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海內外學者的交流互動十分頻繁，相互啟發，推動了學術創造。西方反本質主義、反普遍主義的思潮也影響到漢學界。誠然，我們充分肯定這些學者的思考及其成果，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把中國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歸結為關係主義、角色倫理。否則，就會消解儒學深層的超越性與終極性。此外，已故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對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熟人社會"的一套講法也是有限度的，無限放大了，就會看不清傳統社會與儒學的優長，以為傳統儒家理念只限於私德，無助於現代陌生人社會中公民道德的建設。

關於儒學現代重生在實踐領域的諸層面：

在國家層面，應有文化自覺，在指導思想上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為主，推動全民教育，首先是在體制內的教育中，在國民教育層面，回到以儒家教養為中心的四書教育上來。

在社會層面，在城市社區與農村鄉鎮，把弘揚傳統文化放在重要位置，規範冠婚喪祭之禮，適當恢復民間組織與民間信仰，倡導民間書院及自由講學，逐步復興民間社會與民間自治。同時積極建構公司文化，恪守職業倫理。

在家庭層面更是要自覺復興孝道，建設和諧家庭，在個人層面上堅持君子人格，強調知行合一。

我國需重建真正具有內在約束力的信仰系統，即以"仁愛"為核心的價值系統。從長遠的、健康的、高品質的社會目標來看，儒家"仁愛"思想可以純潔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調整人與天、地、人、物、我的關係，克治自我中心和極端利己主義。"恕道"對於環境倫理、全球倫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有助於全球持續性地發展。"誠敬"、"忠信"思想有助於整頓商業秩序，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並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進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

儒家的價值觀、義利觀和人格修養論，有助於克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坑蒙拐騙的行為。這些價值至少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的整合，和諧社會的建構，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儒家若幹價值觀念，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原則，與現代人權、平等、尊嚴、理性、道義等普世價值，不乏溝通之處，與現代化的新的倫理價值--個性自由、人格獨立、人權意識等完全可以整合起來。現代權利意識，現代法律生活，缺乏終極信念的支撐，缺乏深度、積累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之支撐，很可能平面化與片面化地發展。在法治社會的前提下，構建現代文明，建設公民社會的倫理體系，需要傳統思想資源特別是儒學的支撐。當前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官員、教師、高級管理人才的心性修養與人格培養；二是普通國民的倫理底線與道德素養。傳統文化的教養在今天有重大的安身立命的意義。人性、心性、性情教育，文化理念與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管總的、長久的。以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與溫、良、恭、儉、讓的品行來美政、美俗，養心、養性，是歷史上儒家教育的傳統，值得我們借鑒，將其用於今天公民社會之公民道德的建設之中，這也是我們今天構建和諧、文明的現代中國社會的需要。

王陽明強調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傳習錄》下）又說"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傳習錄》中《答聶文蔚》）又稱"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傳習錄》中《答聶文蔚·二》）顯然，良知就是至善本體當下朗現於是非知覺之中。這種是非知覺（自然靈昭明覺）必然蘊含著人決定一個道德選擇的方向，應當如何的道德原則，也就是天理。陽明又說："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傳習錄》中）很明顯，良知就是至善本體在是非知覺上的當即呈現與當下辨別，或者說是由對是非知覺當下判斷所體現的至善本體。在我國重新復興致良知教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原載鄧輝等主編：《東方哲學》第九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10月，第3-10頁）（愛思想2017-06-29）