之學可以因此而得到新生。

我認為，儒學資源還有待我們發掘，以用於當今。例如如何理解傳統政治哲學固有的話語體系，如天命、天德、天下、天人，王道、王權、王聖、霸王道雜之，仁政、民本、革命、道義、禮法、公私，封建制、皇極、國家、社會自治。傳統儒家社會的社會空間很大，政府很小，在這些方面應有更深入的研究。

牟宗三先生在上一世紀50年代的新外王三書中，對民主政治之於中國的必要性、緊迫性，比之今天的我國中青年學者們的實際感受要強烈得多。民主政治雖然並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畢竟是相對來說最不壞的制度。民主政治的要旨是主權在民，人民自由表達決定自己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意願，人民的基本權利，尤其是私權，比如思想權、言論權、自由遷移權、財產權、生命權等得到保障；民主政治制度對國家政治權力與社會財產的分配與再分配，要求一依憲法與法律，有監督與制約的機制，相對公開透明也相對公正。同時，民主政治要求有相對大的社會空間，有充分的民間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民間自治的程度較高。以上這些方面，儒家文化與儒家型社會有自己的優勢。牟先生並不是簡單直接照搬西方的價值與制度，他肯定道統、良知的指導與參與，強調攝智歸仁，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警惕著淺薄、片面、平面化的"民主"與"民主政治"的弊病的發生。

通過康德的倫理與政治的理論架構，使儒家心性之學與自由主義溝通對話，進而形成某種共識，在理論上是可能的。當代新儒家的理路是，在人的主體心性中，發掘普遍的道德法規，並透過康德式的論證，由倫理通向政治，建構普遍法則之治的法治論述。政治應是道德的政治，而且是在倫常生活中展開的，這才是不悖人性的。倫理教化涉及更為根本的人的德性的成長，高於憲政民主的目的，但絕不會違背，反可以保證憲法肯定的人權、民主的形式的普遍性。牟先生既強調了民主政治架構之於道德的獨立性，又在最終層面強調道德對於民主政治的指導。

我們的生態環境遭到了嚴重破壞，各地的霧霾特別嚴峻。環境汙染，生態系統失去平衡，是目前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而其哲學根源則在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本的對待自然界的生態倫理觀。中國傳統文化，尤其儒釋道三教，乃是一種超人類中心主義的人文精神、深層生態學，正可以對治此種現代化弊病。

先秦儒家對生態系統的認識是在容納天、地、人、神諸多要素的"天地"概念下展開的，這是一種整體論、系統論的觀念，以"和"為條件的不斷創生是他們對這個生態系統的根本認識。他們對"天地"的創生現象持有價值判斷的觀念，肯定天地萬物皆有內在價值，要求一種普遍的生態的道德關懷，而他們對人性、物性的辨證認識又同時清楚地表明了一種生態倫理的等差意識，或曰不同倫理圈層的區分意識。從儒家"天人合一"的理念看，生態倫理作為一種新的倫理範式其確立的基礎必須建立於對人性的重新反思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