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研究我們發現，"親親相隱"是儒家針對兩難倫理困境苦心孤詣尋求到的解決之道，在護持人類社會的倫理基礎的同時，盡可能彰顯了社會公正，並在歷史中起到了保護私領域、反抗國家強權的重要作用。儒家對於公與私、公德與私德、公利與私利的看法，不是俗流所貼上的"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標簽所能涵蓋的，儒家有大量關乎經濟、政治分配正義的論述，有大量關於開放教育與政治的論述，在歷史上產生出荒政、救濟、分權、制衡、監察等制度與實踐，也與當代西方正義論所喜談的"對最不利者的最大關懷"、"機會平等的公義"等都有相通之處。因此，我和許多法學家、法律工作者一道呼籲，要修改現行刑法、民法、行訴法等有關條文，接上容隱制的傳統與現代人權觀念，保障公民的親情權與容隱權。我起草並交我的同事、全國人大代表彭富春教授提交了以恢復容隱制為內容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案。在眾多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201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免除了強迫被告人近親屬出庭作證的義務，"親親相隱"精神在《刑法》（修正案）中得到初步、部分的體現。雖然仍不滿意，但已走了第一步。

為什麼要談儒學現代化與文化主體性？這是因為"五四"以來單線進化和新舊二分的文化立場仍大行其道，許多人對儒學缺乏真切的了解，人雲亦雲地將儒學、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然而，中華人文精神的特質，恰好在於不與宗教對立、不與自然對立、不與科學對立。儒學和基督教一樣，雖然不能直接開出科學、民主、自由、人權，但通過批判繼承、創造轉化，她可以更好地轉化並吸納現當代價值，使現代價值健康地根植於既有的文化土壤。因此，儒學是參與現代化的積極力量。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是以"仁愛"為中心的"忠、孝、仁、義、禮、智、信"的價值系統，其中的內容隨時代揚棄，在自覺注入時代精神，改造其內涵之後，當代中國仍必須以此為基礎重建中國人的真正具有內在約束力的文化認同、倫理共識、精神信仰、終極關懷。在全球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的時代，我們要有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要有相當的文化自覺。因此，我呼籲以"仁愛"和"誠信"為核心，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仁愛"與"誠信"不僅是傳統文化的精粹，也是可以與全球文明、宗教對話的核心價值。

"道不遠人"。一方面,儒學始終不離民間社會，儒學也不離現代生活，儒學內部蘊含著中國現代化足資借用的深厚資源，其價值具有經歷現代轉化進而呈現出新的深度和廣度的可能，儒學發展的歷史曾證明了這一點，儒學思想史上的人物，通過他們的人格與慧識，無時無刻不向我們傳遞這一點。另一方面,我們真誠地期許，國人能夠理性、理智地看待我們的傳統，不自外於我們的傳統，通過虛心的學習和同情的理解，繼承傳統人文精神，以向上的道德追求，疏解金元主義、物質主義、功利主義等現代生活中的種種困惑。從這個意義上講，"道不遠人"的另一面，就是"人能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